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当权者

——围观美国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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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   
杨恒均进入专栏)  

  
  今天启程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参加“时代精神”( Zeitgeist ’12: The World Around Us ),正好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只有一个月,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不过,关于美国大选,我已经写过好多篇文章,读者大多也读过。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一次,大同小异,每次都写,只能是老调重弹。可转念一想,正因为每四年才来一次,那么每次来的时候,总有以前年纪尚小或不懂事的孩子又长大了,这样想想,觉得还是该写点东西。还要写多少代我不知道,总之,写到他们不用听外国的选举故事,每个年轻人都成为故事的主角为止。
  打开电脑,我开始猜想那些第一次听说或者第一次对美国大选有了点兴趣的青年人最想知道什么,以及我最想让他们知道什么。可想来想去,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总统候选人的辩论离紫禁城很远,而投票的过程又太沉闷。说说美国的政治体制与选举制度吧,估计年轻人提不起兴趣。
  想不出写什么,干脆看起电视剧来。用三个小时看完了美剧《越狱》的最后几集,这个故事好多情节发生在我正准备降落的亚利桑那州与凤凰城的。《越狱》拍摄于2005年,推出时人气很旺:英俊的小伙迈克尔·斯科菲尔德为了救被诬陷入狱即将被处死的哥哥林肯·布鲁斯而故意“犯罪”,被判入狱,入狱后他开始策划把哥哥带出去的越狱计划。计划实施中,一些重罪犯与轻罪犯也一个一个加入进来。越狱成功后,他们的处境更加凶险,各路人马对他们展开了追捕或追杀。先后卷入了从总统到狱卒、政府高官到联邦调查局探员等,这帮越狱的逃犯还同各坏鬼胎的政府执法人员一起对付名为“公司”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集中了位高权重的当权者、有钱人与精英,实际操控着美国的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是陷迈克尔哥哥入狱,以及追杀这帮逃犯的幕后黑手。迈克尔等不得不去同“公司”以及贪腐的执法人员、情报人员斗智斗勇,以此洗刷自己的罪名,获得自由。最终的结局当然是邪不压正,自由获胜。
  《越狱》虽没在大陆内地正式播出过,但据说在那里比在美国还热。想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相比美国大选,肯定有更多的中国年青人对这样的美剧感兴趣吧。不如,对美国这次大选的围观,就从《越狱》开始?
  
  人性与制度
  
  《越狱》从剧情到场景都比较单调,尤其是第一季,故事几乎全部发生在监狱内。但恰恰是第一季最有看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导演为了弥补场景单调而加大了对人物的描写,对人性的揭示。在监狱里,除了迈克尔之外,所有卷入的罪犯即便不是十恶不赦,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而不得不每天面对他们的狱警,则同样是冷酷、无情与自私的化身。第二季《越狱》的故事场景从监狱内转到监狱外,有些逃出来的罪犯立即暴露了本性,强奸杀人犯T-bag 又开始杀人,越狱犯们也开始为争夺一笔钱而相互欺骗甚至互相厮杀。加上狱警、州警与联邦探员的追捕与无处不在的“公司”杀手的捕杀,逃离了监狱的罪犯们离自由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
  只要放任人性的贪婪,纵容权力的滥用,监狱外面和监狱里面其实没什么区别。邪恶当道,无人是自由的,到处充满贪腐、欺骗与厮杀。然而,在逃亡与追捕的过程中,逃犯们与追捕者的人性都在发生变化,或者说逐渐暴露出来。那些政府大员、执法先锋与德高望重的“公司”要员们在追杀这群“社会垃圾”的过程中暴露了他们人性丑陋的一面。他们行使权力追求的不是正义而是金钱与更大的权力,冷酷无情的FBI探员Mahone 杀起人来,比T-bag有过之而无不及;发誓要和他们一起搞垮“公司”的中情局头头却原来是为了发财而利用他们;还有那些政客,更是翻云覆雨,生活在背叛与谎言中……
  而那些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罪犯们,却在寻求尊严与自由的艰难曲折中,渐渐露出人性光辉的一面。他们越来越团结,并与那些真正的邪恶展开了斗争。那个处处显得卑下的狱警Brad后来竟然为救自己追杀的罪犯而献出了生命;连杀人不眨眼的变态狂T-bag都有那么一刻想放下屠刀。
  人性,由善到恶,同由恶变善几乎是一样的容易,有如抛向天空的硬币,落下时很可能是任何一面朝上。人性,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也是政治制度与社会变革无法绕过的一个坎。由这样一部普普通通的商业电视剧中,我们也能看出,人性善恶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东西引发我们向善,什么东西诱惑我们作恶。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一旦那些掌握了公权力的政府官员与执法人员滥用手中被赋予的权力,他们几乎立马就变成比任何罪犯更可恶的罪人;一旦那些依仗权势的利益集团(“公司”)掌握了国家的命运,这个国家不会再有人是真正自由的。
  关于人性与制度,尤其是与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度之关系,也如素质和民主的关系一样,一直是争论不休的焦点。中国古代持人性本善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与孟子。因为相信人性是善的,所以只要注重教化,克己复礼,天下就和谐了。可惜,不管他怎么努力,就是无法教化统治者。中国历史上持人性本恶的最早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从人性本恶而推出了必须实行严控民众的专制理论。历史上的法家也是笃信人性本恶的,对于民众,要严法酷刑。当然,也不怎么成功,最终被残酷处死的也包括统治者自己。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被统治者用来驯化与对付民众,对于统治者自己来说,善恶好坏,则完全由着他们自己的性子。这和西方思想者的性善性恶论刚好相反,西方哲人说起性善性恶的时候,首先是针对统治者。
  有人曾以人性善恶来说明民主制度的缺陷,持人性善者说,既然统治者可以做到内圣外王,甚至人人都可以当尧舜,为啥要选举,为啥要限制“圣人”为人民服务的权力?持性恶论者更离谱,说如果人民个个都是刁民,自私自利,他们能够选出什么好东西?台湾不是选出了陈水扁吗?以前德国还选出了希特勒呢。
  以人性善或恶来排斥民主制度的人显然有一个盲区:他们都把统治者排除在“人”之外了。人性如果都善,为什么需要统治者来教化百姓,难道他更善吗?如果人性皆恶,为什么不让大家互相制约,“以恶制恶”,权力制衡,从而限制甚至消灭恶?难道统治者是唯一天生的善?——这是西方思想家的路数,也是推演出民主制度的理据之一。有智者早就说过,如果人性是善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因为人人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而如果人性是恶的,则更需要民主制度,因为只有大家互相制约,才能限制手握大权的统治者去作恶。
  我个人倾向认为人性本无善恶好坏之分,但出生后的社会与文化影响,却可以引人向善或带人作恶。向善,需要的是好的社会环境与正确的教育;作恶,则主要靠制度去限制。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必要性。
  
  国家与政府
  
  让我们回到《越狱》。《越狱》在揭示人性时,同时在揭露政府。而揭示人性的目的正是为了揭露当权者。你想啊,现实生活中虽然也有越狱的犯人改过自新,但那么多逃出来的犯人都开始向善,是不是有些夸张?更夸张的是,从政府部门与执法部门派过来追捕他们的人竟然一个一个都是彻头彻尾的坏蛋?多看几部好莱坞大片与美剧,你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导演把罪犯一个一个弄成“好人”的目的正是要对照那些来自政府部门的所谓好人,其实都是包藏祸心的坏人!
  现在回顾一下你看过的大部分类似题材的好莱坞电影与美剧,是不是都是这个套路?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里说:“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鲁迅这句话里用的是“中国人”,如果稍微不小心,就会扯到人性上,甚至会扯到中国人的独特的劣根性上。但世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出现过杀害刘和珍女士这种残暴的事。鲁迅后面的话说得很清楚了,杀死刘和珍君的,是制度,是军阀,是连“八国联军”都自叹不如的屠杀学生的政府,是制度允许掌握权力的人杀死了刘和珍君。这和中国人扯不上关系,因为,刘和珍君本人也是一名中国人,鲁迅眼中好的中国人。
  鲁迅这句话是不是应改成: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中国的当权者。——这样一改,鲁迅就从文化与人性决定论者,变成了制度决定论者,他可能会失去很多读者,但中国的进步会稍微加快一些。事实上,在现代文明的国家里,“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当权者”,已经成为指导公民处理同政府之间关系的不成文准则。自由民主制度宣称把权力关进了笼子里,但狂野了上千年的权力哪里会那么服服帖帖?再说,民主制度也有漏洞,也需要不但完善。
  但只要民众始终有这个意识,权力总会被关进笼子里。而对于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也应该认识到,要就是主动配合民众把自己手里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要就是某一天他们自己被人民关进笼子里。这就是好莱坞大片与美剧中常常宣扬的一种价值观,很多读者看美国电影与美剧觉得过瘾与解气,其中就和这种理念大大有关。
  说到这里,该找机会讲一下国家、制度与政府的关系。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我发现不但我的一些读者,甚至一些媒体人与学者都在实际分析中混淆这些概念。中国媒体转载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民意测验,大多测验显示,民众对执政者的“满意度”并不高(大概都在50%左右),有些甚至跌到35%以下。这些民意调查基本都符合事实,问题出在一些中国媒体人的点评、学者的分析与网友的留言上:西方的民主制度出问题了,看看他们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多么低,以及大家都不想去投票。
  他们对国家与政府、制度与制度的执行者这些概念也许清楚,但面对实际的事务,就犯糊涂了。事实是,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过去50年的历史中,当民众被问到对国家的政治制度(自由民主制度)是否满意时,几乎没有一次满意度低过80%。也就是说,西方的国民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满意度高达80%以上。这种民意测验由于没有多大现实意义,加上数字变化也不大,所以大多是学术机构来完成。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民意调查,所问的问题是:你对这届政府是否满意。也就是问你对现在的当权者是否满意。
  两者的差别太大了!拿美国来说,民主制度建立于230年前,逐步完善,至今还在不停改进,但从始至终,都没有多少美国人反对这个制度。可是,每一届政府(administration)的民调支持率几乎没有几个达到80%以上(少数几个达到的都是因为大敌当前,民众一致对外,例如911时的布什政府)。西方民意对政府的满意度能在50%到60%左右已经算是可以的了。任何时候,几乎都有将近一半的民众,对政府不满,对政府保持高度戒备,甚至“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政府”。
  我们还应留意到一个现象:当美国人对某届政府满意度大幅下降时,他们反而对自由民主的制度寄托更大的希望,也对之更有信心,他们对政府与当权者最严厉的指责是:当权者偏离了美国的政治制度,背离了从国父们就开始的美国传统价值理念。
  
  谁在统治美国?
  
  如果你有心也有胆的话,还可以做一个比较:在有些国家,例如太平洋的另外一边,某种不那么科学的民意测验显示: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非常之高,有时高达98%。我想,即便去掉一些不敢说真话,或者被洗脑的人,剩下的比例恐怕仍然不会太低吧,可是,当你去问一下那里的人对当今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是否满意时,如果人们都可以说真话的话,比例估计会低到30%以下。而这两个一高一低的比例其实是相互关联的:正因为人们对制度与体制失望,才让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执政者个人身上;正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制度处处失误,给自己造成灾难,也因此才会对执政者给了他们一点点好处而感激涕零。
  当奥巴马2008年带着“改变”的口号进军华盛顿时,它是要改变美国政府及其
  运作,而不是美国的政治制度,相反,这位祖先曾经遭受美国白人欺压的黑人政治家,口口声声要回归美国的传统理念,维护国父们开创的政治制度。每次大选,类似情景都会重演,例如今年,大选中正在挑战奥巴马的罗姆尼,也是拿奥巴马偏离了美国优秀的传统价值理念来说事。而在太平洋另外一边的中国,情况却恰恰相反,那些声誉最高的政治人物,都是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或者把制度更新与体制改革挂在嘴边。在美国,政治人物以回归制度的改革而赢得老百姓的支持;在中国,政治人物不得不克服制度的局限,冲破重重阻力,为民众做一些事而受到民众的爱戴。
  换句话说,我们依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我们依靠的执政者,而不是选出执政、并赋予他们管理与维护的那个制度。所以在中国,人下政息是常态,民众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位领导的身上。领导也不好做,因为他们是这个制度的产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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