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一份官方公报中宣布，“1961年10月17日，一些争取独立权利的阿尔及利亚人在血腥镇压中被打死”，“（法兰西）共和国明确地承认这些事实。悲剧发生51周年之际，我对受害者之纪念表达敬意。”
奥朗德的这一声明，使他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为这一事件公开平反的共和国总统。然而，法国政界在这一问题上还远远没有达成共识。属于右派阵营的前总理菲永和 “人民运动联盟”主席雅各布都对此表示异议，后者更指此举“难以忍受”，因为它“质疑共和国警察以及整个共和国本身”。
在报道此事时，一些文章言简意赅地回顾称，当年阿尔及利亚人集会示威，遭法国警察镇压，伤亡惨重，甚至被抛尸塞纳河。听上去，它和1989年6月3日夜到6月4日凌晨的天安门事件如此相像。那么，1961年10月17日，一个看上去不起眼的日子，究竟发生了什么？
1961年的法国，仍然深陷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的泥潭中，但也在和反抗力量进行谈判，力图早日脱身。与此同时，在多年民族交往之后，法国本土也有为数众多的阿尔及利亚移民，1961年时，巴黎及其周边城镇的阿尔及利亚移民已经达到了15万人，全国范围达到30万人规模。但他们仍然和母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部分人立场倾向于支持独立。
1957年后，阿尔及利亚主要的反抗力量——“全国解放阵线”（FLN）的立场趋于激进，开始采取恐怖手段，同时试图在法国本土开辟“第二条战线”、制造恐慌气氛、牵制法国军警，减轻阿尔及利亚国内的压力。1958年后，“全国解放阵线”在全法境内针对重要目标进行袭击和破坏，而法国警方也针锋相对地特别组建了三支FPA部队，主要由认同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组成，这些知根知底的“阿奸”（Harkis）警察往往滥施暴力，也由此成为反抗力量的眼中钉，后者试图实施“定点清除”，并逐渐扩大到一切警务人员。
进入1961年后，针对警察的袭击活动骤然增加。反抗分子采取小组行动方式，针对上下班途中落单的警察进行袭击。前十个月，共有22名警察遇害、76名警察受伤，这在警察群体中激起了极大的不安全感和复仇心。巴黎警察局长声称对袭击要“十倍偿还”，并扩大警员反击的权限，这更加刺激了警察暴力的滥用，监视和拷打嫌犯成为家常便饭。双方以牙还牙，矛盾日趋激化。
为控制局势，巴黎警方于10月5日宣布了仅针对阿尔及利亚人的宵禁令（couvre-feu），要求后者“节制”外出——“特别是晚八点半到晨五点半之间”；阿尔及利亚社区的酒馆必须晚七点关门歇业。同时，针对反抗者三五成群的特点，宵禁令要求不得集体外出。
宵禁令仅仅针对阿尔及利亚人，因此遭到共产党和工会等左派的抗议，但它的确有效阻碍了反抗活动，因此“全国解放阵线”法国支部也酝酿抗议示威。根据一位组织者的计划，他们准备17日晚间发动大规模示威，18日咖啡馆、商铺和旅馆罢市，19日组织妇女儿童到警察局示威。
作为第一步，17日的活动被定性为“抵制种族主义宵禁令”的和平示威，参与者被要求严禁携带任何武器。但是，在阿尔及利亚人内部，这一示威却绝非自愿，“全国解放阵线”施加压力要求人人上街，否则日后会遭到清算。因此，17日的和平示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应阿尔及利亚移民的真实意愿，也是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
为表达对宵禁令的蔑视，示威被特意安排在晚间。八点半之后，大约两万到三万名示威者或徒步、或乘各种交通工具，从四面八方向巴黎市中心聚集。一支约万人的队伍在巴黎西北的柰伊桥附近被阻拦，在示威者试图冲破路障时，心理高度紧张的警察（有谣言称其他地方已经有多名警察死于骚乱）向人群开枪（另有研究者称也有反抗分子开枪制造混乱）。但确切无疑的是，在巴黎西北的多座桥上，都发生了示威者落水的惨剧。
与此同时，也有众多示威者到达了共和国广场等预定的市区内示威地点，并以相对较好的秩序向歌剧院行进。但当游行队伍到达Rex电影院门前时，警察也向人群开了枪，造成暴力和流血事件，其混乱程度和柰伊桥相仿：满地碎玻璃、跑丢的鞋、血泊遍布，人行道上伤者累累……在圣米歇尔大街上，警察围殴示威者。为躲避追打，一些示威者被迫从桥上跳入塞纳河。还有更多示威者被推上客车，强制遣送到体育馆等临时收容所。
镇压次日（18日），一些阿尔及利亚商铺发起罢市，但许多店主被逮捕，警方强令商店正常营业。一些地区继续发生枪击事件。妇女和儿童示威被推迟到20日，但遭到警方的强力阻拦，许多示威者被强行带到收容所，然后用大客车分批遣送回住处。
10月17日之夜，究竟有多少人伤亡？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数字。法国警方最初只承认有两人死亡，但显然难以服众。在后来的研究中，死亡人数也是争议最大的部分。统计数字从三五十人到近四百人不等。同样，这场悲剧能否称为一场“屠杀”（massacre），也是挑起情感冲动的焦点，有著作直接以《巴黎屠杀》为题目，但有更多学者认为，考虑到被普遍接受的死亡数字（三十到五十人），以及事件的突发性和孤立性，用“屠杀”来形容未免言过其实。奥朗德在官方公报中，也小心翼翼地用“血腥镇压”而非“屠杀”来定性。
某种程度上说，10月17日之夜的确是法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禁忌，但并不是一个不可触碰的禁区。巴黎市议会曾经质询警察局长，法国国民议会（下院）和参议院（上院）都曾经有议员对此事发表评论。左右派各种报章也不乏相关报道。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出现了多部研究著作。1998年，一位作者撰文称开枪命令是当时警察局长下达的，而这位局长因此将文章作者告上法庭。这个苦涩的花絮表明，这一夜，仍然是法国社会中的隐痛。
但耐人寻味的是，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却始终对此事几乎不置一词，在他之后的历任法国总统也始终保持缄默。而2001年10月17日，即事发40周年之际，巴黎市长、社会党人德拉诺埃在当年事发地之一——圣米歇尔大桥上为纪念铜牌揭幕，开启了官方“正名”的第一步。十多年之后，他的社会党同僚奥朗德终于完成了中央政府的承认。
无论是10月17日之夜，还是6月3日之夜，这两个时刻在法中两国的历史脉络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从表面上看，示威、枪击、横死、逮捕，构成了两场悲剧的共同之处，但法国的10月17日之夜，是从一个近代殖民帝国向现代宪政国家转型中的遗留阵痛。这场痛楚，即便没有被划为禁区，也冷落了二十年才有人正面研究，五十年后才得到官方正式承认；而中国的阵痛还在禁区之内，不能自由言说。如何走出历史悲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一方面，阿尔及利亚族群之于法国，一如蒙藏族群之于中国。为历史事件平反和弥合，本身已经是大问题；而如何形成政治智慧，防止族群撕裂和暴力升级，避免重蹈当年法国覆辙，对中国而言则是更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10月17日之夜的前因后果，提供的启示不仅在于如何化解“六四”式的历史伤痕，更在于警示如何解决“七五”式的深层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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