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

华南新闻中心 李宁

和讯网消息 值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两年多之际,和讯网专访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就当前的经济现状与房地产调控之间关系做深度解读。

许成钢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与房地产调控有着密切关系。

“政策出来以后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半路收回去,因为它发现它会把经济打垮,第二种可能就是一定把经济打垮,就是说你一定想让行政限制房地产需求的政策生效,如果一定要见到它生效,那代价就是把经济打垮,经济不垮房价下不去。”许成钢明确指出。

诸多学者曾提出放开18亿亩土地红线提高土地供给,但各界对此建议争议巨大。许成钢则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这只是表象。

“问题比这个远为更复杂。中国土地供给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触动它的体制,那么它看上去像是政策问题,如果只限制在政策层面,不看体制,那当然政策层面上有一个18亿亩红线这么一个伪命题,当有了这样一个伪命题就导致这样一个政策。”

在他看来,土地供给、强制拆迁以及土地财政包括房地产价格的所有问题,其根源是土地产权问题。这也是造成整个社会矛盾的关键。

许成钢称,如果政府愿意改革可以从承认小产权房开始,而后“一步一步的扩大承认私有土地产权。”

以下为和讯网对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访谈实录:

未来15个月至2年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可能性不大

和讯网:就美国推出QE3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您认为这一轮刺激政策将对美国经济、中国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

:QE3货币政策的设计完全针对美国经济,并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它针对美国经济最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呢?是美国的房地产。大家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它的根子是美国房地产的次贷所导致。次贷至今在美国还没有被消化掉,只要这个次贷不消化掉,整个美国金融就有问题,整个金融有问题就导致了投资有问题,经济就不能恢复。

所以,它认定这个问题需要外面帮助,那么它采用的帮助办法就是所谓的QE3。具体是什么东西?就是它每个月要花4百亿美元去买坏债,买和房地产相关的坏债,直到买到把房地产市场返回来,所以,它没有设限制。

买到什么时候为止?买到把这个市场转回来为止,所以这是它的目的。

美国现在失业率比较高,高的原因是投资不足,投资不足的原因是金融有毛病,金融有毛病的根源是这一大批坏债没有被消化掉,所以,这就是它的动机。如果它能够如愿以偿的话,那么在未来也许八个月、十个月里,能把美国金融背后房地产的问题解决了,就会解决他们金融体制里面的坏债的问题,解决它的失业问题。但是它现在这么做有一个危险,就是当它宣布了QE3以后,能源价格立刻起来了,在它能生效之前,如果能源价起来,由此推动了一个通货膨胀,那就糟了。

因此,联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它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认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大的通货膨胀。如果它的判断是对的,如果不出现通货膨胀,它这样做就可以纠正它的问题。它的问题纠正以后,反过来会帮助其他国家的经济,包括中国。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这个判断对还是不对?实际上由于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虽然经济学家可以做模型计算,但任何模型都是做了简化的。所以,当你简化不适当的时候,你可能正好把一个最大的问题给简化掉了。因此,我个人认为,联储的决定正确是大概率事件,尽管我也没有100%的把握去判断一定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我认为在未来的15个月至两年内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换句话说,就是我个人的判断和联储的判断比较相似。

和讯网:国内许多学者也都认为QE3对中国是利大于弊的,尤其可能是股市方面。另一方面,前段时间中国的外资有一些流出,大家也比较担心。这方面您觉得会不会对股市或者对资本外逃产生一定的利好?

许成钢:应该是的。过去人民币已经开始走软,人民币走软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资金开始流出去。当QE3来了以后,美元的汇率下去了,本身带动了人民币上来,那么这个就会帮助资金外流停止。还有一面它会反过来影响中国的货币政策。因为过去一、两年内的时间里,中国基本上保持货币紧缩,当中国的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是否坚持货币紧缩政策本身是值得讨论的。

现在由于QE3来了以后,它实际上逼着中国的中央银行放弃货币紧缩政策,因为它要维持汇率,为了维持汇率它要对冲,所以它会逼着放松银根。我个人的看法,在中国的经济严重疲软的情况下,适当放松货币供给是帮助中国的。

中国近期错误经济政策的核心是“房地产调控”

和讯网:在货币政策方面,国内像许小年教授一直反对宽松货币政策,认为像抽鸦片一样,包括我们看最近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方案。您觉得如果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对整个中国经济转型有很大的副作用?

许成钢:中国存在非常基本的经济结构问题。非常基本的经济结构问题本身和货币政策之间没有固定的关系,国内大量的讨论,过多的把问题归到货币政策上去了,好像货币政策如何就导致了经济结构如何。实际上经济结构的问题,是个制度问题,货币政策问题是相对小得多的一件事。

包括美国的体制里的问题和货币政策之间也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比如说有些人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是格林斯潘时期的货币政策,那都是没有道理的,货币政策本身是不会产生金融危机出现的,如果只是货币政策的事情你见到的一般是通货膨胀和失业这些问题,货币政策本身和经济结构没有固定关系的。

同样,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不是货币政策带来的。只不过当人们不去面对经济结构问题的时候,单纯在货币政策上想办法,你是想不出办法来的。所以,你光是靠放松银根是不行的,但是你一个劲的紧缩银根肯定也是不行的。所以,我刚才讲在现在中国应该有严重的问题时,还要继续紧缩银根一定是错的。

但是当我们分析为什么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时,这个问题一定超出了货币政策本身,一定要去寻找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中国现在碰到的严重经济增长快速下降,那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爆发后让大家看到的,但实际上现在中国问题的根源是它的结构问题,还包括了相当一些严重的经济政策的错误,就等于结构问题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分析的事,本来就是要导致问题,然后再加上错误的政策,双重下来就出现了现在的问题。

具体一点讲,我这里说的结构问题和政策的错误,指的是什么呢?结构的问题要展开就很长了,我有发表了的文章在网上,这里不展开讲。经济结构的问题所导致的基本的后果就是内需不足,当我们讲内需不足的时候,内需不足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的,货币政策会影响,但是单是它是不行的。内需不足的核心原因是经济结构带来的,当讲错误政策的时候,具体我指的是什么呢?当然有若干错误政策,那么我最集中想要提高的错误政策是什么呢?是用行政方法打压房地产,就是所谓的房地产调控,这个是错误政策里的最核心的东西,这个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是最严重的。

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出现现在的问题。尽管我不会过多在媒体上表态,但我在一年多以前就已经公开说过若干次,用行政手段打压房地产市场是错误的政策,最具体的一个就是行政上的限购。当时我就说,因为我之所以要重复我以前说过的话,因为我当时说的和现在发生的事是完全一样的,当时还没有出现现在的后果,我当时就说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半路收回去,因为它发现它会把经济打垮,第二种可能就是一定把经济打垮,就是说你一定想让行政限制房地产需求的政策生效,如果你一定要见到它生效,那你的代价就是把经济打垮,你要想让房地产价格下去,你的代价就是经济要垮,经济不垮下不去的。现在我们就看到它坚持不收回去,它坚持不收回去,经济就要下去,如果它还想要房地产价进一步下降,那么经济就会进一步垮下去。

和讯网:房地产调控行政的措施,从出来到现在一直是在经济学界备受争议,但是许多学者也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那您觉得房地产问题上,除了行政调控以外,有没有比它更好、更优的一些政策?

许成钢:当然有。任何政策的背后应该是对问题的分析。这个用行政方式去打压房地产的政策,不是立足于对问题的分析产生出来的结果,完全没有认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到底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这个根源是土地供给。

两个根源,一个根源是好的根源,你不要打它;一个根源是坏的根源,你要去纠正它。好的根源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在经济增长的时候,一定要有需求上升,人们一直在讲内需,讲内需不足,任何国家的国民内需里面最大的东西是住房内需,所谓的内需不足当然就包括了住房的内需得不到满足的这一面。一边是中国经济内需不足,一面你又打这个内需,一定把经济打掉。

一面是内需足,就是对于住房的内需足,另一面因为经济学的最基本道理就是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了市场的价格,如果你有一面的需求足,那你另一面就是供给是不是足,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的供给不足,因为中国的土地供给是政府严格限制的,当政府严格限制土地供给的时候,它造成的后果就是房地产供给不足。当房地产供给不足,房地产需求很足的时候,当然价就上去了。

价上去了怎么办?如果你经济还打算发展,如果你还打算满足老百姓对住房要求的需求的话,你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提高供给。只要你不提高供给,房价一定要上去,你为了要控制价钱,就开始打压需求,就把整个内需压下去了,本来中国经济靠的一个是出口,一个是内需,现在出口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出口不足,你再把内需打下去,当然中国的经济就下去了。

18亿亩红线是伪命题 土地国有制是社会矛盾激化根源

和讯网:您提出增加供给方面,国内茅于轼先生也提到说要放开十八亿亩红线?

许成钢:问题比这个远为更复杂。中国土地供给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触动它的体制,那么它看上去像是政策问题,如果我们只限制在政策层面,不看体制,那么当然政策层面上有一个18亿亩红线这么一个伪命题,有了这样一个伪命题就导致这样一个政策。实际上,中国和房地产相关的土地供给方面的问题,远远超过了政策问题。比如说,一个尽人皆知的基本社会问题是强制拆迁;再比如说尽人皆知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土地财政;所有这三个大问题,中国最基本的大问题全部连在一起是同一个大问题,是土地的所有制问题。

哪三个问题?第一土地供给,第二强制拆迁,第三土地财政,这三个共同的根源是土地的国有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是这样规定的,在农村农用的土地是集体所有,但是只要这个土地从农用转为非农用就必须是国家所有,就是国家拥有一切的非农用土地,这是《宪法》规定的。

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城市居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最终土地所有权都在国家手里,因此才有了一个土地供给政策的问题。如果土地是在私人手里,原本不存在土地供给政策的问题,如果土地在私人手里原本市场决定这个土地做什么,这个土地你是卖还是不卖?买还是不买?这是市场自身决定的。但是在中国由于土地是国有的,因此,全部控制起来是国家政策。这是制度的第一个问题。

制度的第二个问题,由于土地是国有的,因此从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的中央政府就设计了这样一个方式,就是中央政府把税收收入的大部分拿走,其中相当一部分再以返还的形式送回到地方去,但是这个返还的方式意味着什么呢?因为它是从中央到省、从省到市、从市到县,从上向下的。从上向下这个问题很重要,这意味着更多的资源被上一层拿走,更少的资源留到下一层,但全中国大部分的公共品的服务,公共服务和公共品的提供是靠基层地方政府的。

因此,中国的绝大部分的基层地方政府财政出了问题,当它改了这个政策以后,就是中央把大头拿走,然后再以返回的方式向地方转移支付。那么地方要做事情怎么办?于是这是一个明文政策,让地方靠土地获得收入,所谓的土地财政是在这个制度下产生出来的。

那么,之所以可以有土地财政这个做法,原因就是因为土地是国有的。当人们讨论土地财政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等等,人们需要知道,有这么多不好的东西从哪儿来的,它的来源就是因为土地是国有的,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另一个来源就是因为中央把财政收入的大头拿走了,两个东西加在一起,这就是土地财政的内容。

刚才我们讲到三个最大的问题,另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强制拆迁。强制拆迁的根源在哪里?就在于土地的国有制。因为在土地国有制的情况下,法律保护政府强制拆迁。如果人们去看一看《土地管理法》上怎么规定的拆迁的情况下,对民众的补偿。比如说如果是农地转为非农用以后,根据法律上的规定那个补偿是什么呢?那个补偿是这块土地的农业使用的15年的平均收益,把这个补给农民,这就是法律。

那今天所有人都知道,你按这个去补偿农民,农民一定不接受。农民不接受的情况下会反抗,反抗的情况下就会有强制,所以,强制拆迁就是从土地的国有制,这个补偿之所以这样不合理,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国有的,它在国有的情况下认为它有法律依据,它有权力决定如何补偿你,它可以决定如何让你走。那么,这个就是造成了整个社会矛盾的根源。所以,这三个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事情。

和讯网:那从历史上来看,您觉得其他朝代土地产权制度主要是归政府还是私人呢?不同的朝代哪种情况更多一点?

许成钢:更为重要的是要做跨国的对比,而不是只看中国自己。为什么呢?第一,中国很特别。第二,所有中国人民都知道中国人从一百多年前开始推动宪政改革,当时就是为了民富国强推动的宪政改革,但是从来也不成功。

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所有制,就是中国和世界上所有的宪政国家对比,它在历史上土地所有制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个东西重要呢?什么是宪政?戊戌变法的时候推动宪政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君主皇帝的权力是要受限制的,是要有权力制衡的。这个概念从哪里来?这个概念是直接从日本抄来的,日本是从英国那里抄来的。

那么我们看看英国的制度是什么?我们看看世界上第一个有《宪法》、有宪政的国家美国它的土地制度是什么,就是在它宪政之前;同时再看看日本在它明治维新之前它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的,拿他们和中国的历史去对比,你一下就看得清楚了,在美国、在英国、在日本,在他们宪政改革成功之前,他们的土地都是私有制的。

在英国有王室,在日本有天皇,英国的王室占有了英国的土地占的比例是少数,是相当小的少数;日本的天皇在明治维新之前是架空的,土地是散在贵族手里的,贵族手里的意思就是这是私有手里,不是某一个王能控制的;在美国,它在独立以前是殖民地,当时的殖民地状态下,它的13个殖民地都是自治的,土地都在私人手里。这个东西决定了它的社会力量。宪政是什么意思?宪政的意思就是社会上人们有能力、有力量保护自己的权力。那么在工业化之前的状态下,人的权力最大的就是土地。

回头看中国历史上,中国历史上最终土地的产权都是皇权,任何朝代都一样,它有不同的土地政策,那是政策不所有权,比如说有过均田制,清朝的时候有过屯田制等等,屯田制很像中国的建设兵团,但最终的土地所有权都在皇帝手中。

人们可能知道,在清朝、明朝的时候,农民是可以买卖土地的,那么农民可以买卖土地是否意味着这是私有土地呢?它买卖土地实际上买卖的是使用权,如果皇帝认为这个地我要征用,皇帝不需要跟你商量,也不需要赔偿你,就拿走了,皇帝如果认为我需要安抚你,我给你所谓的补偿只是我来安抚你,那不是因为你有土地所有权。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清朝的时候,清朝的皇帝决定把东北封了,禁止任何人在那里,所以,原本在那里种地的人,世世代代的全部移出来,这就是最清楚的例子。那是他们自己长大的地方,由于那是他们生长的地方,所以他现在禁止任何人在那里操作,让你们全出来,这就非常清楚的告诉你,他不是私有产权,这是皇权。

那么实际上中国自从秦始皇以来,在绝大多数的朝代里,只要是统一的状态,只要皇帝是控制的,中国的土地是皇权。那么这个东西本身对中国有非常深远的重要的影响,除了影响历史也影响现在,影响现在中国的制度,也影响现在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是人们会认为土地天经地义是国家所有,这个东西和世界上任何的宪政国家的人民思考是不一样的,在世界上任何宪政的国家里,人们会认为天经地义的这土地是私人所有,只有少数的土地由于特殊原因是国家所有。

比如拿美国为例,美国国家公园是国家所有,美国有一些特殊的某些地区是在特殊情况下规定,那叫做国家所有。所以,国家所有是特殊情况,普遍情况是私人所有。

土地所有权改革可从承认小产权房开始

和讯网:土地产权制度问题上,在国内像您这样发出呼声的学者少之又少,目前您觉得这方面改革的可能性大吗?或者近年来有何进展?

许成钢:没有认识就没有可能改革。我作为一个学者,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认识弄清楚,我们对问题有了认识,帮助更多的人能认清楚,当更多的人认清楚的时候,才有可能推动改革。

当然,土地所有制的问题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即便是有足够多的人认识到了,即便是有足够多的人认为需要推动,那么推动起来当然也需要有步骤,就是一定要避免混乱,一定是有秩序的让中国经济能发展,让中国的社会制度是稳定、有秩序的。

比较具体一点讲,这种有秩序的转换在中国跟土地相关的是什么事情可以做?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镜子,让你看到土地所有制带来的危害,就是小产权房。我刚才讲高房价是由于土地供给不足带来的,你只要看小产权房就立刻看到了。当农民提供土地所有的小产权房就是农民提供的,而不是政府收了以后再卖的,你看所有的小产权都比大产权要便宜很多,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供给没有受政府的限制。

实际上承认小产权房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可行的第一步,如果政府愿意改革先去想一想怎么解决这个事情,你需要承认的东西。然后你通过承认小产权房,你可以一步一步的扩大承认私有土地产权。

附:许成钢简历


现任职香港大学《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特聘客座教授、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世界级大学》客座教授、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1991年)。2009年加入香港大学经济及金融学院前,曾任职于伦敦经济学院、哈佛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

现任三家国际国内主要学术期刊的联合主编,《中国改革》的首席经济学家。曾任《亚洲法与经济学学会》主席。是十多家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学术期刊的编委或学术顾问。他的论文见诸顶级经济学学术期刊,包括《经济学文献期刊JEL》、《政治经济学期刊JPE》、《美国经济学评论AER》、《经济研究评论REStu》、《美国法与经济学评论ALER》、《欧洲经济学评论EER》等。

自8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起,他就致力于对中国改革及政策的研讨。他曾提供政策咨询的机构包括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国财政部等。

他受邀在主要国际学术会议做邀请报告,如经济计量学会大会,世界经济学会大会、美国经济学会年度大会、欧洲经济学会年度大会、第五届诺贝尔经济论坛等;受邀在国际、国内的主要峰会和政策会议做主题演讲,如中欧倡议国组织峰会经济论坛,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大学与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欧洲开发银行等组织的峰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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