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战和不可偏废

作者：信力建 

当强敌压境，危机四伏之际，对待战与和的选择中国人一般是偏重与“战”——所谓“宁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也。不过，从历史理性和历史辩证法的角度来看，这种“宁……不什么”的选择未免太意气用事和形而上学。毕竟，战与和作为对敌斗争的双翼，都有其存在价值，我们只能以“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和“执其两端而扣”辩证思维进行权衡——一言以蔽之：战和不能偏废。事实上，中国传统哲学中，对“和”的评价甚高，自西周末年由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以来，“和”这个概念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哲学范畴之一，对整个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孔子指出达到适度的具体方法是“扣其两端”与“执两用中”，其核心就在于全盘考虑，统摄诸方，以此化解矛盾，守衡致和，所谓“和为贵”是也。老子则更是在其《道德经》中主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继承老子思想的庄子也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要与他人和谐相处，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的境界，实现人与人的共存并生、协调发展。

也就是受这种“和”观念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朝代汉唐，在战和关系上，都不放弃一定的“战”的同时，也不偏废必要的“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先看汉。西汉高祖皇帝时，西汉建立之初，匈奴多次南下骚扰边疆地区。双方关系紧张，在刘邦亲征匈奴过程中发生了白登之围，刘邦自己差点被抓。此后，匈奴不断南下侵扰，刘邦束手无策，亲自向娄敬询问对策。娄敬分析双方的形势，认为西汉刚刚建立，经济残破，国力空虚，根基未稳，实在无力与匈奴展开大战，只有和匈奴讲和才是上策。他提出将皇帝的女儿嫁给单于为妻以及厚赠礼物的“和亲”主张。刘邦从善如流，任命娄敬为使者完成和亲使命。这就是和亲的开始。此后，历代西汉统治者均继续实行该政策仅公元前201年至公元前140年，《汉书》记载的和亲就有九处之多。这种和亲一直持续到汉元帝时期，其中著名的是昭君出塞：汉元帝时期，匈奴已经成为西汉王朝的藩属，呼韩邪单于多次主动要求和亲。元帝为了宣扬大汉的威德应允了和亲，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昭君出塞。这次和亲的效果十分显著，“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北方出现了几十年的安定局面，也促进了匈奴经济文化的发展。

汉朝所以选择这种“和”的对外政策，乃是因为汉朝建立在长期战争之后，国家贫困，没有能力抵御匈奴的进攻，为寻求一和平建设机会，恢复经济，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稳定的边防安全，因而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其结果也是明显的：由于西汉停止了长期的征战，使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国力得以增强；同时加强了睦邻友好关系，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和进步，对发展生产，恢复国力起了积极作用。

再看唐朝。唐朝的和亲政策在西汉基础上，又有发展。在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唐太宗时期，为搞好和吐蕃的关系，把文成公主下嫁给松赞干布，把弘化公主下嫁给吐谷浑王诺曷钵；唐中宗时，又把金城公主下嫁给尺带珠丹；唐肃宗则把幼女宁国公主下嫁给回鹘的葛勒可汗磨延啜；唐代宗把崇徽公主下嫁给回鹘牟羽可汗；唐穆宗则把太和公主下嫁给回鹘崇德可汗。据统计，唐王朝与突厥、叶谷浑、叶蕃、奚、契丹、宁远、回纥、南诏８个族（国）共计和亲２８次（其中有一次未获成功），此种对外讲和的政策，从高祖而至僖宗，几乎贯穿整个唐王朝！此举不仅安定了边境，对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也使得整个民族的融合更加有效——以文成公主为例，文成公主入藏后，“恶（吐蕃）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吐蕃人原以“毡帐而居”，穿毡裘衣，在文成公主的影响下，松赞干布带头除去吐蕃服装，改穿汉装。

和的政策真正受到挑战，是从宋朝开始的。北宋时期，虽然周围也有林立的少数民族，虽然在和辽国、西夏、金的战争中吃尽苦头，可宋朝却在辽兵压境的情况下拒绝辽的和亲要求，选择一战到底的政策。所以有这样的选择，其原因大致是：首先，是大汉族主义所致。北宋君臣有很深的民族偏见，他们认为与“非类”结亲是奇耻大辱，宁可赔钱财而不肯赔夫人，当然更不会去和亲联姻。其次，则是跟宋朝理学兴旺有关。北宋是理学发端的时期，南宋是理学的兴盛期，故而两宋有不少士大夫把和亲与伦理道德相对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把“中国结婚夷狄”视作“自取羞辱”。两宋以讲天理和伦常为主要内容的理学的兴起，使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深入人心。 再次，则是因为双方在经济上的不一致。宋朝的经济远远领先于周边国家，即使是出了不少岁贡还是老大哥，财大气粗，难免看不起“夷狄之人”。然而，就是在这个立足于战，不屑于和的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朝代——从宋真宗就开始向辽国献帛纳币，辽国改称契丹国，继续献帛纳币。契丹国又改称辽国，一样献帛纳币，在献帛纳币的同时，外加割让土地。大金国兴起，宋朝与金联手灭了辽国，可情况并未好转：继续向金朝割、纳、献！不但割、纳、献，同时，还称侄，装孙子。敌人把受纳的帛、币散发给军卒，畜养着虎狼之师，壮大着吞并的野心和实.，直至蒙古崛起，蒙古人起初攻金，继又来联宋攻金，这时候，苟延残喘南宋，又霍然眼睛一亮，联蒙灭了金，如法炮制，继续的向蒙古人割、纳、献，装……直至最后被蒙古灭国！最值得叹息的是：宋朝不和亲，结果皇帝都给人家当俘虏了，公主还不是给人家大臣当小妾，皇后受不了污辱自尽，这跟和亲比，真是等而下之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宋朝主张和的秦桧。对此公，我们一般的看法是他是卖国贼汉奸。然而，如果我们立足于和亦为国家外交的一个选项的原则，也许就有不同看法：譬如，大儒朱熹就在其《语类》卷百三十一中有云。“秦桧见虏人有厌兵意，归来主和，其初亦是。使其和中自治有策，后当逆亮之乱，一扫而复中原，一大机会也。惜哉。”“又云：问，高宗若不肯和，必成功。曰，也未知如何，将骄惰不堪用。”而现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更是在其《白话本国史——南宋和金朝的和战》内称：“大将如宗泽及韩、岳、张、刘等，都是招群盗而用之，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就自然骄横起来，其结果：反弄成将骄卒惰的样子。……我说秦侩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之处，能看出挞懒（完颜昌，女真名挞懒。金主和大将——笔者按）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著名作家茅盾1941年也在《笔谈》第三期上发表的《谈一件历史公案》，认为迫于当时的客观形势，靠岳飞等人的努力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南宋和金朝的力量对比，秦桧主持和议是不能避免的选择，而且必须杀害代表流亡贵族利益的主战派首要人物岳飞以后，才能苟安于半壁河山，由此背负了千古骂名，实在是有些冤枉。可见，在很多有识之士眼中，一味恃战不屑于和是宋朝灭亡的一大主因。宜乎陈寅恪先生在《乙酉八月听读张恨水著水浒新传感赋》一诗中感慨：“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妖乱豫么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

逮至明朝，“战”更成为时代主旋律。对明朝，很多人对其的赞颂为“大明276年，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也就是因为这种对“和”的拒绝与恐惧，才有这样一个故事：崇祯十五年，被清军和起义军夹击得晕头转向的皇帝在兵部尚书陈新甲建议“倘肯议和，和亦可恃”下，决定密使他与清兵图和议，结果有一天，一日份从边关发回议和条件的密函被陈新甲置于案上，其家童误以为是《塘报》，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事起泄露，群臣哗然，给事中马嘉植弹劾新甲。崇祯为了显示自己并不主和，遂于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将陈新甲下狱，新甲从狱中上书乞宥，崇祯不许。新甲只得贿赂高层，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多方营救，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亦大力援救，拒不听。九月二十二日陈被斩于市。陈新甲既死，明朝丧失最后一次议和的机会。其结果，是两年后的1644年陷于两面作战的明朝被李自成农民军推翻，崇祯皇帝吊死在景山上。

我大清就更是好战弃和之国。譬如，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主和，光绪帝则主战。从战争准备来看，中国海陆军皆弱，李鸿章对此事心知肚明。他奏道“北海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八艘，余轮仅共训练之用”，“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军兵力不厚，若另出境援朝击倭，势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为敌所乘，有碍大局”，李鸿章的战备报告及战略态势分析可算相当中肯。既然清军战备不足，就不应派兵进入朝鲜此一暴露的位置，而只应以鸭绿江作为前线；且以海洋排拒的设想，北洋舰队战力虽不足以出战争取黄海的制海权，但若能保时存在、将日军舰队吓阻于渤海湾之外，则可保卫首都并掩护辽东的侧翼。如此的战略虽必须放弃朝鲜，但尚可在鸭绿江国境一线获得支撑，胜算较大。可惜，年少气盛的光绪帝听不进这些建言，反对撤兵，积极备战，结果在勉强之下，清廷仍决定海陆并进、派军增援。清军海路只以微弱兵力掩护运输船而未全军出击，终至在丰岛海战中被日舰截获击沈；而陆路增援部队32营约15,000人虽然顺利抵达，但日军亦已增援至16,000人，清军兵力仍居劣势。这一切都是因为政治决策与军事工具协调不良，使得本无力一战的清军勉强出战，一败涂地。到庚子年间，疯狂的慈禧太后更是一天之内向11国列强宣战，惹出之国人一人赔一两白银的《辛丑条约》，终致清朝完蛋。

周佛海在分析汪精卫的选择时有云：“汪先生的意思，彼此为了国家，原则上决无二致，但所定的策略与应取的途径，一时容有歧异。汪先生所说的难与易，就是指的抗战与和平。因为不论其为胜为败，凡献身于抗战阵营者，无疑都将成为民族英雄;但要保全国家元气，与敌言和，则头绪万千，事繁责重，尤其军事处于劣势状态之下，日本以战胜者之地位，未必肯真心让步，和谈条件，就很难接国人之望，措置稍有不当，条款稍有出入，则以苦心为国始，而以千古罪人终。但汪先生认定前方的军事，与滇缅公路的封锁，抗战有难乎为继之势，及今谈和，国家尚可免于糜烂，而蒋先生抗战到底之意，既然一时无法动摇，则如其最后胜利，仍然属我，则国家一切，自有蒋先生。如不幸而抗战被迫作城下之盟，则汪先生与日本媾和在前，日人自难反汗，今后一切，有汪先生来担当周旋的大任。和战并进，为国家打算，不能不说是一条万全的计谋。”这里面当然不乏辩解之词，但我们如果不以人废言的话，也多少可以从中读出些特殊时期对战和关系的特殊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