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家阎连科近日也撰文《让理性成為社会的脊樑》，并发表在国外的报纸上，这是第一位中国作家就钓岛事件公开呼吁社会理性。阎阎连科对亚洲週刊说，以往几乎不写这类文章，但作為文化人，今后他会继续撰写这类文章，对重大问题发表看法。阎连科在文章中说，读了村上春树的《劣质酒的醉态》这篇文章，「我非常明白村上先生说的东亚地区文化、文学圈建立的不易和艰辛。然而，文化、文学在歷史与现实面前总是显得那麼弱小，不堪一击。每次与领土相关风波的到来，文学与文化都会像小媳妇样首先受到衝击和伤害」。
阎连科在文章最后写道：「如果知识份子的理性不成為这个国家今天和明天社会发展的脊樑，那麼，悲剧和陷阱，就随时会出现在百姓的脚下……对於领土、政治和军事，说心里话，我几乎是个白痴。但对於中国的、亚洲的和世界文学与文化的爱，我的虔诚一定超越那些一味、一味倾心国土面积的人。我总是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文化、文学被泯灭时，面积还有意义吗？正是这样，我作為一个中国作家，是多麼渴望，让政治归政治，让文化归文化。政治动盪时，千万不要首先掐息文化与文学这根让世界各国人们心灵相牵的血脉和藤蔓。」
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在台湾师范大学举行的「民间东亚论坛│上表示，日本的战争清算没做好，被侵略的国家的人民碰到问题，反应会很大。这不是单纯的领土问题，而是歷史问题。证据之一就是中国人对中越争执与中日争执的反应非常不同。这必须要被理解。只用「民族主义」一词来概括是有问题的。
在这次「民间东亚论坛」上，王晓明是唯一把问题升高到一个另类秩序想像的发言者。他说，东亚海洋争执的最大背景是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展现。这个霸权体制為了要抒解它的危机，经常要将它的内部危机外部化，进行国与国的衝突，以及争夺日益稀有的自然资源。因此，国家主权在可见的未来，不会递消还会递增，因為它是资本扩张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 因此，知识份子的挑战或许是要以最大的热情想像一个新秩序，要超越现存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思想的霸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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