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公式

  

一位网友把一段纪念苏联卫国战争歌曲的视频放在微博上,说:“听这首熟悉的歌,你会感到它在俄罗斯人心中的分量,我想,也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的民族,才可能具有战胜法西斯和一切极权统治的勇气和力量。”我点开视频边看边听,这是一首合唱,由一个女声领唱。听着听着,头脑里却回旋出纳粹德国第一装甲师“闪电部队在前进”的旋律(当然,网上有人说这曲子有错讹)。于是我跟了一贴:“纳粹进行曲、战歌等和这里分享的是一种旋律”。这种旋律是进行的,雄壮的,顿挫有力的,让人听了热血沸腾,恨不得化身融入。可以说,我这一代人从小就是泡在壮歌之类的旋中长大。就我本人而言,当我如果惯性地为其感动时,立即就会产生警惕,以扼制而非放纵这种感动。我知道,人一旦感动,他的理性就开始睡觉了。

其实,那个跟帖,我真正想说的是另一句。上个世纪二战中苏德之间的战争,如果纳粹是一种法西斯;那么,战胜纳粹的,其实也是一种法西斯。上面说到那个卫国战争歌曲的旋律,在我耳朵里,分明也有相同于纳粹曲子的法西斯性。

这里,我必须申明,自二战之后,法西斯一词已经不可救药地“臭名昭著”了(我本不想用这个带有强烈文革色彩的词,这里是故意而为)。在人们的想象中,法西斯是同野蛮、残暴、独裁联系在一起的,与此相连的,还有二战电影中德国军队的一些镜头,包括他们挺括的军服、锃亮的钢盔、鲜红的袖标、漫卷着印有纳粹符号的旗幡、广场上整齐的阅兵方阵以及海浪一般的万众欢呼等。因此,法西斯一词早已固化了我们对它的认知,更何况那个时代还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里面有一句经典化的台词: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因此,我要申明的是,法西斯在我这里不是一个先在的负面对象。如果我们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法西斯这个词具有相当的正面性,而且风行一时。对一个词或由它所反映的现象不能成王败寇。再说,你认可它也好,或者否定它,都属于价值表述。但我们在行使自己的评判前,还需要从事实层面弄清楚它究竟是什么。此即“事实判断”优先于“价值判断”。这里笔者尽可能保持价值中立,试图就对象本身来探索法西斯的含义。

 

 

法西斯现象首先并非是一种德国现象,它最初形成于意大利;所以我们经常说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当然纳粹也是一种法西斯形态;正如后来极权主义的苏联,亦为法西斯现象之一种。因此,如果谈法西斯,当从意大利谈起。1921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创建了世界第一个以法西斯命名的政党,这个政党的名称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其原义为捆在一起的棍棒,中间插着一柄斧头。这是古罗马行政官的权力标志,棒子用于笞刑,斧子用于死刑。那一捆束棒,音读即为法西斯。很快,继意大利之后,法西斯便成为一种欧洲现象,奥地利、比利时、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挪威,包括英法两国,分别都成立有法西斯性质的政党。转至东方,日本为法西斯军国主义且不论;当它传到中国时,当时媒体还把它形象地意译为“棒喝主义”。

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法西斯,没有我们今天这么贬义。它甚至是我们正面学习的对象,这里我不妨以胡适为例。1926827日,胡适从欧洲致信徐志摩,说自己在国内日子过得太好太舒服太消沉了,因此,出来后受到很大刺激。胡的刺激,一个来自苏俄,在胡眼中,苏俄很有发奋振拔的气象:“看那1890-1917年的革命运动,真使我们愧死”。另一个刺激就来自意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成了学习的对象。胡适很肯定地说:“我们应当学Mussolini的‘危险的过日子’”,进而又说“我们应当学德国;至少应该学日本。至少我们要想法子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可以说,俄、意、德、日这几个国家即使在当时都已经是法西斯的不同类型。更有意味的是,在提倡学俄、意、德、日的同时,胡适这样批评英国:“英国不足学;英国一切敷衍,苟且过日子,从没有一件先见的计划;名为evolutionary,实则得过且过,直到雨临头时方才做补漏的功夫。”

此封信中,胡适提及“傅孟真几天之内可以到Paris。我在此等他来谈谈就走。”这个傅孟真即傅斯年,据胡适1926918号日记:“晚上与孟真谈政治。他总希望中国能有一个有能力的Dictator who will impose some orderciviliation on us[独裁者,以整饬社会秩序,再造文明。]我说,此与唐明皇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有何区别?况Dictator[独裁者]Mussolini [墨索里尼]之流,势不能不靠流氓与暴民作事,亦正非吾辈所能堪。德国可学,美国可学,他们的基础皆靠知识与学问。此途虽迂缓,然实唯一之大路也。”这段记载,表明胡适思想的复杂,他从一个月前的激进立场退了下来,尤其当他的弟子激进时。他分明考虑到了法西斯的另一面,这一面会让知识人感到不堪。但从中也可以看到他的学生傅斯年,其思想不无受到法西斯的某种浸染。傅当时在欧洲游学,先英国,后德国。他之希望出现一个有能力能整理秩序的独裁者,从而改变国家低迷消沉的状况并使之复兴,这其实正是法西斯主义在当时的社会心理表现。当时意大利的情形是这样,德国的情形也是这样,于是,意大利出了一个墨索里尼,德国出了一个希特勒。

胡、傅等人希望国家振拔复兴,有焕然一新之貌,统治者又何尝不是如此。1930年代,内忧外患的困扰,使战乱后的中国危机重重。为了冲破困局,北伐之后获得政权的蒋介石,即有心开始全面整顿社会。可以说,他就是傅斯年心目中那个有腕力能铁血一心要振兴国家的独裁者,蒋某人其实也未必不正以此自期。和孙中山不同,蒋介石一改以往的以俄为师,转而以意为师和以德为师;因此,三十年代早中期,中国大地遂有过一场借鉴法西斯(当时又译为法西斯蒂)的政治浪波。1932年,蒋介石在谈“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时指出:“执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强调“三民主义下没有私见,法西斯蒂下没有个性”。 19339月,蒋介石有如何做革命党员讲演,其中把法西斯主义共同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三: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个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认识自己民族过去的历史是最光荣的历史,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第二是要一切军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组织,其精神,其活动,一定统统能够军事化。……换句话说,统统要服从、牺牲、严肃、整齐、清洁、确实、敏捷、勤劳、秘密、质素朴实,共同一致,坚强勇敢,能为团体、为党为国来牺牲一切。”“第三是领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有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于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便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政纲,尽管它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很吊诡地倒是当时反法西斯的势力)。当时,国民党内部一些激进而有理想的廉洁之士,痛恨国民党的衰腐和国民状态的堕落,仿照意大利黑衫党和德意志褐衫党而成立一个别动组织“蓝衣社”,就是一个以蒋介石为领袖并向其效忠的法西斯政团。

 

 

以上的叙述,基本上没有我个人的价值取向,至少此时此刻我尤其不想妖魔化法西斯,那太便宜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法西斯的形成与诞生,有着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心理基础,同时它的面目也没有后来那么可憎。当然,这不是说它一开始就没有问题,相反,它的问题一开始就那么显见。只是对这问题,不同的价值取向会有不同的评判,而且是非正好相反。所谓是者是之,非者非之,那么,是非之外,法西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审视一下它的logo吧,有的时候,形象比语言更简洁也更得力。我不想在这里重复老生常谈的法西斯特点,我觉得它的特点在它的图案中已经表达得如此充分。注视一下那个当中插着一柄利斧的束棒吧,法西斯的全部秘密其实已经公开在你的眼前,就看你如何对它解读。

构成法西斯图案的要件有两样,一是束棒,一是劈斧,两者各有其指涉,并由此构成了我们解读法西斯的必要的索引。如果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法西斯,我要说的第一句,那是针对束棒而言,它所内涵着的语义,不妨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的正面性无可置疑,但它确实可以导往并且事实上也导往了法西斯。反言之,如果人作为个体没有像束棒一样紧紧捆缚在一起,则无以产生法西斯。法西斯不可能是个体的,也不是乌合之众一般的群体,它是个体被束缚在一起的一个集体。惟其如此,它才能产生一般个体和群体无以产生的合力。还是年幼时,笔者就听过这样的故事:一位年迈的父亲,把他的十个儿子喊到床前,他拿起一支筷子,折给儿子们看,那支筷子就断了。然后他拿过十支筷子,用带子扎起来,再折给儿子们看,结果筷子完好。儿子们当然明白父亲的用意,这个故事的隐喻就是团结起来力量大。然而,它和那个法西斯的图标委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法西斯离不开那被捆束起来的棒子,但,散落的棒子被捆束起来,还只是法西斯的一半。最后需要完成的是同样重要的另一半,那就是插在束棒之中的斧子。这里,斧子的符号指涉是权力,那捆束棒乃是为其所支配的对象。如果没有那么一个集体化了的或一体化了的对象,斧子反而失去了自己的所指。由于它位于被捆束的棒子中间,棒子则围绕着它向心;因此,图案本身就已经勾勒出了棒与斧的关系——这就是我用以描述法西斯的第二句话——“一切服从权力”。在此,团结就是力量的“力”,需要被导引到斧子的指向上。于是,有了一柄斧子的束棒,就不像以上束筷,只是防御性地怕被折断。它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四下出击,甚至所向披靡。

根据以上,我们完全可以用一个公式图示什么是法西斯:

 

法西斯团结就是力量 + 一切服从权力

 

这两句话或这两个构件,是为法西斯密码,缺一不可。没有民众这样的束棒,法西斯就失去了它的可能;有了权力一般的斧子,法西斯就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因此,20世纪历史上的法西斯,如同一幕活报剧,上演者就是无数束棒一般的民众和对他们握有支配权的领袖。换言之,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或者,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法西斯就已经诞生了而且必然诞生,尽管它的称谓可以不叫法西斯。意大利虽然称谓法西斯,但只是法西斯的一种形态,德意志不叫法西斯叫纳粹(即民族社会主义),但它也是法西斯的一种形态。当时处于纳粹对立面的苏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极权主义——更是法西斯中的法西斯。甚至,就英美而言,在其战争状态下,尤其对作战部队而言,同样是符合这两个构件要求的法西斯,否则它无以应付这场战争。此刻,我们需要尽可能袪除我们头脑中积淀而成的法西斯的狰狞形象,至少我个人的表述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多少价值色彩,它只是力图清晰地说明法西斯是什么,而尽量不涉及它的是与非。价值中性如果是我们此刻审视法西斯的前提,那么,我必须承认,参战的英美部队和苏俄部队,同样需要贯彻“团结就是力量”和“一切服从权力”的战争法西斯原则。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参战各方,无不具有法西斯性。

笔者所以撇去法西斯各种意识形态的外衣,仅从其构成角度解剖,盖在于披上各种政治外套的法西斯太具有迷惑性,以致我们无法看清其本相。法西斯从其人性的根源和权力本性来看,它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结束。20世纪已然过去,但法西斯肯定不是一个历史过去时,它毋宁就活着今天的各种可能性中。如果一根棒子是独立的,一束棒子则无法有独立的个体选择,它只能被选择。上文那位老父以筷为喻,殊不知,筷子的功能是拣菜,它必须有自由伸展的空间。然而,当它们被束在一起时,空间被减至最低,自由丧失了,原有的功能亦随之丧失。筷犹如此,人亦如是。集体中的人没有独立可言,也不可能让你独立。这其中只有合并起来的个人的力量(power),没有个人的权利(right)。集体需要个人的正是这种力量,因为一百个人集中起来的力量要远大于单个的一百个人的力量。操纵这种力量的,乃是领袖意志或由他所代表的集体意志。因此,面对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特殊重大事件等,这种力量是必要的,这无疑是法西斯的正面性。但,如果是日常生活状态,人则总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即人是群己中的个体,而非被集中起来的个体,后者分明反自然。毕竟个体自在自为,方可以成为一个有理性的主体;集体化的人不然,只能集体地成为被操纵和被运作的客体(工具)。这样的客体集众多个人为一体,因而看不清其中的个人的眉目,它本身变为一个庞大的物自体,故可以名为集体主义。由于集体必然要求忘我,因此,任何一种集体主义都可以成为法西斯诞生的温床。它不是从中诞生出一种权力,反过来控制自己;就是权力用它的各种手段,把个体集为一体。权力与集体的关系,就是斧子与束棒的关系。棒与斧的交集,不但是法西斯的象形,同时也内涵着法西斯得以形成的秘密。

 

 

今天,如果我们要警惕法西斯,就必须警惕凌驾于个人本位之上的各种集体主义,尤其是权力发出它的召唤时。当然,法西斯不会再以法西斯的名头出现,它早已“臭名昭著”了,但它可以换上各种不同的马甲暗度陈仓,或招摇过市。换言之,法西斯不是主义,它总是以各种主义的名目出现。今天,举凡国家主义、(种族主义)、阶级主义、社会主义(俄苏式的或类似于俄苏的),几乎无不涵摄着法西斯的基因。尽管在政治性质的解剖上,它们可能是威权主义,也可能是极权主义;但,所有这些主义概为法西斯的不同类型(当然,左的极权主义的法西斯其危害远甚于右的威权主义的法西斯)。它们所以具有法西斯性,因其价值诉求俱在个人本位之上,同时又注定离不开权力对它的范导,甚至它本身即表现为权力运作。以上谈法西斯时曾言及英美,那是因为二战。在战争之外,英美国家由于制度上始终奉持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故法西斯无以席卷整个社会,哪怕这个社会中分明有法西斯性质的政党存在(如英伦)。德意俄不同,不独战争,它们的整个社会形态都是法西斯化了的,国家总是带有战争动员色彩,正如以上蒋介石言及法西斯基本精神时强调“一切军事化”(即使没有战争,也要推行类似战争化的大规模的社会群众运动)。权力显然知道,只有战争状态或运动状态,最有理由也最为方便把无数个体拧成一个集体,当然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比如为了复兴。

“国家是一个有生命的超乎一切的集体组织,他的全部机构,就是一个完密的生命全体,每个国民就是构成这个生命全体的一个细胞。”此语出自蒋介石,它其实就是个人与国家关系中的法西斯。蒋氏提倡有心,推行无力;但当年意大利如此、德意志如此、前苏联如此,和前苏联类似性质的国家俱如此(尽管后者在口号上反对法西斯)。因此,对这些国家而言,这是一种不难观察到的现象:国家政治领袖喜欢穿军服,喜欢广场,喜欢阅兵,喜欢运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经常充斥着军事化的词汇和色彩,墙上和街头不断更换横幅和标语,到处流行的都是宏大叙事的口号,广播电视经常播放大合唱、进行曲,气势恢宏,媒体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提倡奉献与牺牲,歌颂民族的光荣过去,渲染明天的宏伟目标,呼唤万众一心,凡事强调统一,由此延伸出各种社会运动及动员,民众则很容易欢呼并沉浸于那些超越个我的各种伟大的社会规划,他们自豪、激动、忘我、欢呼并愿意奉献自己作为螺丝钉的一切。

正如前文所言,法西斯在战时,有它存在的必要,甚至必须。但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人类必须远离法西斯。法西斯只有集体没有个体,只有权力没有权利——“细胞”有何权利可言。然而,纠结在于,不但任何一种体制,只要是权力,无论是德意形态,还是俄苏形态,抑或宪政民主性质的英美形态,都天然倾向于法西斯、倾向于权力支配一切,这是权力的本性(只是英美社会有其制度上的制约)。转就民众本身,亦有其法西斯之内倾,亦即具有结群为法西斯的可能和天性。人的“个性”与“群性”都是天性,就后者言,它有其吸引人的地方,至少集体可以给人提供安全感,也可以给人以力量,甚至荣誉。这时个人不再是独立的个体,不再具有独立的个性,一切都不需要你独自面对与担当,也不需要你负责,你只需要把自己交出去。如果人岂非没有把自己交出去的天性,那么,人民其实很容易成为法西斯,特别是在广场上。人民身上内潜着的法西斯性,很容易为艺术所发酵,包括音乐、宣传画、雕塑、大型建筑、影视、广场集会等。这些正是当年纳粹鼓荡民众的拿手好戏,今天的政治家也不缺乏这些桥段。这里尤其是音乐,进行曲的旋律本身就能回旋出一种法西斯,它吸引你跟进,让你化入集体,而且叫你的步伐和身体的节奏还要同别人整齐划一。特别是进行曲有其听觉上的壮丽感,直接激发生理,使你不自觉地消融到它的节拍中。俄苏战歌、纳粹战歌、英美战歌,意识形态可以不同,但它们的音乐语言是一致的。我作为一个文革中和文革后乃至今天听惯了战歌复赞歌的人,很自然,就像戒惧广场一样,有所警觉于这类亢奋性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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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7日, 10:00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