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79）

作者：张大军 

——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控制抗争

一旦民众运动走上街头或者抵达工厂大门，一旦它开始让商业和公共生活停止运转-不管与非正义之统治的对抗是以何种方式得到人们充分的参与的，人们所做的有关施加力量和确定行动节奏的决策将决定运动的成效，因为这里面所牵涉到的是一种基于技能的竞争，而且这种竞争的结果不确定。为了让对抗的势头朝向其目标转移，非暴力运动就必须让其制裁行动的范围和类型多样化，以警示性的攻击行动让当局处于失衡的状态，使其民众基础免受镇压，利用所有的让步，削弱当局的合法性说辞，并打击其维系控制的手段。一场运动必须因其对手拒绝满足其要求而对它施以惩罚，并最大限度地减弱它反过来所承受的惩罚。

当南非当局于1984年面临城镇的反叛时，它依旧错误地将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者看做游击战士，并将其自己的行动看做是反对革命的措施，因此，武力镇压就是它的手段。不过，当城镇的活动人士组织起抵制缴纳租金、停工以及抵制消费的活动时，当非洲裔的市镇委员会委员和警察因与政府合作而受到谴责时，以及当街道委员会接管诸如卫生和刑事司法之类的公共职能时，这场运动正在太多的地方做太多的事情，以至于比勒陀利亚的“消灭”关键好战分子的战略无法发挥作用。5

1988年，在西岸和加沙，当以色列国防军试图粉碎圣战时，许多巴勒斯坦人没有选择武力对抗，而是中止了他们与以色列政府的合作：他们不再缴税，无视警察的传票，停止了以色列境内的工作，拒绝出示身份证件，抵制以色列的消费品，并劝说巴勒斯坦裔的警官辞职。这种分散的反对模式部分地抵消了以色列应对手段的影响，而让各种各样的巴勒斯坦人都加入到不合作中来的做法也让圣战难以被贬斥为头脑发热之人的反叛。

1978年，当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第一次作为教皇回到其家乡时，波兰人民自主地组织起来，加入到他的访问活动中来，而共产党政府第一次被挤到一场重大活动的边缘地带。突然之间，这里有了一个象征着波兰独特性的崭新但却传统的标志–一种有关民族认同的替代性象征，而波兰反对派则下意识地聚集在他的旗下。从那时起，团结工会的成员就经常在游行和罢工中拿着教皇的旗帜或者琴斯托霍瓦黑圣母像，以此借用一种被认为是比共产主义的权威更加高级和古老的权威来源。

1986年2月，就在费迪南德•马科斯试图操纵另一场选举以让他自己继续执政之前，200,000名观察选举的志愿者们展开了他们自己的计票工作。那位独裁者的有水分的选举结果被揭露出来，这摧毁了他作为政治领袖的最后的合法性。在波兰和菲律宾，当局合法性的破灭是将已为民众所不喜的政府赶下台的斗争的转折点。政府不再能够假装它获得了民众的授权；此后，它就必须依赖于展示或者使用武力来遂行其意志。

在非暴力行动起到关键作用的二十世纪的所有重大抗争中，旧秩序以其愿意使用压制性武力抑制对其权力的威胁而闻名。1905年冬宫的屠杀、1919年阿姆利则（Amritsar）惨案、1944年萨尔瓦多的行刑队、美国南部1950和1960年代黑帮和警察对黑人的残暴行径、1960年的夏普维尔（Sharpeville）屠杀、1970年格但斯克工人的被枪击、1970年代阿根廷和智利的失踪事件、以及1983年贝尼尼诺•阿基诺的被暗杀：这些臭名昭著的事件典型地揭示出那些遭逢二十世纪伟大的非暴力运动的统治者们的品性。在他们选择制裁行动以迫使变革发生之前，每场运动的领袖都知道，他们很可能会遭遇到暴力，而且他们的应对方式对于每场抗争的结局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1944年一个暖和的春季夜晚，萨尔瓦多的学生活动分子开会讨论如何迫使该国的军人总统离职。不到一个月之前，马丁内斯将军挫败了一场武装反抗，并处决了其带头人。医学专业学生法比奥•卡斯蒂洛（Fabio Castillo）认为，使用暴力反对总统无异于自杀-他将做的就只是射杀他们。于是，他们决定呼吁举行总罢工，在罢工中，民众能够呆在家里，“因此，镇压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不到一个月之后，马丁内斯就下台了。6

1905年10月，总罢工瘫痪了铁路、公用事业部门和俄罗斯的经济，并且没有给沙皇军队的步枪提供多少有用的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丹麦，工人们只是通过离弃工作就延缓了为德国人生产物品的工厂的运转。在印度和南非，抵制租金的行为将不正义的成本转给那些纵容不正义的人来承担。在美国南部和以色列占领地区，商业被抵制，以让歧视性的法律或习惯做法付出经济代价。在上述以及其他的抗争中，缴税停止了，合作者被迫辞去他们的工作，而且支持当局的银行无法获得存款。

上述所有分布在不同时间或者不同国家的制裁行动都动员起民众的力量反对一个政权，同时却无需让他们中的很多人面对暴力。在时间和空间上分散非暴力行动可以衰竭一个政权控制事态的能力，限制其镇压的范围。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反对独裁政权的瞬间或者局部的反抗-比如1986年反对马科斯的人民力量运动、或者1989年反对中国、东欧和蒙古政权的运动-一般都会导致某一个对抗高潮的出现。让民众直接面对潜在的军事行动的做法是一种高风险的战略：它可能会以辉煌的胜利获得回报，就像菲律宾的情形那样，或者当当局不愿失去消灭集中在一起的很多对手时，它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失败，就像天安门广场所发生的情形那样。

在印度的达兰萨那（Dharasana）和鲁克诺（Lucknow）以及纳什维尔（Nashville）的午餐柜台静坐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无需让运动面临当局全面镇压的挑战当局的战略。通过培训一批经过挑选的志愿者队伍，让他们展开高调的抗议活动，以此吸引警察或者武装部队的到来，并且通过有意地采取会引发动用武力的行动，一场运动可以暴露出采取暴力行动-这是镇压的基础-的意愿，并让这种意愿具有戏剧性的效果，借此割断当局所享有的剩余的民众支持。与此同时，此类运动也可以采取风险更小的方法对抗当局，以便在行动中让更多的支持者加入进来，并增强变革的压力。

当一个政权濒于失败之际，它可能会伸出胡萝卜，而非大棒–做出很多的让步，意图在于熄灭运动的火焰，并让运动转向和解，而非革命，因为它可能借此重新恢复控制。南非总理于1982年提议进行宪政改革，以赋予印度人和混色人种有限的投票权，并允许非洲人在地方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不过，在第二年，当几百名反对派活动人士开会发起成立联合民主阵线时，代表们宣称政府的措施是欺诈行为，并高呼：“我们想要得到我们的全部权利…并且我们现在就想得到它们！”运动的领袖们察觉到，人民反抗当局的心愿不会容忍只取得部分的胜利。谈判的时机尚未到来。7

有时，统治者会启动一个法律程序，而该程序可能会导致他们自己的覆亡。在1988年的智利，就他是否应该成为下一年的选举中的唯一候选人的问题，皮诺切特将军举行了一场全民公决。在逃过一场暗杀企图并战胜左翼的叛乱活动之后，他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不过，民主反对派煞费苦心地进行组织，宪法法庭认真地进行选举观察活动，于是，将军输掉了公决。尽管运动处于分裂状态并且无法预知结果，在其试图利用这一机会增强持续抗争的动能时，它承担起为这位独裁者自己的程序背书的风险。让人们不再与独裁者合作是取胜的先决条件，不过，当运动获得新的活动空间时，对这种空间加以有效的利用不会损害此一战略。

当一个政权最后一点合法性消失时，当其让步不能缓和冲突或者收买其反对者时，以及当镇压不再能够解除反对它的非暴力力量时，政府的强制力量就开始减弱了。随后，可能以与少数惹人烦的异议分子的冲突作为开始的对抗就会变成为维系其生存而进行的战斗。

强逼之下的结局

里内托•查韦斯（Renato Chavez）是菲律宾的一位石匠，他参加了1986年反对费迪南德•马科斯的人民力量反抗运动。在那位独裁者逃离菲律宾之后的那个夜晚，他是首先闯过作为总统官邸的马拉卡南宫(Malacanang Palace)的大门的人士之一，在马拉卡南宫里面，他在装有吊灯的各个房间之间游荡。当查韦斯进入图书馆时，桌子上有一碗新鲜的葡萄，可见他们刚刚弃宫而逃。他把所有葡萄都吃了。马科斯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离开的；他是被赶下台的。8

通过下述三种方式的某一种，一场群众性非暴力运动能够迫使出现有利的结果：通过强迫统治者让出权力或者离职；通过诱使当局做出妥协和让步；或者通过改变当局关于抗争的看法，以使它确信，它不应当再决定事态的结果。每场运动的对手的软弱之处均有不同，这提供了不同的机会–在对手掌握住物质性抗争的控制权之前，让运动有机会在意志的较量上掌握控制权。马丁内斯和马科斯没有享受到仁慈的待遇；他们是被运动赶下台的，而这些运动采取了非暴力的制裁手段，以终止他们对公共生活的支配地位，并隔断他们的高级军官和外国友人的至关重要的支持。

在1931年，由于意识到他不能指望他的所有追随者都无限期地坚持公民不服从行动，并且相信他的运动可能已经让总督拥有了一种处理印度人诉求的更大智慧，甘地同意与欧文男爵谈判，以结束行动。不过，甘地接受的条件让许多人失望，运动在不同族群之间造成分裂，而且他的支持者的活力也在流失。另外，世界还不是一个紧密相连的经济和媒介共同体：有关加尔各答镇压的图片没有阻止人们购买英国的煤炭–英国殖民当局犯错的空间还比较大。只是在多年之后，当大英帝国的核心优势丧失时，印度才分离出来。

不过，不愿妥协的立场也可能会让争取权力的努力出现挫折。在1905年的俄罗斯，当10月总罢工迫使沙皇发表声明，承诺组建议会并进行其他改革时，这一声明被反对他的运动中的较为激进的分子所拒绝。到那年底时，当大街上的反叛活动还在酝酿时，它就被沙皇的士兵无情地粉碎了。如果那些为民众而战的人接受沙皇的提议并利用它来扩大反对独裁统治的空间的话，他们就不会在争取俄罗斯权力的长期斗争中将主动权交还给尼古拉沙皇和他的手下了。

当保加利亚和蒙古的共产党人看到他们首都城市的街道和广场上充满了要求民主的民众，而且他们在苏联集团中的同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时，他们就认定，认可民主不是一个坏想法：他们转而加入到变革进程中来，以避免被变革所吞噬。不管一个独裁政权可能看起来如何不人道，其决策者的信心都可能会受到打击，而且他们在作出抉择时不会忘掉他们自己的生存命运。在1988年的波兰，在面临着经济下滑和劳工抗争的新周期时，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转而请求团结工会帮助恢复政治稳定。然而，后来的圆桌会谈的结果是选举，而选举让共产党人失去了权力。对于具有灵活性的运动来说，最终结果的辉煌程度丝毫不差，即便结果的到来并非爆炸性的。

没有哪一根稻草单独就能压垮威权政府，可是，在二十世纪终结之际，变革的力量会更经常地不利于那些压迫民众权利的统治者。在国家正变得无法统治的冷峻现实以及支持民主变革的国际压力所提出的严苛条件之间，独裁统治者们面临着一个两难之局：当他们的选项只剩下镇压一途时，当局对反对派的制约作用就变小了。国内的失序与国外的不满是一种致命的结合。南非的印度人社区的政治活跃人士阿兹哈•凯查里亚（Azhar Cachalia）说，反种族隔离的运动的力量非常简单易懂：“没有了我们，他们就无法统治下去。”9

就非暴力反抗解除掉压迫者的控制能力而言，非暴力反抗成为一种比压迫者的权势更强大的力量。为非暴力本身而拥抱非暴力并不会产生这种力量。行动的战略是必需的，而且此一战略必须包含可实现的目标、运动的统一性以及能制约对手的有力的制裁行动。为了让抗争的态势变得对它有利，非暴力运动必须扩大其进攻行动的范围和种类，保护其民众支持基础免遭镇压，削弱其对手的合法性，并利用其弱点和让步。当所有这一切都付诸实施时，压迫者就不可避免地会失去国内外的支持，并且其镇压或者恐怖手段可能会松弛下来。当政府意识到它不再能够决定事态的结果时，其力量的前提和手段就崩解了。此后，死亡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民主和权力

1980年8月，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罢工第一天的早上，二十二岁的杰西•伯鲁兹扎克（Jerzy Borowczak）和其他的罢工领袖们说服几个车间的工人放下他们的工具。他们一度走近二号大门，而且有些人高呼应该游行到市区内的共产党总部，就像十年前的罢工者所做的那样。伯鲁兹扎克要求他们先等一下，并为那些1970年在市区游行时被杀害的工人们默哀一分钟。在他们唱完国歌之后，他请求他们不要再重现那种悲惨的历史，而是要留下来，帮助占领造船厂。很少人了解伯鲁兹扎克的背景，但没有人离开造船厂。

民众运动不是军队，而且他们的领袖也不是发号施令并要求顺从的队伍执行命令的将军。运动是参与性的，不是等级式的–它们的队伍都是些自愿加入的人员，因为他们相信运动所追求的东西。作为事件中心人物的杰西•伯鲁兹扎克无法要求民众听他的。他只能尽力说服他们去做他认为最有益的事，然后就要依靠他们自己所形成的看法了：他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一旦俄罗斯1905年10月与萨尔瓦多1944年5月的大规模总罢工开始之后，促使它们加速的力量不是进行遥控的领袖们的动人演说，而是成千上万普通民众的朴实言辞和不懈努力。

当然，领导人物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甘地，印度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就是不可想象的，不过，即便对甘地人们也不是盲目听从的。1930年3月，甘地在古吉拉特邦与阿莎布海•帕特尔（Ashabhai Patel）发生了争论，后者是一位地方领袖，他说服村民停止交付租金，而这与甘地有关公民不服从应该局限于违反食盐法的想法相违背。不过，帕特尔没有打消念头，而且反对政府收租员的地方性抗争继续进行并让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到更大的事业中来。

如果基于说服而非强制的运动的成本只是情绪冲动的追随者偶尔的随性而为的行动，那么，更大的好处就在于运动将主动性分散到最为边远的地方。期待人们承担内在于非暴力行动之中的个人风险的运动没有别的选择；它们必须变成它们希望其国家所变成的那种样子：拥有开放的形式和民主的运作方式。除了那些有着极度的不满或者难以压抑的说出真相之愿望的人士，威权政府能够让其他所有人养成漠不关心的态度。在真相大白之际，在非暴力运动将权力分散给普通民众之时，它就能够比任何独裁者或者少数武装分子吸引更多献身的人。

就像自由经济体一般会犒赏创业家一样，参加非暴力运动的自由行动的群体以及他们在其中生存的民间社会能够开创出一片天地，在这片天地中，富有想象力的反政府行动所受到的犒赏是，它具有令人惊奇的抵御镇压的能力。当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和杰塞克•库隆（Jacek Kuron）意识到他们无法对垄断权力的共产党政府发起正面进攻时，他们以及他们在波兰反对派中的同侪于1970年代选择以忽视政府的方式来抵抗它–通过采取私下的行动帮助持异议的工人，并出版地下的报纸和书籍。这种行动也许不会在一年甚或十年之内让一个政府垮台，不过，它恰好在独裁权力的温室里播下了自由的种子–在民主能够大行其道之前，它就在发挥民主的功能了。

有一派观点认为，很少有民主经验、刚刚获得解放的国家将很难不偏离民主的轨道；因此，想当然地，俄罗斯在1990年代就会出现政治上的动荡局面。很可能，如果前面的政府是民主政府-就像菲律宾那样，威权统治的后遗症可能会更容易处理。不过，波兰在共产主义崩溃之后的稳定局面表明，独裁统治很少会伤害到对民主的准备程度。而且其他案例也表明，如果通向民主的进程有非暴力运动作为领航者，那么，相比于在民众反抗方面没有引领道路的战略的情况，该国维系民主体制的能力就更高。

印度的独立过程持续了三十年，而暴力从未成为甘地实现独立之战略的一部分。在捷克人的土地上，一代非暴力异议人士为要求民主的民众运动搭建了舞台。将智利的军人政权赶下台的运动使用的是民主的手段。到二十世纪末时，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富有活力的民主国家。在为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带来变革的非暴力运动中，民主技能的要素能够轻易地被辨别出来：建立联盟，以说服而非命令的方式进行领导，并通过不理会政府许可的私人行动来创建公民空间。当对公共生活的控制权从宫廷转到民众时，一国主权的归属也随之转移。

通过各个大洲上的伟大的非暴力抗争，面对着各种敌意，那些在二十世纪重新夺回这种主权的人们-也即那些举行游行，开展抵制活动并占领工厂与街道的男人和女人-从鄙视他们权利的统治者那里收回了他们的认可。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其1848年备受称赞的宣言-“论公民不服从”-中斥责美国人与一个保护奴隶制的政府合作。如果一个政府支持暴政，他就赞成“拒绝向这个政府效忠以及抵抗该政府的权利。”而且他指出，如果有1,000人拒绝支付税款以限制政府的暴力行为，那么，这就“相当于一场和平革命。”10

半个世纪之后，列夫•托尔斯泰写道，梭罗对他“产生了特别的影响，”而甘地于1909年作为“一个完全的陌生人”给托尔斯泰写信，请求他同意重新出版他的一篇文章。在他给再版文章所写的序言中，甘地重申了托尔斯泰的见解：“如果我们拒绝屈从于他的暴政，压迫者的努力就会白费。”第二年，甘地再次给托尔斯泰写信，后者回信说，非暴力抵抗“不仅对印度，而且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他1910年9月写给甘地的最后一封信中-当时托尔斯泰感觉到自己“正走向死亡，”他表示他在甘地的言辞与行动中觉察到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可能会有很大的力量，足以实现他自己的愿望-他的愿望就是人类事务会明确地摆脱暴力冲突，这样的愿望在俄罗斯破灭了，不过依旧在他的心中亮丽地沸腾着：“你在德兰士瓦（Transvaal）的工作似乎远离世界的中心，不过对我们来说却是最为根本和重要的，提供了最有分量的实践证据，而世界各地现今都能够一起利用这样的证据。”11

在二十世纪刚刚开头的时候，世界各地都充分地见识过那个证据；不过，在二十世纪终结时，无可否认的是，暴力是国家和群体社会事务中残存的带有戏剧性的大邪恶，其表现形式有恐怖主义、种族屠杀、部族冲突以及怀恨者和极端分子的偶发举动。其用途一直都是不明不白的，即便其在推进变革方面的成效也是如此不堪-这表明原来的有关力量的假设要过时了。

在她无与伦比的文章-“论暴力”-中，汉娜•阿伦特指出，暴力是“完全不能”构建出力量的–也即它“不会推动事业，既不会推动历史，也不会推动革命，它既不会利于进步，也不会利于反动。”在这篇文章中，她驳斥了许多潜在的革命者最喜爱的那种万应灵药式的说法，这一说话的精华被毛泽东那脍炙人口的警句提炼了出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中也能轻易地找到这样的说辞。不过，见识过如此之多暴力的二十世纪也见识了威权观念的衰败；绝对的暴力或者威胁使用绝对的暴力没有确保绝对的权力。12

阿伦特教导说，暴力是国家或者武装团伙的工具，它能够在一时之间造成恐惧，导致屈服，或者摧毁生命和财产，不过却不能赋予暴力使用者合法性和认同，而为了保持其权力和职位，这种合法性和认同是他们所需要的。在民主国家的稳定与持久性中，她看到一种更高明的、源远流长的、有关权力的观念：“当…罗马人将共和政体作为他们的政府形式时，他们脑海中的权力与法律观念的核心并不依赖于那种命令-顺从关系。”在建立共和国时，参加十八世纪伟大的政治革命的人物恢复了这一观念–“在共和国中，以人民力量为依靠的法治将终结人治。”13

二十世纪的人民力量并非源自枪杆子。它们将那些认为暴力就是力量的统治者赶下台，其采取的方式就是消解这些统治者真实的权力之源：他们试图压制的人民的认可或者同意。当人们不再遵守不正义的法律之时，当商业活动因为人们不再工作而停止时，当公共服务不再能够正常运转时，以及当军队不再被人所害怕时，政府所可能采取的暴力就不再重要了–它们迫使人们顺从的力量就消失了。

一百年前，主宰世界地图的是帝国和君主制国家。在二十一世纪开始时，各大洲到处都是共和国。据说，罗马皇帝克劳狄（Claudius）渴望重新恢复罗马共和国，不过，他明白，他的对手永远也不会让他放手一博。今天，古老的罗马共和政体的精神已经成为普世的标准-而且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情况，它的对手已消失了。很快也将消失的是他们有关权力的观念。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