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曾经有过显著的苏联资源和背景，当代文学与苏联文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由于“冷战”的世界格局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曾经有过显著的苏联资源和背景，当代文学也与苏联文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曾经在一个时期，苏联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模范和榜样，成为了当代文学的一部分。苏联小说成为广大青年喜爱的读物，“经过翻译的苏维埃文化”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1）。苏联文学中的大部分重要作品均被翻译过来，并出版了作家文集。 就当代文学体制的形成而言，也有苏联文学的资源。第一次文代会所建立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及其在1953年所更名的中国作家协会都脱胎于苏联的作协体制。作协的组织方式、基本纲领、机构设置、内部运作以及党组负责的权力结构，甚至1950年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在基本任务、管理模式、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等方面，也处处显示出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影响。 作为在体制上认同于苏联的重要象征，1953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宣布“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所属会员团体加入中苏友好协会为团体会员”，以“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在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的神圣的友谊”。 这说明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是在苏联文学影响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苏联文学体制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过程，从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创建到30、40年代的最后形成，再到60、70年代逐渐走向凝固和僵化。 其中列宁提出了加强党对文化和文学工作的领导权，布哈林和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指导方针，主张利用文化遗产，团结文化“同路人”，“组织成百上千个团体，实行文学团体、流派的自由竞赛”（2）。并且，这些文艺团体“不能按党、合作社、军队的形式去组织”，它们“应当是完全自发的”、“有灵活性的”、“极其多种多样的”（3）。1924年5月，在俄共第13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七个关于思想文化的决议案，加强对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1925年6月18日 ，苏联借助大辩论的形式，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借鉴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主张，俄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决议（4）。1928-1929年，在苏联历史上出现政治、经济的大转变，文化体制也转变到了斯大林文化体制轨道。 1932年4月，联共中央通过《关于改组文学团体》的决议，宣布取消“拉普” (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 ，解散所有文学团体和派别，成立全苏“大一统”的苏联作家协会和各个艺术团体（5），结束了多元化的文艺竞争格局，文学团体与流派、文学组织和纲领、文学刊物都被纳入统一的意识形态控制：文学团体行政化、文学意识政治化、文化领导集权化（6）。
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的建构继承或者说是借鉴了苏联文学，特别是加强党对文学的绝对领导，实施严密的组织化、行政化的管理方式。 在理论上，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7），它认为“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有着“党的文学的原则”，“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8）。 强调文学和出版物的党性原则和组织原则，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伟大任务。 “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都应当汇报工作情况。”（9）从作家的写作到出版、传播和接受的机构、过程都完全处于党的绝对掌控之中，实现了“党的文学应受党的监督”（10）的目的。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引用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的两段话，一是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二是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周 扬在1944年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其中在第四辑的“无产阶级文艺”部分，摘编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解放后，作为当代文学政策制定者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者的周扬也多次在文章中直接引用或提到列宁的这篇文章，如《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951年)、《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 (1951年) 、《文艺思想问题》 (1954年)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1954年) 、《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讲话》 (1956年) 、《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1956年)、《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1年)等等。 在这些带有“讲话”性质的文章里，周扬主要突出的还是列宁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绝对领导权这一中心思想。
苏联文学对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的影响要比30、40年代复杂得多，这与中国政治的走向有关。中国当代政治与苏联有着复杂的关联，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就开始有意识地用自己的理念与思想，彻底转换中国共产党的“俄化”气质。从批判王明路线，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到思想的全面整风、组织的审干、反奸与抢救，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转化。但是，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与政治关系使这种转换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而会在趋同与疏离、普遍与特殊之间摇摆不定。受政治关系的影响，50、60年代中苏文论和创作从同期对应到逆向反叛，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与苏联度过了一段亲密时期。周扬在1952年 说：“斯大林同志关于文艺的指示，联共中央关于文艺思想问题的历史性决议，日丹诺夫同志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讲演，以及最近联共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同志的报告中关于文艺部分的指示，所有这些，为中国和世界一切进步文艺提供了最丰富和最有价值的经验，给予了我们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指南。”（11）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学的“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指南”，苏联经验对于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政策的最早影响，便是使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前就根据苏联国家组织和领导文学工作的经验，在1949年7月通过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建立了完备的文学体制，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学的前进方向，迅速地将文学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 在第一次文代会的大会宣言中，提出了“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里，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12）。在1953年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上，提出满足“国际上对于中国文艺的需要”，特别是“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对于中国文艺的发展”的期待，成为了中国文学的努力方向。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颁布，也与苏联从1955年后期开始的对待知识分子态度解冻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将为“双百方针”提出来的六条政治标准，作为对于文学政策的政治限定，也很明确地要求文学创作应该“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13）。
中国文联和作协多次组织作家们去苏联参观、访问，尤其是50年代中苏文学组织和作家们交往频繁，联系紧密。早在1946年底到1947年，茅盾到苏联访问，出版了《杂谈苏联》和《苏联见闻录》，他认为：“在苏联，私人的出版机构是没有的，所有一切出版机构，非为国有即为职工会或社团所有。因此，苏联的出版机构非少数人所得而私，是属于人民而为人民服务的。”“出版是有计划的”（14），“为了营利目的而粗制滥造的出版物，在苏联也是没有的”（15）。 他还谈到苏联的报纸和杂志的三大特点：“计划性”、无广告、和读者关系紧密。 “苏联的报章和杂志也没有私人办的。因为没有私人办的报纸，故可按照计划，避免了重复和偏枯”，连印数也是“在整个计划之下规定了的”（16）。在说到期刊和报纸没有广告的特点时，他说：“在苏联人看来，大幅的广告本来就是浪费，何况又是奢侈品的广告呢？（17）他还谈到了苏联的报纸和杂志有许多读者来信，是“以读者为主体”。 在谈到苏联文学的特征时，他用了一个“人民性”，也就是“为人民服务”。 关于苏联作家，他用了两个字：“很好”，具体体现为“生活有保障”，才能的发挥“有保障”，没有怀才不遇的事情。 “作家的地位极高”，被称为“精神的工程师”（18），到了 1949年10月10日 ，茅盾还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欢迎我们的老大哥，向我们的老大哥看齐》，认为“苏联文学启发了、并教育了我们的革命和进步的文艺作家，也启发了教育了千千万万的青年知识分子。”（19）
50 年代初，周扬去了苏联也有两个感受，“苏联比我们前进得多，他们宣传工作的规模、方法、思想，都比我们高”，“第二个感觉更深刻，感觉苏联所实行的一套办法，基本的精神，基本的方法，都是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在那样的环境中提出来的(并不是依靠苏联的经验提出来的) ”（20）。周扬宣称应学习苏联文学，他对苏联的文学和文化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豪迈的苏联人民所创造的光辉的新文化把我们人类的文明提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的高度”（20）。胡风写于1954年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的报告》，它的第4部分“作为参考的建议”所依据的“参考资料”就是有关苏联的文学政策和文艺思想。苏联文学界的风吹草动也会影响中国文学。1950年代的苏联文坛正处于日丹诺夫的用政治宣判的方式解决文学问题，用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口号鼓吹“无冲突论”，提出文学家应以政策为创作指针，这影响到50年代中国文坛的“写政策”、“赶任务”文学思潮。中国文学提出的“双百方针”也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对斯大林的批评有关”（21）。创刊于1949年10月的《人民文学》，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强调“最大的要求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创刊号的社论题为《欢迎苏联代表团，加强中苏文化交流》。1952年洪吉诺夫率领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访华，冯雪峰在《文艺报》上发表社论《最难得的学习机会》，表示了对苏联文化的仰慕，将苏联的经验称为中国的“教科书”。“向苏联学习”成了20世纪50年代文学的方针和口号，当时还流行一个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954年11月，中国作协资料室还专门编写了两本油印资料：《关于苏联文学论文目录索引》和《苏联作家研究介绍———作品评论目录索引》，作为学习和研究苏联文学的参考资料。 苏联文学被看成是整个世界进步文学运动的核心，是“人类最先进的、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学”（22）。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日丹诺夫主义”才得以长驱直入，特别是日丹诺夫的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连同1946年联共中央关于文学艺术的系列决议一起，被列为1951年文艺界整风学习的官方文件。在当代文学批评界出现了“日丹诺夫的话常常被我们引用”（23）的状况。
文学的党性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影响当代文学最为重要的政策性概念。邵荃麟是50年代较早地提出党性问题的文学批评家，他从文学的思想与政策角度来看文学的党性问题。认为党性就是党与文艺的关系问题，是艺术内容和形式的源泉，是文学发展的方向和思想基础，并把政策看作是党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文艺的党性原则不但不限制创作的自由，并且大大地发展了这种自由，大大地扩展和加深了作家的视野”（24）。他认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就是“把文艺的党性原则贯彻到文艺创作和理论的每个重要具体问题上，作为党的文艺方针规定下来”，鲁迅的文学事业也成了“党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25）。冯雪峰认为苏联所开辟的文学道路的经验就是“党的领导”，它是“胜利的关键，是光明的起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党性原则”是“苏联的文学艺术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经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艺术创造的唯一正确的道路”（26）。对党性的阐释不仅仅是文学界的个人行为，它还成为了重大会议的主要议题。1953年4月到6月，全国文协创作委员会组织在京作家、批评家和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共40余人，学习、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指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22种文件作为必读文件，并拟订学习大纲，在先后14次的学习讨论会上，关于文学的党性、人民性问题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一个政党在获取政权以后，总要强化自己的政党意识，建设政治文化。历史上的任何政党都需要为自己的合法性提供理论的支持，凡是有利于它的政治、历史、道德、哲学和文学都会被纳入其意识形态建设，从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政党文化。 政党文化不完全等同于政治文化，所谓政党文化，就是一个政党关于自己的合理性、正确性以及作为真理代言者的不可质疑性、代表未来的必然性的总的解说。
自苏联开始，文学就成为建设政党文化的重要内容，国家和政党有计划地在文学领域进行党性教育。在195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党性科学”，包括4门政治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不允许非党员学习研究。党性也一直是苏联文学的核心范畴，也是1950-60年代中国文论的一个关键词。随着党性成为文学表现的对象，即由一种属性转化为一种实体，党性文学成为党的文学，文学的政治化就成为作家们的自觉追求，也为批评家提供了合法性。随着党性成为衡量文学价值有无或高低的标尺，就必然导致这种情形的出现，即把本属文学分内的事情引到文学之外，对文学及其作者或研究者进行社会的、政治的甚至道义上的检验。在“反右”运动中，党性成了映照所谓的“右派”分子的一面镜子，《文艺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党性”的文章来配合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并重新发表陈伯达在延安时期的旧文《人性、党性、个性》为讨论定调。
1934年，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要求“把党的与非党的文学力量联合成单一的作家组织”，并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进了章程，把它看作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基本方法， “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 务结合起来”（27）。这一理论，曾被周扬介绍进入中国，在1949年以后，逐步成为了中国文学的最高规范。1952年底，周扬给苏联的《旗帜》杂志撰写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在这个旗帜下面前进。正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一样，中国人民的文学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组 成部分”（28）。1953年9月，周扬在中国第二次文代会上做报告，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式确认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指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巨大成就提供了我们学习的最好范本”（ 29 ）。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还通过了两项决议，一是号召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用艺术的武器来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斗争”，二是号召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 “努力学习苏联文学艺术事业的先进经验，加强中苏两国文学艺术的交流，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在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的神圣的友谊”（30）。《文艺报》还发表“社论”，把创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和艺术”作为文学的“总任务”。1957年，为了纪念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中国文艺界掀起了学习苏联的又一次高潮，《文艺报》出版了苏联文学专号。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之所以能作为最高原则在中国得到了确立，其原因是它把艺术的“真实性”与“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改造劳动人民”结合起来，实现艺术性和政治性 的统一，这既契合了中国社会现实的政治需要，又能把自己纳入以苏联为主导的世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体系，得到某种话语的强力保护，同时还能把它作为整合其它 文学理论的容器，或者是批评其它文论的武器，使其上升到拥有绝对至尊的权威话语。它不但规定文学应该“写什么”，而且还规定了该“如何写”，比如“典型化”和“形象化”的艺术方法等。
1956年，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霸权地位出现了一定的松动，周扬自己开始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能不能领导，首先要靠它的质量，要靠它的思 想内容和是否具有时代的特色。创作流派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它们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同流派的作品也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31）。秦兆阳在《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所质疑，认为“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提法是使创作出现“政治传声筒”的根源，他建议采用“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概念。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中国和苏联的“蜜月”关系出现了不少裂缝，文艺领域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取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 尽管1959年茅盾代表中国为苏联作家第三次代表大会写下了“祝词”，依然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文学基本的方法”（32），但很快在1960年中国自己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上，周扬就提出了要走“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从此，在官方的文论论述里面就很少出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说法，随着中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中国很少再关注苏联的文艺情况，有时仅以“内部资料”翻译苏联文学作品及其有关动态消息。1966年3月，中国拒绝出席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中共和苏共的政治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两国关系不得不被中断，文学上的联系也失去了现实根据。随着“文革”的爆发，在中国比较早而又长期地积极介绍和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周扬也受到批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失去了政治背景的支持，自然也就无法产生影响。当然，苏联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并没有结束，在文学制度层面，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文学体制，对其它国家不再有过多的依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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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出版物都把该文翻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红旗》杂志1982年第22期重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199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3版《列宁选集》第1卷第662-667页，采用了新译名。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在中国的相关著作里得到了广泛引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周扬、冯雪峰、邵荃麟、何其芳、巴人等人的著述中都使用了此篇名。 拙作也采用旧译名及其相关内容，虽然译为“出版物”比“文学”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也更接近于列宁文章的原意，但它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影响主要还是在文学界，在出版、报刊和宣传等领域反而没有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大。 它已成为中国文学体制化的一段观念史。
（8）（9）（10）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647.648.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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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周扬.关于当前文艺创作上的几个问题.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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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5）邵荃麟.党与文艺.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00. 297.
（26）冯雪峰.学习党性原则，学习苏联文学艺术的先进经验.冯雪峰论文集(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544.
（27）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苏联文学艺术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2.
（28）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旗帜.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82.
（29）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48.
（30）文艺报. 1953(19).
（31）周扬.解答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几个问题.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512.
（32）茅盾.在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文艺报，1959(11)
（王本朝，西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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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原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20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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