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   2012年5月24日

山東盲人離奇逃脫事件發生的第二天,我在微博上留言說:今晚要喝酒,慶祝自由。

以為是心領神會的東西,結果許多人私信或致電我,問我是不是失戀分手了。看着短信我想了半天,給個別人解釋了緣由,片刻後也有人問我:「哪人是誰?」

真正了解和關注此事的人倒不見得是媒體人,也有那白領或畫師對民生民聲都不肯鬆懈,他們從未做移民的打算,也並不抱着樂觀,只是覺得朗朗乾坤之下的任何事,做為人,本應該有權利關心的。

只是我半年前在臨沂附近一個城市和幾年未見的朋友喝酒,他日常裏豪爽仁義,是個法官。我跟他問盲人的事,他竟一片茫然,繼而憤怒和同情,又問我是如何知道這些。

我也對他的一無所知感到困惑。我的電腦並未有翻牆的功能,谷歌搜索也多半是「該頁無法顯示」,我不搜索那些敏感的名字,只是日常用途都受挫,但我仍然知道一些本該知道的事情。

平衡與不平衡

他是一個公務員,區級法院的法官,體制內的人,和我以為的這平衡的世界,早已分離出去,那無形的高牆,原來阻斷的人並不是我們。我再跟他講幾件山東官場上的事件,他就開始懷疑我的資訊來源,我講出那些官員的名字、職務,所作所為,他就怔怔看着我,笑且憂愁:你知道的太多了。

事實上我知道的太有限,為這知情權,不少人努力了近三十年,反而知道的愈來愈少了。然而我舊日的同學們都同情我,他們眼中的我,不在政府部門做事,不拿體制的薪水,為了那點自由,最後活在了邊緣。當然這邊緣的定義是彼此相看。

我問他們平時所得高薪買的最新iPad、mac機,都用來做什麼?他說要應付沒完沒了的司法考試。我這憨厚的友人,尚不知天下有難,他們學那連篇累牘的司法,卻不知法制之下有多少人不被約束,又有多少人無法依託於他們的法。

去年姓艾的胖子身陷囹圄,外界說是經濟犯罪,在裏面的審問卻是羅列煽動顛覆罪名。他出來後講一個笑話,說是官人問他職業,他說是藝術家。來人面露譏諷:「你頂多算個藝術從業者,怎麼能自稱是藝術家?誰定義的?你自己定的?」

又說:「你的作品賣幾百萬?成本又是多少?你這樣屬於詐騙罪,知道吧?」

胖子心內並未發笑,反生同情。這牆將這些人隔絕得太久太深。

當官的無知

一個詩人朋友偶然參加政府公務員的晚宴,問及他的職業,他謙虛地說是寫字的,對方頓時感興趣了:「是寫哪一種?草書還是隸書呢?我正想求幾副字送上級。」也有那做官的人認真問我畫廊是什麼?接着又自作主張地答:「就是許多人在裏面畫畫吧,有專人看管着。」我說的這類官員還並非邊遠地區的長官,是京官。

這些官人們多年前就有出國考察的待遇,每年數次旅行,西裝下面是Hermes的皮帶,Gucci的錢包,官員們自有一套時髦的標準,比如名表,紅酒。這些固定的牌子他們倒認得,但他們的世界,僅限於官場,領導的喜好,酒量的大小。

七九八本來是工廠區,全靠自由藝術家聚集才托起人氣,成了舉世聞名的藝術區,於是也漸漸成了政府的政績,整日官員來參觀,車窗上貼個政協的牌子,浩浩蕩蕩開進來。有次我和藝術家正要從車道經過,一個戴着紅袖標的男人突然衝到車前,頤指氣使地說:「別動!讓政協的先走!」

我們問憑什麼?問得他一臉愕然,彷彿這問題是多餘。「因為是政協的!」語氣頗不耐煩。我們揚長而去,後視鏡裏留下一個憤慨的身影,愈來愈小。

官看民與民看官

官的世界自成一體,官是怎麼看群眾的,非官不能知曉,然而他們釐得清的事情是愈來愈少。不知是體制裏的官奴造就了官爺們的眼界,還是草民的惶恐規矩造就了官人的脾氣。從前的朝代尚有「彈劾」,亦有「參本」,有時聖上先不急於察明究竟就已然削你的官爵了,只要有人告。而現今的官官相護成了鐵板一塊,世界便變成了「你們」和「我們」的對立狀。再有從前的官多是文官,文采表達出見地才有出頭的機會,一個歐陽修的門下能傳承出蘇東坡和王安石諸人,那時的人若文理不通又視草民如芥,豈不成了笑柄。然而現今民的發笑,官們聽得到或在意麼?

寒假裏乘動車,即將到站時,有數個公務員擠在過道上和乘務員調笑,嘆房子貴。一看也是三十幾歲,卻市儈蒼老,滿面出油,像是酒肉浸久了的。車將要停的時候,忽然一個年輕人猛地拉開身旁的包廂門,裏面走出一個步態悠閒的官和官太太,其餘幾名公務員擋住旁人的去路說:「讓領導先走!」

一眾人反應不過來,立時站住,我撥開他的髒手,搶先下車了。我走在了「領導」前面,看到月台上已有歡迎的列隊等着那腦滿腸肥的官,他們看不見民的側目,眼中只有滿目的討好的笑。而自有那小公務員替他睥睨着人群。

早逝的王小波曾寫過:自從創世之初,世上就有兩種人存有,一種是我們這種人,還有一種不是我們這種人。另一種人見識不到我們,然而我們見識得到他們。這真正不公平,我應當替他們扼腕,而世界遠遠不是他們想像和見識的那副樣子了,索性就讓他們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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