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魏邦良
  
  在许倬云看来,胡适是开风气的大师,而傅斯年则是实干家,能做研究,能办行政,是不可多得的全才。
  
  许倬云在台湾大学读研究所的第二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李国钦奖学金,本可赴美留学,但出资人李国钦要求身心健全者才能获得这笔奖金。许倬云是残障人士,痛失奖学金。台大校长钱思亮为许倬云感到不平,请胡适出面募集奖金。胡适四次去纽约郊区拜访了华侨徐铭信先生。徐先生主张科学救国,不重视文科,但碍于胡适的情面,破例捐了1500块美金,且说好下不为例。
  
  靠了这笔钱,许倬云得以赴美留学。胡适虽没有直接给许倬云上过课,但他一直将胡适视为恩师。
  
  相比之下,许倬云和傅斯年关系就更亲近了。因为许倬云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傅斯年是他们的校长。许倬云入学三个星期后,校长就找他谈话,勉励有加,因为他卷子答得好。后来在全校作文比赛中,许倬云荣获第一,校长又去找他,大加鼓励。许倬云天生残疾,傅斯年特别关照他,让这位优等生在大学期间“得到一些颇为不同的待遇”。在傅斯年亲自劝说下,许倬云才从外文系转入历史系。
  
  不屈服权威
  
  胡适、傅斯年的治学精神、政治理念,乃至他们的做人风骨,对许倬云都有很大影响。
  
  不过许倬云并非死记硬背或生吞活剥两位老师的教诲,他是通过自己的阅历和感悟,一点一点理解并接受了老师的思想,并将这一思想贯彻在自己的行为中。
  
  胡适的做人修养好,他的气量大归功于母亲对他的言传身教,在《四十自述》中,胡适说:“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深刻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如果说胡适是从母亲那里“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那么,许倬云则是靠理性、靠慎思明辨让自己变成一个有涵养、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他说:“我至少常常想到,一己的情感冲动难免会影响到别人。自己怒时,可能以言辞伤人;自己怨时,可能不接受别人的善意;自己有求而不得时,可能嫉恨别人。因为对自己有这样的了解,我只要还有一丝理性,这一丝理性就会把我从激越的关口拉回来,叫我约束一下自己的行为和言词。这种在紧急关头的自我节制,往往可以在俄顷之后立刻反省。”
  
  事实上,许倬云留学五年的突破之一,就是懂得了“慎思明辨”的重要意义:“慎思明辨包括反省,这个过程常常变成我提炼自己的一个手段,且变成生活习惯了。有时候我也会很生气,但是生气以后,另外一个我立刻会在头上冒出来,提醒我不能够这么做。这就是我提炼自己的功夫。”
  
  “容异”与“存疑”是胡适思想的两大基石。许倬云赴美留学后,通过阅读书本、观察社会,慢慢懂得并接受了这两块基石。由此他也懂得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价值。
  
  许倬云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堂课,就结识了一位微胖、秃顶的中年美国人,名叫柴勃尔。交谈中,许倬云向他讨教,作为一位留学生该如何读书学习,柴勃尔对他说:“把读书的时间留下一些来看看你四周的人与物吧,因为你将来可以在台湾的图书馆找到这里该读的参考书,但是你回台湾可再找不着一个活的美国社会让你观察了。”
  
  此后,许倬云在美国的生活几乎无时不受他这句话的影响。读书之外,随时张开眼睛看看人家生活方式背后的精神。
  
  许倬云赴美求学上的第一堂课,是威尔逊先生讲授的。威尔逊是美国埃及学首席教授,他上课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不知道”。一个学期下来,一位日本学生问威尔逊:“究竟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威尔逊先生答:“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We know that we don’t know!)这位学生听后一脸茫然,以为老师在调侃他。而坐在一旁的许倬云听了威尔逊的话,却“忽有所悟”:“悟出了一个关闭型文化与一个开放型文化的区别:前者只追寻答案,后者则是追寻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固是诚实的态度,到底还须以‘知道自己未知’为前提的。”
  
  留美期间,许倬云就按照柴勃尔和威尔逊的话为准则,来观察美国社会,终于发现了支撑美国文化的“巨大的结构”:存疑、尊重别人与不专断。
  
  美国的学生都喜欢问问题。许倬云的一位印度朋友,一次被学生问得无言以对,情急之中,说:“我是印度人,印度事我当然比你们知道得多。”此言一出,举座哗然。有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我们佩服你的勇气。但请你注意,我们只接受理论和证据,不接受任何人的权威判断。”
  
  许倬云由此悟出,不屈服权威,正是美国文化的精髓所在。这时候,许倬云发现,他在思想和精神上已与胡适越来越近。
  
  捍卫学者尊严
  
  在许倬云看来,胡适是开风气的大师,而傅斯年则是实干家,全才:“我的老师们都是聪明人,傅斯年先生也是聪明人,但是傅先生比所有的聪明人还要高一截。他人都是分门别类去做一件事情,提纲挈领是他老人家自己来。他总是想摆脱行政以后,自己做综合的工作,对西周历史、商周的国城研究有个交代,对中国文化有一个综合的研究。他能做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
  
  从身兼数职方面来看,许倬云很像傅斯年,因为他也做学问也办行政,而且都取得不俗的成绩。李济访美时就对杨联陞说:“史语所来了个人叫许倬云,是当年的傅斯年。”
  
  傅斯年是个严守规矩的人,任史语所所长时,他立下不少规矩,比如:专职研究员不能在外校兼课;专职研究员必须在所里办公;新来的年轻人三年内不允许发表文章等等。
  
  在严守学术规矩方面,许倬云颇有乃师遗风。
  
  1963年,中央研究院决定编辑出版《中国上古史论文选辑》,许倬云承担编辑任务。当时请了三十多位专家写稿。但一些专家不按规矩办事,交了初稿后不愿修改。许倬云没办法,对不肯修改的,就把审查意见和审复意见两文并列,让读者自行判断。他知道这个做法有点伤人,但他说:“我要对得起文章啊!”一些老专家把状告到杨联陞那里。杨联陞批评他:“你一点尊师重道的观念都没有!”许倬云答:“杨先生,我们学术有学术的规矩,我照规矩办事。”
  
  许倬云任台大历史系主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胡秋原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在系里的课拿掉。这些人都有来头,许倬云此举无疑是捅了马蜂窝,但他宁可挨骂,也严守高等教育应有的规矩——不让官员给学生开一些与专业无关的课。
  
  李济是许倬云的老师,他对学考古的弟子立下一条规矩:不许收买古董,因为那会鼓励挖坟盗墓。许倬云谨遵师命,不玩古董。张光直任中研院副院长时,一批竹简从湖北偷运至香港。张光直募集了300万港币,想以史语所的名义买下。担心是假货,就让许倬云把一下关。许倬云交了10万港币的定金,将竹简拿回去研究。他确定全是真品,但却建议张光直退货。张光直问,既是真的,为何不买?许倬云答:“买就坏了我们史语所的规矩,就是鼓励偷坟盗墓。”许倬云宁可不要那十万块定金,也不肯坏了史语所的规矩。到手的真货不得不退回,许倬云其实也难过,但他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你要守原则,就只好守到底。”
  
  傅斯年炮轰两届行政院长,气冲斗牛,名震一时;胡适当众说蒋介石错了,许倬云赞叹:“这为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而许倬云在捍卫知识人的尊严、弘扬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方面,也写下了属于自己的动人篇章。
  
  许倬云任台大历史系主任时,教育部突然来函说,据有关方面反映,你们用的教科书篡改了历史,必须换政战人员编写的教材。许倬云当即回函要对方告知“有关方面”是哪方面,对方说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许倬云便正告对方:“如果我是贵党党员,你们可以用党部的名义发文给我,但我不是贵党党员,碍难从命。”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许倬云尊重、服膺乃至敬仰胡适、傅斯年两位恩师。但他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原则,也指出两位恩师的局限所在。
  
  许倬云承认胡适的贡献很大,但他也实话实说“不赞成胡适的科学主义”,并且批评胡适的“德先生”也不太清楚。
  
  王小波是许倬云的得意门生,他转述了许倬云对中国人科学观的精辟分析:“身为一个中国人,由于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很难理解科学是什么。我在匹兹堡大学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曾说,中国人先把科学当做洪水猛兽,后把它当做呼风唤雨的巫术,直到现在,多数学习科学的人还把它看成宗教来顶礼膜拜,而他自己终于体会到,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胡适和傅斯年特别重视史料。傅斯年的两句名言强调的都是史料的重要性:“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但他看重的是“小心的求证”中的“小心”。
  
  许倬云当然也重视史料,但他同时也很重视理论。他的主要著作、重要观点都得益于马克斯·韦伯和雅斯贝尔斯的理论。
  
  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枢轴时代的观念”。这一观念给了许倬云如下启示:“讨论文明,就必须先理解,这中间不是兴衰,而是受到很多外来刺激,所以它不是说突破就停止,突破像一条线的发展,中间受到刺激,所以雅斯贝尔斯的观念必须和汤恩比的挑战和刺激合在一起看才有道理。”
  
  由此,许倬云确立了写作《西周史》的总思路:把西周分成三个圈圈,政治(实际权力)领域、封建(礼乐)秩序领域、文化领域等三个同心圆,三个圈圈有共同核心,接受挑战,各向四周扩展。
  
  许倬云还把雅斯贝尔斯枢轴时代的“文化突破”观念,延伸到个人生命中,遂得出如下结论:“每个个人生命里面也有类似的一段枢轴世纪;人类历史上的枢轴时代是文明的出现,在个人的生命里所谓轴心世纪是自觉性的出现,主轴是生命的尊重,终极关怀是生命的完成。”
  
  许倬云用“仁”来概括这个“生命的完成”,于是他对“仁至义尽”有了如下解释:
  
  “今天我们常常用‘仁至义尽’这四个字,但文天祥讲的时候是倒过来的:‘唯其义尽,所以仁至’,也就是‘义尽仁至’。我对‘仁至义尽’的解读不同一般人,是照着文天祥的次序来讲,义是外面的,我做的工作做完了,应该尽的一切责任都完了,这时候我们的仁才算完成。因为我做仁的工作做完了,一切该做的都做尽了,所以我完成了自己,‘仁至’是仁就来到了,不是到达极点,是来到了。”
  
  至于马克斯·韦伯,则为许倬云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根本方法,他说:“韦伯的研究方法是设想一个理想形态,举例讲,天下没有一个人叫‘人’的,每个人都是理想的人的某一种样子,没有这个理想形态的话,无法理解个别真实的人。同样,没有一个杯子的理想形态的话,无法勾画出这个杯子是什么样子。脑子里建构一个理想的东西,拿这个作为模式,来找出真实世界的特色。为了认识这个理想形态,你必须要从众多个案中归纳,才能勾勒出形态来,所以他做了那么多比较研究,勾勒出冲撞,勾勒出信仰。这个方法学比一般的实证有用。”
  
  显然,韦伯的“理想型态”说为许倬云提供研究学问的先进武器。
  
  许倬云主张做学问要掌握“大线索”,他说:“我看见新的东西又证实我的想法,更是高兴。这就是掌握一个大线索,掌握对了,别的就容易掌握了。所以我奉劝大家,一辈子做学问,要掌握大线索,没有大线索,理路就搞不清。而且绝对要跳出自己专业范围,跳出自己的文化圈子,才能掌握大线索。”
  
  所谓“掌握大线索”,其实就是胡适说的“大胆的假设”,而必须借助于某种理论,才能做出有价值的“假设”,亦即“掌握大线索”。
  
  重视理论,在不同的文化圈不同的理论中获取灵感,或许正是许倬云对两位恩师的一种超越。
  
  “第三只眼”
  
  许倬云和胡适、傅斯年最大的分歧可能是,在五十岁那年,许倬云抛弃了褊狭的国族观念。
  
  赴美留学后,许倬云在医院接受手术治疗。一次,主治医师爱克逊对许倬云说,如果台湾也有“残疾儿童之家”这样的机构,他愿意赴台做援助医生。许倬云感谢他为中国人服务的热忱。爱克逊却说:“人就是人,不会因为国籍而改变体质的。”他还说,他没想到是为中国人服务,他想到的是为世界上一个医生不足区域的病人服务。许倬云听了他的话,为之汗颜,他觉得自己还跨不过民族思想这一关,还不能像爱克逊这样对各民族一视同仁。尽管当时的许倬云还对爱克逊的想法敬而远之,但爱克逊民胞物与的胸襟对他无疑具备一种感召力,为他后来放弃褊狭的民族主义立场奠定了基础。
  
  许倬云五十岁能抛弃褊狭的民族主义,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学术研究中,他认识了一些日本学者,知道了当时日本也有反战人士,有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因为反战而被捕甚至被杀了。由此,许倬云认识到,有罪的是日本军阀不是日本这个民族,要恨这个穷兵黩武的日本军阀,不必仇恨这个民族。
  
  促使许倬云思想转变,还因为,在一些朋友的启发下,他认清了国家主义的可怕面目,而“民族主义是国家主义的外套”:
  
  “我到五十岁才把爱国主义放到一边,从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的思想转变,很大的原因就是交了一些朋友。比如说一个日本教授,经历二战期间政府对日本人的迫害;还有从德国跑出来的犹太人,在我们那里教书——这些人都反对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是灾害,民族主义是国家主义的外套。一个群体的归属,应是自己的选择。你自己参加一个群体,是你自己的事情。”
  
  傅斯年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常说的一句话铿锵有力:“汉贼不两立”;胡适早年在美国读书期间曾钟情世界主义,但后来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他又回到民族主义立场,并声称在道义上支持蒋介石政府。对于许倬云的放弃褊狭的民族主义立场,两位恩师会首肯吗?换句话说,“对人本身的尊敬与爱护”,是对两位恩师的背叛还是超越呢?
  
  不管对错,许倬云的结论完全出自独立思考。
  
  由于身有残疾,同伴读小学时,许倬云只能在家“杂读群书”,广泛而随意的大量阅读为他后来的知识结构奠定了一个宽厚的基础。大学时,许倬云原本读的是外文系,后又转入历史系,同时兼修了考古系和中文系,横跨了四个系,这样“兼修并学”对他后来的成长至关重要。回顾这段求学生涯,他感慨道:“我从别系中学的科目,得益良多。我撒网撒得很宽,有些有回收,而且可以触类旁通,一些散在一旁以为没有用的知识,后来都有了密切的关系。”
  
  赴美后,他浸泡在不同文化圈宗教圈中,参加形形色色的讨论,在各式各样的理论中吸取营养,终于炼出了“第三只眼”,摆脱了前辈们的局限,看到了胡适、傅斯年等人无福欣赏到的学术风景。
  
  尽管胡适、傅斯年对他影响巨大,但拜通识教育所赐,许倬云还是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楷模让我去仰慕,我也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个人对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本文依据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之许倬云口述自传《家事、国事、天下事》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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