龙应台认为莫言对农民、对饥饿、对“残酷”都有着深刻理解。图为2002年11月龙应台邀请莫言出任台北“驻市作家”。 ( 供图)

2012年5月作家龙应台就任台湾创设的“文化部”首任部长,十年前的2003年,她卸任了台北市创设的文化局首任局长。做局长的龙应台先后邀请了高行健和莫言出任台北市的“驻市作家”,其时他们都尚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莫言获奖,龙应台表示“特别欢喜”。

南方周末:当时你起意为一个城市邀请驻市作家,有什么期望吗?

龙应台:邀请高行健来驻市是在1999年,他得奖之前,莫言第一次来台湾是我在2001年邀请的,当时一同来的还有李锐、王安忆。2002年再邀莫言单独前来驻市,他整整停留了一个月。13年前,我们陆陆续续地邀请大陆作家到台湾来,有好几层的意义。第一层是,让两岸的人民认识到对方的心灵,文学可能比表演艺术、视觉艺术还要来得更深,所以持续地邀请大陆作家过来,同时也送台湾作家到大陆去,是一个双向的交流。第二层思索是,1999年,大陆作家还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出来,我有意地创造一点外面的空间给大陆的作家,期望外面的生活或可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体验、更多的灵感、更开阔的视野。他们认识了台湾,对台湾的情感也可能不一样。第三层,他们在台湾跟我们的各类作家、年轻学生座谈的过程里,对于我们的年轻学生和创作者也会给予不同的冲击。

南方周末:当时这些作家在台湾的粉丝多吗?

龙应台:高行健的作品比较是看门道的人才进得去,莫言的作品则是看门道和看热闹的人基本上都能跨入的。

南方周末:你曾经写过一本主要是关于海外作家的小说评论集,关于大陆的文学阅读你是没有写过评论的,对大陆作家写作的总体质量有怎样一个印象?

龙应台:不敢说,因为看得不够多。就能够看到的部分而言,好的作品蛮多,但是它的好有不同的衡量标准,有的是纯文学,有精湛的文字艺术和深刻的思想,可是另外一类,譬如那些带有个人自传色彩的作品,包括早期像丛维熙、王蒙、张贤亮等人的作品,对于我这样的中国境外读者也很有魅力,透过这样的作品,欣赏文字的同时,了解中国。

南方周末:莫言是你个人阅读中偏好的一个作家吗?

龙应台:我相当欣赏。

南方周末:莫言获奖之后,在媒体的关注中尤其是西方媒体关注中,政治的标准似乎成为一个重要的指标,那么在你看来政治标准是衡量文学的一个标准吗?

龙应台:我觉得挺烦的。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单纯”的能力──就用文学来看文学?难道每给一个文学奖,我们就先检讨作者的政治立场,或者先检查他是不是一个什么“主义者”?

再说,诺贝尔奖不过就是一个奖嘛。而且这中间带了很多片面的知识以及片面的接触,诺贝尔奖不代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标准。它不过就是一个18个瑞典的饱学之士所组成的阅读小组所作出的评选结果。因为是饱学之士,因为有大量阅读世界文学的经验,这个小组所选出来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好作品,但那不是一个举世的标准——那十八个人也并不这么宣称。实际上,文学哪有举世的标准呢?

更何况,这其中还有很多市场的因素,市场的因素就像是你进入一个超级市场,走过那些放东西的架子,某个品牌的洗发精若是放在和你的视线差不多高度的位置上,它通常卖得很好;如果某个牌子的洗发精放在跟你的膝盖一个高度的位置或者脚底的高度,眼睛不容易看见,那就很难卖出去。诺贝尔奖也是这样,世界上各种语系的作品,像印度、非洲、拉丁美洲有很多好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有没有被翻译,或者它翻译的品质不好,或说它的出版社不懂行销,那就等于它不被置于跟你眼睛等高那一格的位置上,难被看见。这些文学以外的因素,都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逻辑里。所以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好的阅读建议,但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绝对标准或者前提。在这个认知之下,可能符合这个标准的作品很多,只可惜没被看见。台湾的好作品也真不少呢。

南方周末:你关于诺贝尔奖的文章谈到西方汉学家们会用一种“中国味道”即观光客式的眼光看中国文学作品,你认为莫言的中选会有这样的痕迹在里面吗?

龙应台:你所说的这种现象当然有,但是刚巧对于莫言获奖,我不认为如此。而且我甚至也觉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们,在这么多年的历练之后,他们其实也相当有自觉,我觉得他们一定都问过自己“我投票给这个作品是不是我的东方主义猎奇心理在作祟”,这些饱学之士绝对不是没有警觉的平凡无知之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于莫言的作品,很多人是透过张艺谋的电影去看《红高粱》的,我猜想看过电影的人可能比看过小说的人多,对于那样一个浓烈色彩、语言和暴力的应用,再加上中国的土地为背景,是不是有猎奇和东方主义的东西在,也许,但是有的作品有超越性。读莫言的作品,你会发现他对土地、对农民、对饥饿,尤其是对“残酷”,是了解的,而且了解得蛮深刻。他也许不咆哮,但是不咆哮不代表他看不见。用“中国味道”来看他的作品,有点小看了。

南方周末:有人认为莫言的获奖不能体现诺贝尔文学奖的所谓对理想主义的关注。你觉得所谓理想主义和莫言身上有这样的关联吗?

龙应台:怎么界定理想主义呢?所谓理想主义,可能有一万种表达的方式吧?收或放、取或舍、怒吼或沉吟、当众激昂或闭门自苦──不都是吗?我自己比较不敢用一个标准一把尺去衡量或者要求一个模式的爱国、勇敢、英雄、理想主义。

南方周末:你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你的亲身感受中是否只有在华文世界才有这种诺贝尔情结呢?

龙应台:应该有两个层面,一方面这不是华文世界的问题,这是人类心理的问题。我相信当一个匈牙利的作家、波兰的作家、智利的作家得奖的时候,他的人民同样觉得光荣;但是另一个层面,华文世界把诺贝尔奖当作天上的星星那样的高度来看,可能反映出来的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还不那么饱满?

南方周末:华文作家获奖之后,华人的文化自信是不是已经被建立起来了呢?

龙应台:也许不那么简单,但是我有一点点奢望和期待。对莫言获奖我确实有一种特别的高兴,莫言是从汉语花园的泥巴里头长出来的鲜活的透明的大萝卜,它就长在你的脚下,就在你的花园里头。

我想的是,莫言的得奖是不是能够让中国土地上的人们有更多的反思、更多的追问,中国能不能够把莫言当做中国对外的一个文化大使?莫言得奖了,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会不会更有自信,因而把心敞开,更浑身放松、更从容不迫?

莫言得奖,我特别欢喜,因为有这样的期待。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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