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甫琴科“出走”发生在34年前，是一起轰动一时的国际政治与外交事件。1978年的4月25日，苏联高级外交官、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阿•舍甫琴科，在接到国内指令要求其返国述职的前夕，出人意外地突然宣布脱离苏联，拒绝返国而选择居留美国。这一惊人消息迅即成为美国及西方各大报刊的头版新闻，在美苏对峙的冷战年代，它带给人们强烈的冲击与影响，苏联形象因此大受打击。数年后舍甫琴科写出回忆录《与莫斯科决裂》，讲述自己脱离苏联的心路历程。1986年我国世界知识出版社将其译成中文，在内部发行，国内方知事件始末与详情。
舍甫琴科于1930年出生在苏联乌克兰一个医生家庭，研究生毕业后进入苏联外交部，由于苏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赏识与提携，仕途一帆风顺，步步高升，1969年担任葛罗米柯外交顾问，非常幸运地成为苏联“高干系统的一员”。所谓“高干系统”，用舍甫琴科的讲述：“是一种只适用于上层阶级的等级系统。它的许多不同等级按照官阶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政治局委员享有的特权是没有限度和不受限制的。这一等级之下就开始分等次，如，党的高级官员、内阁部长、和其他身居各种重要职务的人，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他们的地位。”这些高干“享有独特的广泛特权：高薪金、高级公寓、别墅、政府提供的由司机驾驶的汽车、火车上的专座和卧室、机场贵宾待遇、外人不得入内的游览场所和医院、专供他们子女上学的学校以及供应减价出售、数量充足的消费品和食品的商店。他们居住在远离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之中，只有破例外出才能和下等人相遇。”1973年舍甫琴科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年43岁。
人们实在难以想象，这样一位春风得意又前程大好的苏联高级外交官，竟然不惜身败名裂，放弃原有的一切，而换取一种充满风险的未知生活。他既不为金钱，也不因美色，却是对自由而真诚生活的渴望与向往，这种想法与动机几乎让所有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作为外交官，舍甫琴科长期派驻国外，经常往返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之间，比绝大多数苏联人有更多的机会近距离观察、了解西方社会，因而对两种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政治制度有了自己的比较与判断。因此，虽然表面上他生活优渥，风光无限，但内心非常矛盾，精神极度压抑。苏联意识形态的虚伪使他心生厌倦，克格勃无处不在与无孔不入的影子更令他感到厌恶与害怕，即便他身为联合国副秘书长，也必须按照党的指令委曲求全地替苏效劳，而不能像其他国籍的联合国职员那样站在中立立场秉公办事。尤其令他无法忍受的是，他不仅要配合国内派来的党组织和克格勃，监视其他苏籍联合国公职人员，而且自己随时都可能处在克格勃的视线之下。他不想让这种极度压抑、缺乏自由的生活状态继续下去。
于是他选择了背叛与出走。与在其之前大多出走或背叛者不同，舍甫琴科从一开始就丝毫没有在美国匿名埋姓过隐居生活的打算，而是坚持自由、公开地生活，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这种太阳底下的正大光明，阻击了克格勃的企图，保证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当然，舍甫琴科这样的选择行为在苏联是绝对无法忍受的，莫斯科以叛国罪对他进行缺席审判。但在西方，人们把它看成一次自由的胜利，认为这一事件为自由是人类的最高追求添加了一条新的注释，同时它喻示世人，当某种僵化的制度环境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使人们陷入绝望，并强迫他们做违心的事情时，人们就会努力设法摆脱这一制度环境而选择能够令其获得自由的另一途径。
今年2月6日我国王立军事件的发生，有人认为这是舍甫琴科事件的中国版，从而将两者相提并论。的确，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酿成严重的政治与外交事件，掀起惊天波澜，至今余波未尽，此与当年的舍甫琴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同样是身份显赫的国家高级官员，同样表现了对国家的背叛，且两人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的亲信，因其提携而得以高升。这似乎在告诉人们，历史有着太多的相似性，在某种相同的社会条件与环境下，历史是很可以重现的。
不过，毕竟隔了不同的时空，事件发生在不同的国度，王立军比较舍甫琴科，也就出现了些微的不同，这就是，舍甫琴科是蓄谋已久的主动出走，王立军是危机之下的被迫避难。可以说，正是这一不同，使王立军事件后来居上，问题实质更为严重，产生的冲击更大，影响更深。
这并不全是因为王立军公安局长这一特殊身份，以及打黑英雄、国家一级英模、全国十大杰出民警等系列耀眼荣誉，与背叛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当然可以给人一种冲击的晕眩。但这种晕眩只是转瞬即逝的视觉冲击，真正影响强烈、深刻与持久的，是这一事件中一连串有悖常情常理的反常现象及其折射出的社会生存安全状态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冲击。这才是事件问题严重的实质所在。
依据马斯洛“基本需求层次理论”，我们知道人的需求从低到高，逐级递升，可以分为生理、安全、情感与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种，前三种为低级需求，后两种为高级需求。在不同层次的需要下，人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反应，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舍甫琴科为追求自由而出走，这是属于实现自我范域的高级需要，这种高级需要，在一般普罗大众为低级需求而徘徊而张罗时，是不会期然而发生的。这就意味着，舍甫琴科这样的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属于曲高和寡的少数人，他的出走是发生频率很低的小概率事件。
而王立军事件则不同，他是因生命受到威胁而寻求避难，也就是，他的这一行为因安全需求而发生。而安全需求是每个人每一天的基本需求，也是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维持的基本前提与保证。问题就在于，王立军是一位为社会提供安全需求保障服务的公安局长，却自身失去了安全感，在他感受到来自上级的迫害、性命处于不保之时，他竟不能得到他所最需要也是最基本的安全制度保障，他除了铤而走险没有任何别的选择，这无疑是可悲的，也是可怕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当一个社会的这种基本安全需求连公安局长都不能获得保障时，这个社会其他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会处于一种怎样的安全状态，则可想而知。如此，人们就不难从中得出以下两点看法：一、王立军因安全不保而铤而走险，是当前社会因安全状态而形成矛盾冲突的尖锐反映，它反映了社会安全无保障这一状态的普遍性与危险性；二、当前的社会制度环境比较当年舍甫琴科时期的苏联更为不堪，因为，同为国家高级管理人员，舍甫琴科是因自由而出走，王立军却为保命而避难，借用民间戏谑说法，一个是主动“起义”，一个是被逼“造反”。
王立军事件的另一现象也耐人寻味：一个直辖市的公安局长，名震天下的打黑英雄，居然因违逆上级意愿而命悬一线，危在旦夕；为保命求生，又居然不向中纪委或中央政法委这一直接负责的最高机关求援，而是寻求他国庇护；寻求他国庇护，不选同一阵营的友邦，而是直接进入价值观念不同的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这一现象，也就是这一连串不合逻辑的反常行为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作为经验丰富老道的公安局长，王立军清楚地知道，一切正常的渠道和逻辑都无法保证其生命安全，而价值观念不同的美国可以为其提供人权保护。正是这一在一般人看来有悖常理的反逻辑的非常行为，使得他绝处逢生，在迈进美国领事馆大门的那一刻，死神追踪的影子即告摆脱。
虽然说政治避难的愿望最终未遂，但是求生保命的目的却已达成。生命高于一切，如果人们认同这一价值理念，那么，在对自己生命权的捍卫这一意义上，不能否认王立军成功了。但，他的成功却又是对现有秩序与正常逻辑的挑战甚至反叛而取得。这就意味着，对王立军生死之际做出的绝望选择表示理解和接受，就是对现有秩序与逻辑的质疑与谴责。王立军事件不仅让政府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也让大众面对道德的两难选择。
但不管怎样，有一点人们可以做出明白无误的判断：王立军事件与舍甫琴科事件一样，是一段历史时期社会制度环境下的结果，这一结果为这一社会的制度环境亮起了红灯，发出了警报。它警告人们，这些年来这一制度环境的变化呈现恶化的下降趋势，现已到了国家高级官员与公安局长都因安全不保而铤而走险的严重地步，对这一制度环境的整治与改造已是迫在眉前而刻不容缓。
201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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