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明孝每天的早餐是咸菜白粥，外加一小杯老白干。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编者按：
2012年初，国家统计局宣布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对具有数千年农耕传统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分水岭和大变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以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主导的现代发展模式将逐渐取代宁静、缓进的乡村传统，继续推动国家和时代的进步。
在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布局重组中，作为新城市人输出的起点，当今乡村社会从外观到内里都处于巨大的嬗变之中。南方周末记者走进四川达县一个只剩两位老人留守的村子，管窥时代洪流中乡村的变迁、坚守和希望。
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在这场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人口布局转移和重组中，数千年的农耕传统与生活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改变。
两周前的中秋节，69岁的汤明孝哪儿也没去，他这样解释——“月饼得去乡上买。”这并不意味着汤明孝嫌麻烦，而是在这个仅剩他们夫妇两人的深山小村里，为一个团聚的节日而刻意奔波，实在不那么必要。
四川农民汤明孝和老伴李仕芬生活在达县金石乡柳潭村六社桐子园，西距成都450多公里。清澈的小河划村而过，虽无沃野千里，但也山明水秀。这个可能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山村，最鼎盛时拥有140多口人。
但从1980年代开始，和国内千万条村庄一样，桐子园也遇到城市化浪潮的冲击。村里的青壮年先行一步，挤入城市，老人们则逐一被时光消磨。2012年年初，随着邻居汤正吉被儿子接到了广州，整个村子仅剩下汤明孝夫妇两位老人留守。
这座两个人的村庄，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缩影。2012年初，国家统计局宣布，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宏大的时代背景里有大国崛起，有三十多年经济高增长，也有农二代进城，以及留守老人的守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说，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在这场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人口布局转移和重组中，数千年的农耕传统与生活方式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改变。
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从来都是推进人类文明发展最深刻的阶段。汤明孝和老伴李仕芬的村庄，便是当下农耕文明深植中国的一个小小根管，当历史车轮轰隆而来，它走到一个新的关口，有阵痛、有迷茫，也孕育希望。
汤明孝（右）和妻子李仕芬（左）在自家的后院中，村子里的人们都外出工作，现在就剩下他们两个人还住在老屋中。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银发”集市
2011年春节，桐子园还有四位老人——汤明孝夫妇、汤正珍老人和汤正吉。但节后随着汤正珍和汤正吉分别被儿女接到北京和广州，就只剩下了汤明孝夫妇俩。
被接入城，或留守故土，成为桐子园大多数老人的出路。汤明孝有四个儿子，但他不愿意到任何一个儿子的城市。“我们走了，那村子就没了。”
村子确实正在消失，在一座座失去了主人眷顾的土房里，有些已瓦面破落，雨水侵蚀。早年热火朝天的天地已归还山野，汤明孝现在一人打理着800棵梨树和300棵柑橘，养了四条狗和两头牛，平日里，只有牛铃响在田间，房前屋后难闻几次犬吠。
“有时候也能看到人。”汤明孝并不太在乎，对岸宁家村留下的人多一些，他们就过来把桐子园的地种上，从春种到秋收，人们总还能在田间地头遇见。可半月前秋收一结束，又只剩下了汤明孝和老伴了。
2012年9月27日早上，离中秋节还有三天，汤明孝穿好雨靴，背上背篓，准备去金石乡赶场。
天并没有下雨，桐子园的山坳却被云雾笼罩。通向外面的小径有两条，一条因为久无人走已被树木掩盖无踪，另一条也是蔓草丛生。一段20分钟的山路后，汤明孝来到硬化过的村级公路上，几个老人在此候车，看见他，吼道：“真新鲜！我们村赶场，哪个让你来的？”
汤明孝听到反而高兴起来：“你说不让来就不来？我偏来。”这些年龄相仿的老哥们像多年未见一样，相互开起玩笑。
在现场的还有老人朱华忠和何惠玲，后者66岁，已经是在场老人里年龄最小的了。他们每人都养育了至少两个儿女，儿女们也都无一例外在外面打工。他们自认跟有四个儿子的汤明孝境遇差不多，“但他要典型一些”。
说起中秋节，老人们笑起来：“农村人过个啥中秋嘛。”在偏僻穷困的山村，中秋历来不算重大的节日。老人许光仁说：“月饼？我敢说好多人都没吃过，城里人才吃那个。”15里外，在金石乡的集市上，月饼极为朴素地包装成长筒状，放在红糖和洗衣粉同摆的摊铺上，很难与普通糕饼区分开来。
属于他们的中秋食品是酒米糍粑。以往的中秋，一家人割点肉，弄上一盘酒米糍粑便是过节。如今，肉倒是经常吃了，酒米糍粑倒是没人愿意弄了。汤明孝也没有打算弄，今年他甚至没有预备酒米。这天他在集市上买了4块钱豆芽，5块钱豆腐，3斤猪肉，还有20斤复合肥。装得满当当的背篓里，没有一个月饼。
桐子园的村道上空空荡荡，只有黄狗和家禽偶尔出现。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进城的诱惑
汤明孝养育了四个儿子，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这意味着福气、壮劳力以及财富。
现在，兄弟四人分别在河北、福建和达县双龙镇务工，但只有老二汤辉政和老四汤健成家了。
“村里穷，交通又不好，女孩子都不愿意来。”如今在福建石狮打拼的老三汤银辉已经37岁了，谈过几个女朋友，每次带回家，回头就和他分手了。
贫穷很长时间都是这里的底色，百余口人挤在狭小的山坳里，土里刨食的年月，没人可能致富。六社社长宁升哲回忆早年说：“没好技术，没好种子，产量不行。”
1978年，改革开放来了，人们很快就吃饱了饭，但交通的闭塞仍然制约着山村。在汤银辉的印象中，故乡就像一个偏僻的孤岛，即使是现在，从达县换乘各种交通工具到村里也要3个小时。
现在已没人能说清最早走出山村的后生是谁了，但普遍的看法是，桐子园事实上是错过了第一波打工潮。上世纪八十年代，只有零星几个为躲避计划生育的人出走去了海南，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桐子园才听到了城市化魔笛的召唤。
1991年，还在读初一的汤辉政辍学投奔了海南屯昌县农场割胶的舅舅，那时海南刚建省没几年，还是开放的热土。后生们几乎是不带任何留恋地奔向了湖南、广州、北京、福建……“年轻人没有哪个愿意待在家里。”如今居住在金石乡的后生汤洪涛说，可是那个时候出去已经挣不到什么钱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正承接大量的产业转移，最大的资本就是廉价劳动力。尽管从事着低端的工作，尽管挫折重重，之后的二十年间，没人愿意回到农村，他们成了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一部分。
事实上，在这片土地上，从来不缺乏出走的冲动。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汤明孝随父亲到了达县铁山炼钢，后来汤明孝送脚疼的父亲回家后就再没去了。“那后头就成立了达钢，我要是不走，现在也是老工人。”汤明孝回忆起来很遗憾。
等到1967年，汤明孝本有机会穿上军装，又因年龄超了半岁而无缘城市。到了1995年，汤明孝正儿八经地与城市发生了邂逅。在北京朝阳区做木工的表亲邀他去玩，他去了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他在朝阳区的大街上逛了一天，却很遗憾地没能去长城。
但汤明孝没有留在北京，当时他已经50岁了，双亲尚在，故土难离。等到他了无牵挂时，年龄却已不适合他再出去了。“可能我运气不太好。”他笑笑。
63岁的“年轻人”
如果让狄更斯来描述现在的中国，他或许会用经典的句式说道：这是最惊人的时代，也是最快的时代。
现在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1.27%。可资对比的是，近似的城镇化率增幅，英国用了120年，法国用了100年，美国用了40年，而中国仅花费了22年。
这意味着，中国不仅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城镇化规模，更有着世界上最快的城镇化速度。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任何一个农业人口占到多数的国家都难称现代。一生奉献于农业的著名科学家袁隆平谈起城镇化时说，他有一个更大的希望，就是将农民从土地上彻底解脱出来，“农民越少越好”。
这也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当巨量规模和惊人速度共同作用，城市与乡村都被这一变化深刻改变，对于桐子园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村里人越来越少了。
不论是汤明孝，还是汤辉政，都不记得最后一次四兄弟团聚在父母膝下是什么时候了。“去年到得比较齐吧，就老三不在。”汤辉政说。在每年一遍遍归家离家的轮回中，后生们越来越靠近城市。四五年前，就连过年村子也变得热闹不起来了。
人们一户户走出山村，2004年左右，汤洪涛发现，村里就连杀年猪也找不到壮劳力了。最多时有一百多人的桐子园，慢慢剩下汤明孝夫妇，还有数个倒塌的院落。
今年40岁的汤洪涛上世纪90年代末到乡上做生意，2000年时已经在乡镇上建房定居。他的两个兄弟都是教师，如今都在达州市生活。在出走的农家子弟中，那些拥有知识、技术和胆识的年轻人总是获得更好的发展，而农村的优秀子弟，也是最早离开农村的。
另一个被公认的事实是，农村也确实要比以前好过多了。取消农业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义务教育全免、村村通工程、家电下乡补贴、新农村建设……在新世纪里，国家不停地反哺农村，这里有了冰箱等电器，但真正的现代化还只单纯停留在器物上，富含思想创造力的年轻人都出去了。
汤辉政对城市的直观的感受是：经济条件要好，交通便利，老家的路连自行车都走不了，城里却可以开摩托车。生急病了还可以叫救护车。“我想让我的孩子在更好的环境中长大。”汤银辉说。
可是与城市相比，桐子园依然落后，原因何在？2011年刚选上的村长宁升哲问自己，是交通不便，是底子太薄，还是领导干部不得力？环顾四周，63岁的他已经算是村里的“年轻人”了。
守望乡土
事实上，儿女们并非没想过把汤明孝夫妇接过去。
7月份，李仕芬经历了一次危机，她半夜里突然中暑发作，住在双龙镇的汤健骑了1个小时的摩托车赶回家里，所幸没有大碍。汤健力劝父母过去住，汤明孝却不愿意。
“气费、水费、电费……城市里没经济实力生活不了。”汤明孝现在满足于在农村里侍弄他的果树，种粮食、种菜、种烟叶给自己，每到雨后，他会到松林拣城里人不曾见过的菌子，给晚饭加道菜。
儿子们还在城市和乡村间游移，既渴望在城市有立足之地，也希望家乡能让人安身立命。此外，他们更愿意把父母接出来，而不是自己住回去。
汤明孝心里明白，让儿子们回到农村并不现实。数据显示，2010年，达县劳务输出高达四十余万人，相当于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而返乡的却屈指可数。被监测的100家农户中，无一人返乡创业。
达县地处山区，一辈辈农民在高山丘陵间开垦出一片片梯田。秋收后，梯田落下等高线般齐整的片片金黄，晴日里，朵朵白云在山间投下水墨般的影迹，风吹云动，大地上的云墨就这么团聚，洇开，消散。
那是什么时候的梯田？后生们不知道，汤明孝知道：“毛主席那时就有了啊。”如今，在梯田上劳作的还是毛主席那时的人。
山风中，何惠玲摊开手掌，秋收时镰刀的割痕嵌满泥土，深刻得分不清哪儿才是指关节的纹路……
（南方周末实习生 贺风玲 潘颖婷整理）
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