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预言

    题记: 新中国,非由王朝中国转化,乃从文化中国分娩。它不再是天地中心之国,不再是天下中央之国,亦非五行之首的中国,可它还是中道之中国吗?那要看怎么说。若以“三纲”为中道,那它不是;若以民主为中道——普世价值,那它就是。以民主为新中国接生,早就被梁任公预言。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贡献有很多,我们认为,他对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贡献,是以民主为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大中华民主国”的国号。
  
    历代王朝,都以中国自居,却不以中国为国号,这是为什么?寻常称谓,往往有深意,我们太熟悉了,反而忽视。中国观念,按照魏源在《海国图志》里的说法,是世界性的。
  
    章太炎先生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说“印度亦称摩揭陀为中国”。那是孔雀王朝兴起时,佛教为国教,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国成为佛教中国。但仅仅一百多年,孔雀王朝就崩溃了,摩揭陀中国随之解体。
  
    太炎先生认为,“摩揭陀中国”仅仅是作为地理空间上的中心与边缘来使用的,不具有王朝的属性,也没有天下观的主张。
  
    可汉土中国有所不同,它有王朝领域的中国,还有历史形态的文化中国。王朝在兴亡交替中改朝换代,而文化,无论兴衰,都在发展,明末清初,顾炎武说,亡国可以,亡天下不行,那“国”便是王朝中国,而“天下”就是文化中国,正是有了文化中国的存在,中华民族历数千年,虽多劫难,迄今未衰。
  
    国家分裂时,文化中国便是历史的统一体,为统一提供范式;每当易代之际,文化中国都会以民间为基地,为革命提供合法性依据;异族入主后,文化中国亦可以夏变夷,以革命攘夷。
  
    关于文化中国,儒家用“道统”来解释:“今所居者中国,尧舜禹汤文武之所立也;所业者六经,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作、周公仲尼之所述也。”清朝入主后,就拿“道统”来说事,雍正帝说,是不是中国,不要从地域上分,要从“道统”上来确认,我朝所承之统就是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所用之人都是中外一家之人,所行之政也是中外一家之政。这还不是中国么?但文化中国远不止“道统”一面,还有来自《山海经》的“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民间社会的那一面。
  
    雍正所谓“道统”中国,显然与反清复明的文化中国有别。文化中国,非哪一派哪一家的传统,非哪一朝哪一代的样式,它是整体性的五千年文明的产物,其自然形态曰“江山”,社会形态称“民间”,文化形态叫“历史”。而“道统”出于儒术,不过是王朝中国的意识形态化。
  
    只要一家一姓的王朝还在,“中国”就只能是王朝的中心属性和领域,不可能成为国号。
  
    到了晚清,王朝中国连地球是圆的都不知道。可文化中国里,早已有了世界地图,有了孔子与耶稣同源,还有中西会通的几何学。有人说“清初之学大”有二,一是响应明末顾炎武的号召,做天下兴亡的学问,二是接着徐光启做中西会通的学问。王朝中国排斥西方并以夷视之,可文化中国却为西学的到来作了准备,预留了一条近代化之路。
  
    戊戌变法时,湘人皮嘉佑有《醒世歌》问世: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如同日心说打击了基督教一样,地圆观念颠覆了王朝中国的天下观。
  
    叶德辉对此很不满,他说,地球是圆的,不能指定一地为中,但在“五行”里是有中央的,亚洲居地球东南,中国居亚洲东南,而五行之位,以东南为首。以五色配五行,黄属土,土居中央,而中国人都是黄种,可见开天辟地时,就把中国人放在了五行的中位。满人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说:中国是“中道之国”,且“后凡有国者不得争此中字矣”。当时能支撑中国脸面的,也就这道了。没过多久,郭嵩焘出使英国,连道也靠不住了。
  
    因为,郭发现西洋立国也有“道”,其道一为议院政治,一为民选政治,他在《使西纪程》里写道:“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谈到英国两党制,他说,二百年前,英国就“设为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剂之以平”。
  
    中国政治,是圣人一身之政治,而西洋政治,为一国公民政治。因此,“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本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是十分有信心的,武力或有不如人时,文化永远自鸣得意。可郭嵩焘这么一说,中国人在文化上也有点蔫了。
  
    原来以为技不如人,现在懂得道也不如人。那时,中国正组建海军,要有一面国旗,慈禧认定“龙”为君身,金乃皇家色,就选了三角形黄龙旗来代表,命水师船舰都要悬挂。
  
    郭嵩焘却唱反调:国旗都是长方形,没有三角的,而且船上挂黄旗,是有人病危,向别船求救的信号,黄龙旗因此变成了病蛇旗,以此为国旗,“太为失考”。别看朝廷总拿中国说事,可有关中国的一切,都是临时凑合,为建海军,凑合了一面国旗,为办外交,李鸿章还凑合了国歌。
  
    国旗、国歌就这么凑合,还有国号呢?连凑合都没想过,黄遵宪曾建议,以“中国”为国号,他说,世界各国,都有国号,独中国无之。各国称我国人,称汉人,称唐人,都以朝代称,不以国号称。各国称我国,或称支那,或曰差那,或谓差能,皆非我国固有名称,究竟“差”哪?
  
    “差”在家天下,王朝霸占了中国,还要国号干什么!只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够了,何必为中国正名?起初指望立宪,立宪失败了;后来转向革命,革命异化了。在通往立宪之路上,中国人第一次脱离王朝而有了独立的国体意识,梁任公一呼,有《少年中国说》出。
  
    1900年,是二十世纪的起点,中国正在蜕去王朝的皮囊,要独立于世了。
  
    梁任公得风气先,他发现:在王朝的废墟上,走来一位美少年,那是谁?啊中国!从青色的春天里走来,充满了青春的气息,那便是青春中国。自然四季,冬谢春生;天地之际,青春受谢,方死方生。美哉!旧王朝方死,新中国方生,方死者如夕照,如秋后柳,如地上霜,方生者如朝阳,如春前草,如山中泉。
  
    天地大矣,前程辽矣,日月所照,风水所及,新中国萌芽矣。以往之中国,虽有国之谓,未成国之形,或为家族国,或为酋长国,或为诸候封建之国,或为王权专制之国,何尝有国体?朝也者,一家之私产;国也者,人民之公产。梁启超先生之说,或出自西学民主思想,亦源于文化中国之理想。
  
    1902年,他发表了预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书中提出,理想的国号,应该叫做“大中华民主国”,而理想的开国纪元就在1912年,被他说中了!这一年啊,刚好就是中华民国元年。
  
    新中国,非由王朝中国转化,乃从文化中国分娩。它不再是天地中心之国,不再是天下中央之国,亦非五行之首的中国,可它还是中道之中国吗?那要看怎么说。若以“三纲”为中道,那它不是;若以民主为中道——普世价值,那它就是。以民主为新中国接生,早就被梁任公预言。
  
    原文地址:http://www.jguo.cn/article-1628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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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0日, 1:30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