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權利發展協會(AWID)女性人權捍衛者項目協調官員Katherine Ronderos於7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全球範圍內女性記者近年來遭遇恐嚇、打擊、報復的案例在逐漸增加,諸多不安全因素讓這些致力於言論自由和最求真相的女性記者處於高風險狀態。

Ronderos認為,非法羈押、恐嚇、甚至遭到殺害是女性記者在全球範圍內所面臨的主要困境, Ronderos列舉了以下案例。例如埃塞俄比亞Feteh報社專欄作者Reeyot Alemu在2011年9月被埃塞俄比亞當局判處14年徒刑。 Alemu被埃塞俄比亞當局指控參與恐怖活動並加入恐怖組織,埃塞俄比亞法庭在審判Alemu的過程中將她撰寫評論性文章和參與和平示威的電話記錄作為指控證據。

自由歐洲電台的阿塞拜疆女記者Khadija Ismayilova因為調查和報導阿塞拜疆政界高層的腐敗和權力濫用問題,2012年5月她接到匿名信件和可疑包裹,包裹中包括對她的私人生活進行錄像和監控的照片,這些照片偷拍了她和男友的激情場面,但Ismayilova並沒有因這些威脅而停止工作,她站出來公開譴責這些幕後者的不道德行為。

2011年10月,危地馬拉女記者Lucía Escobar在El Periódico報發表了《Ravens, Eyes and Demons》一文後,她接到了大量的不明電郵的威脅而不得不和家人一起躲藏起來。同樣在巴勒斯坦加沙,長期發表針對中東問題的政論批評文章女記者Asmaa al-Ghoul遭到哈馬斯安全部門人員的毆打,針對她及其兒子的死亡威脅甚至讓她經常躲在辦公室過夜。

近年來因為報導人權事務而遭到報復殺害的女記者是俄羅斯的Anna Politkovskaya,Politkovskaya因為參與對車臣戰爭以及北高加索人權的報導而於2006年在莫斯科遭到殺害。

Ronderos認為,針對女記者的性侵犯、威脅和攻擊在女記者圈子裡是很少被談論的,包括媒體、非政府組織都很少去曝光這些事件,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同文化背景中潛在的污名化影響,有的女性記者擔心一旦曝光自己遭到性侵犯或者被攻擊的事情,她的工作機構可能不會再派遣她到危險的環境裡去進行採訪和調查任務。

但是Ronderos表示,近年來女記者在遭到威脅、侵犯的時候也不斷開始向公眾發聲,比如哥倫比亞記者Jineth Bedoya和瑞典記者Jenny Nordberg就是兩個很好的案例。 2011年2月在埃及廣場進行採訪並遭到性侵犯的女記者Lara Logan案例也鼓勵了其她女記者站出來陳述自己的遭遇。

聯合國人權捍衛者處境問題特別報告員Margaret Sekaggya女士在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遞交的第3次報告中也指出:“女性新聞工作者和媒體人因為致力於人權事務報導並將自身置於高風險狀態。”

在Sekaggya向人權理事會遞交的最新主題報告第2章中,她指出儘管很多媒體人不直接地參與人權保護,但是她們的工作可能與披露人權侵犯直接關聯。她認為記者在人權侵犯中扮演監督角色,對新聞自由的限制和針對記者的無罪懲罰將對記者報導工作造成恐嚇、污名化、暴力和自我審查的氛圍。

那如何去保障女性記者在揭露人權侵犯案件中的安全問題呢,這正是Ronderos在文章中所一直關心的問題,也是那些正處於前線進行人權報導的女記者所關注的問題。

完稿於2012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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