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诺贝尔文学奖诞生这一百多年来，不知有哪位作家像莫言先生这样，获奖的风声一经传出，便掀起巨大的争议；获奖之后，争议更加排山倒海？
为什么会有争议呢：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还是莫言的问题？
诺奖风波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诺贝尔文学奖绝不是对文学的最高奖赏，要言之，任何机构的颁奖都不可能是对文学的最高奖赏。文学的最高奖赏，永远是读者和时间。
要论证这一点十分简单，只须列出诺贝尔文学奖所错过的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哈代、契科夫、普鲁斯特、里尔克、乔伊斯、卡夫卡、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卡尔维诺；以及即将错过的已经垂垂老矣的米兰·昆德拉、安伯托·埃柯……这些像钻石一样光芒四射的姓氏，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丝毫不会影响他们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他们错过诺奖，不是他们的遗憾，而是诺奖的羞耻。
拿最近的案例来讲，2010年，瑞典皇家科学院终于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这是姗姗来迟的奖赏，据说早在1982年，评委会曾同时看中略萨与他的老冤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结果只施予后者。这一次，听说略萨获奖，马尔克斯发表twitter称：“现在我们一样了！”那么，迟到28年，略萨的小说大师地位是否严重受损呢？答案自然为否。诺贝尔文学奖对略萨而言，只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如果说此前，中国人抱怨、贬低诺贝尔文学奖，会被讥笑为酸葡萄心理；而今莫言获奖，我们依然要固执己见，重弹老调：自1990年代以来，诺贝尔文学奖的水准便出现大幅溃退，领奖台上布满了二流作家的苍白身影，一流作家如君特·格拉斯、奈保尔、帕慕克、略萨等反而是例外，他们犹如孤独的闪电，打亮了世界文坛的黯淡岁月。记得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前夕，评委之一克努茨·安德隆教授突然宣布退出，理由是他不满去年奥地利作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的获奖：“耶利内克的作品充满空洞的思想和偏见，语言单一，缺少艺术雕琢。她用自我钟爱的笔法描述下流和恐怖的情节，书中充斥着令人生厌的暴力和淫秽。”这番话充满了道德批判的气息，姑妄听之。不过，诺奖丧失了对一流作家的认证资格，沦为二流作家与出版商的福地和狂欢，正是不争的事实。
必须注意，诺贝尔文学奖溃退的背后，是世界文学的溃退，作家迎来了黑铁时代的幽暗与禁锢；诺贝尔文学奖的争议，不仅取决于评委的眼光，更取决于作家的水准。从德雷克·沃尔科特到耶内利克，到哈罗德·品特，再到莫言，无不富有争议。
莫言风波
数日前，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传言便甚嚣尘上，博彩公司更是将其列在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对此，我曾作评论：莫言是当下中国最好的作家，却仅限于“中国最好”，哪怕他得十个诺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不及村上春树。然而，就连“中国最好”一说，都引来汹涌的批评。有人说余华胜于莫言，有人说阎连科胜于莫言，有人说刘震云、毕飞宇胜于莫言，甚至有人说杨显惠、高尔泰、野夫胜于莫言。众说纷纭，皆言之凿凿，愈发可见文学并无一定的标尺。
这是莫言所激起的第一重争议，即作品本身的争议。这一争议，也许任何作家都无法豁免。譬如批评者道，卡夫卡的作品晦涩，普鲁斯特的作品冗长，博尔赫斯的作品故弄玄虚，乔伊斯的作品，简直如天书！
我从不否认对莫言的推崇，因此我会称他为“当下中国最好的作家”，或者用我的作家朋友艾伟的话说，莫言是中国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是一个整体性判断。对比之下，史铁生早逝；阿城封笔；余华后继乏力，《兄弟》构成了其文学生涯的最低谷；阎连科的小说不够精致；毕飞宇成名稍晚；至于陈忠实、阿来等人，则更低一档。说起来，惟有莫言，三十年来如一日，作品始终维持在平均线以上，从《天堂蒜薹之歌》到《酒国》，从《丰乳肥臀》到《檀香刑》，都是坚硬的证据（斩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蛙》，我以为并非佳作，获奖更像是一种迟来的补偿；而且为茅奖选中，并非什么光荣）。犹记得有一年制作中国作家实力榜，由以严苛著称的朱大可等文学评论家投票，莫言得9票高居榜首，同居次席的余华、史铁生、阿来、王安忆仅获6票。
话说回来，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耀普照到莫言头上，并不能改写在午夜徘徊的中国文学衰弱、贫血的残酷现实。六十年来，这世上最为庞大的中国作家群并未留下可以媲美四大名著的经典作品，他们生产的垃圾，千百倍于他们挤出的营养。莫言的显著，不无矮子里面拔将军之嫌。是故，我曾酷评：我们生存的时代，所遗留于后世的文学遗产，恐怕不是莫言们的小说，而是重庆打黑的判决书与钱云会父亲的哀歌。
文学与政治
莫言所激起的第二重争议，在于他与体制（政治）的亲密关系。
如今有一批人，大概中了“两个凡是”的余毒，逢体制必反，逢反体制必亲。在他们眼里，凡是体制内或与体制亲近的作家之作品都不是好东西，凡是敢于批判体制的作家之作品都是好东西。须知，作家的身份、德行与作品，并无必然性的血缘，这就像古代，人归人，书法归书法，蔡京是奸臣，却写得一手好字，赵孟?品行不佳，却是书画双绝，现代作家如周作人、张爱玲，都尝落水，其作品的价值，谁敢抹煞？
进一步讲，对作家的身份，实在不必过于看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年头，文化人如丧家狗，惶惶奔走，苟活而已，谈何以大义责其委曲求全？有人颇看不起加入作协的作家，我承认，作协的确是毒瘤，应早早割除；但我不能承认，作家加入作协，就是一种近乎精神失贞的耻辱，就不是一位好作家。作家是用作品说话，不是用作协说话。那些洁身自好、不愿与作协有染的作家，与曾误入作协、后来毅然退出的作家，自然值得钦敬。然而，我们却不必因一个人是作协会员、理事、主席而生出先入之见，因人废书，就像因一个人坐过监狱而判定他无恶不作，因一个人是公务员而判定他毫无良心。
莫言最受非议之处，并不在于他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是体制内作家，而在于他对政治的献媚与屈服，在戕害文学的力量面前弯曲了作家所赖以安身立命的脊梁，譬如抄写臭名昭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人为他辩护，说其他九十九位作家都抄了，他为什么不能抄呢。事实上，那九十九人的合作，不是豁免的依据；王安忆这样的拒不合作，却构成了莫言等百人必须接受批判的理由。
略萨等作家都主张，文学应该有一种批判的精神。这里的批判，哪怕仅限于政治，在莫言的小说当中，亦不鲜见。问题在于，莫言并未将这种批判精神从作品化入现实，借用村上春树的名言，“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莫言的作品站在了蛋这一边，如解构正史、反思计生；现实当中，他却站在了墙那一边。这样的精神分裂，委实令人痛心。
不免要谈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要自由，政治要干预，辩难千载，并无一解。也许恰因无解，文学才有其恒久不息的生命力。最简单的答案是，让文学归文学，政治归政治。然而，只要作家生活在城邦之中，就必须直面政治的压迫与蛊惑。你不能苛求所有的作家都是自由的斗士（好比苛求莫言像赫塔·米勒那样宣称“哪里有齐奥塞斯库，哪里就是异乡”），作家可以妥协，可以蹲下来写作，但决不可跪下来写作；面对人类的罪恶，作家可以暂且沉默，但决不可为罪恶涂脂抹粉，唱一曲忠诚的赞歌。
说到底，分裂的莫言终究是一位中国特色的作家，这同时造就了他最大的成功与最大的局限。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大光芒并不能遮蔽这一粗鄙的事实。况且，诺奖只不过是诺奖，正如莫言只不过是莫言。
风波过后，午夜依旧黑暗。争议声中，文学继续前行。
供《中国经营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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