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伟、魏一平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摘要:持续100年的追问,不过是为了解答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疑问——我们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处?
2002年,由科技部立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至今已有10年。在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中国之前的“中国”逐渐清晰起来。
作为世界三大原生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是如何形成的?公元前3500~前1500年,在中国时空范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的祖先何时点燃文明的火光?这些问题困扰了中国学术界近百年。
从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到1926年李济在西华阴村的发掘,再到新世纪的文明探源工程,都是对这一宏大问题的不懈探索。

第704期,寻找中国之始 封面


问题与使命
192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家李济来到临汾,考察晋南地区,并对西华阴村进行了发掘。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独立主持的第一项田野工作。
李济选择西华阴村,依据于古文献的指引。他曾自述说:“选择西华阴村这个史前遗址,主要是因为它覆盖的面积比交头河为大;部分原因也是由于它的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
尽管学术界一般以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仰韶村等遗址的发掘,作为中国史前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认为,安特生的考古工作主要源于个人兴趣和偶然发现,真正目标明确的考古探索,应以1926年李济的发掘为肇始。
在这次开创性的发掘中,李济感叹道:“临汾县(平阳府),这是一个勾起人们历史遐想的城市——尧帝的古都!中国的读书人又有谁不熟悉这位伟大君王的种种崇高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过一个雏形的城市没有?”
以考古来印证古史传说,进而重建可信的古史,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的基本心态。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便承担起了重建中国上古史的重任。而上古史又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张。这一以汉族为主体、融合各民族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的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自大一统思想产生起,追述上古圣王一统天下的黄金盛世就是维护其合理性的有效手段。
于是,新生民国的领导者和知识精英继承了这种方式。黄帝是中华民族共祖的观念被大力宣扬。而正当此时,新文化运动蓬勃而起。反映在史学领域,便是顾颉刚“古史辨派”的出现。他们用西方整理古代资料的办法,重新梳理了古文献和史书,发现中国的古史传说是靠不住的。顾颉刚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而这个论断,否定了整个三皇五帝时代,也否定了古史记载的那个黄金时代。传统古史系统于是崩溃,大一统观念也失去依托。
“此前,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重视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史学学术背景下,‘三皇五帝’都是想当然的事,文明起源不是问题。然而新文化运动的‘古史辨派’,却动摇了这个基本信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说。
上古史的真实性被否定。那么,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解答,就变得迫切而现实了。
真正开始思索这个问题,始于清末的西学东渐,国家危亡之时。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世界之大,并非以中国为中心。而世界有很多文明,中国也只是其中之一。中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文化根植于史前文化的土壤中。“中国文明与中华民族起源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赵辉说。
中国传统的史学体系,尤其是上古史学体系被摧毁后,却无法重建。因为史料已被否定,而又无新材料可以利用。
就在新文化运动后不久,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进行的发掘,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震动。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已经发现石器。但由于这些石器多系采集用具,共存关系不明晰。所以,中外学者大都认为,它们属于历史时期的蛮族所有。但安特生发现仰韶村后,用人类学的方法,确认了仰韶文化即早期中国人的文化,也即所谓的“中华远古之文化”,这一论断,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结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基于彩陶纹饰的相似,安特生等又建立了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这一假说被学术界广泛接受,成为当时的显学。
于是,在重建上古史与回答文明起源的问题上,考古学给中国学术界一线希望。由此,中国学术界才开始主动接纳这门源于西方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紧密关联的。回答文明起源问题,便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天然使命。
此后,中国自己的考古研究机构纷纷建立。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成立;1929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成立。它们分别负责安阳殷墟、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和燕下都等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中国史前考古的初创时期,尽管发掘规模小,发掘水平不高,但由于地质、古生物、人类学等相关科学家的参与、合作,起点并不低,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技术高的史学家”
1931年,李济在谈及山东城子崖发掘的意义时说道:“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即中国文明是如何形成的。
他后来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当然择一个若明若昧的时期作一个起发点;这个时期,大部分学者承认在秦汉以前的夏商周三个朝代。因为我们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在这‘三代’打定的。要能把这将近2000年的文化找出一个原委,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大部分就可解决。”
为了解决这个公案,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拿出了各自的方法。

1924年春,安特生和他的中国团队在兰州邮电局给文物装箱


1925年,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为最初的文明探源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王国维提出,要将地下的考古发现补正文献史料,即以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相结合,以此辨析历史真伪。
蒙文通提出了中国上古史的“三系”说。他按照古史记载的古帝活动地域、经济生活、文化特征和“姓”,认为史前时代存在三个民族:炎族、黄族和泰族。
傅斯年则提出了“夷夏东西”说,他将黄河及淮河流域划分成了东西两大部分,并在每个部分中又细化出若干小区域。夷居“东平原区”,主要包括“黄河下游及淮济流域一带”,西以“太行山及豫西群山”为界。
夏居“西高地系”大体为“太行山及豫西群山以西的地域”,包括“兼括渭泾洛三水下游冲积地”的“关中高原”、“汾水区”和“伊洛区”这三个核心区,还包括泾渭上游的“陇西区”、昆仑山脚下的“洮湟区”,秦岭为其南界,秦岭之南的汉水流域“与我们所谓西高系者不能混为一谈”。
徐旭升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将中国古代民族的部族分为了三大集团——华夏、东夷和苗蛮,又可再将其细分为六个部分。
历史学家建构的古史框架,为当时的考古发掘提供了方向和思路。史语所在山东城子崖的工作,就是在“夷夏东西”这一假说下展开的。这是一条更具雄心的古史重建之路:先重新解读文献建立新的古史框架,再以考古学手段证明之。于是,历史文献的研究与解读,成为探索中国史前文明的路标和信号灯。
就像李济所说:“殷墟发掘的经验启示于我们的就是: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账。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资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们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写。”
构建这一框架的隐含目的,就是在史前时代寻找后来中国的影子。即建立史前中国与三代中国和秦汉帝国的联系。
山东城子崖的发掘使龙山文化得以浮出水面,这对中国文明探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仰韶文化发现后,无论中西学者都认识到,仰韶与商周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时间上的距离。如李济所说:“殷商文化之代表于小屯或者另有一个来源,仰韶与它的关系最多不过像那远房的叔侄。”
学者们认为,小屯所代表的殷商文化应该另有来源。城子崖的发掘,使人们认识到龙山文化和小屯殷墟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用李济的话说:“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仅替殷墟文化的来源找到了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到了一个新阶段。”龙山文化的发现虽然不能解开仰韶文化是否西来的疑问,但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历史学传统深远的国家,第一批中国考古学家们自然带有强烈的“释古情怀”。
李济在为城子崖报告写的序中说:“我们大约尚记得,十余年前,在古史新运动的初期,那反对疑古派所执为最充足的理由是怕尧、舜、禹的黄金时代若打倒,就‘会影响到人心’。骨子里的意思大概是说,假如我们要把中国上古的文化说得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子,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就要失掉了。……不过治史学的人,并不一定要完全抑制这类的感情。说穿了,这仍是一个技术问题。技术高的史学家就能把他的感情贯注到真的史实里;技术低的人往往就由着感情作用不惜创作伪史,但结果总要弄巧成拙。”
“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们,没有完全抑制对古史记载的黄金时代的感情,但他们要做的不是受感情驱使创作伪史,而是做‘技术高的史学家’,把感情贯注到对考古工作的规划和对考古资料的解释中”,李新伟说。

然而这些中国第一批考古学家生逢乱世,没有办法获得更大的进展。民族危机催生了中国考古学,但并没有给它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1936年,小屯127号甲骨坑发掘现场


格局重构
受条件限制,中国最初考古田野工作,集中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甘青以及华北地区有限的几个地点。不仅发掘面积小,且不成系统。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广大的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很少涉足。
1936年,杭州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虽然发现了良渚文化,但并没有形成深刻的认识。良渚文化最初被视为龙山文化系统。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起点,便产生了严重的地区倾斜。重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而轻视其他区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格局并没有改变。
其结果,便是很长时期内“中原中心论”被片面夸大。即坚持黄河流域文化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始终具有核心作用和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将各地区文化联系起来,构成了史前中国文化体系。
然而,解决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问题,最根本的途径依旧是考古发掘的深入,拿到更多的新材料。通过对新材料的认识与分析,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逐渐完善史前格局的建构。
1949年以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重大进展是各地考古发现的大量增多。大规模的调查发掘遍及全国,新的发现丰富多彩,文化类型的分析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日益深入。
其中,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让人们看到了距今6000年前,辽西地区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多神崇拜的社会。长江下游由于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等一系列史前文化遗存的发现,更令人耳目一新,开始扭转对长江流域古代文化对中国上古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
此前,由于史前考古工作集中于黄河流域,并且受到“千古一统”观念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中原文化中心论”被不恰当地强调。人们过分夸大了中原地区史前文化对周围地区的传播和影响。新的发现扭转了这种认识,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性逐渐成为共识。
大量新考古发现的直接结果,是“文化类型的分析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日益深入”。梳理异彩纷呈的考古遗存的时空关系,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最重要任务。“中原中心”论被修正的同时,考古学家试图依据新的材料完成格局重构。
上世纪70年代起,考古学家苏秉琦便在不同场合阐述自己对中国史前整体文化格局的思考。他提出“若再往前追溯到四五千年到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可以看到中原、沿海、东南、江汉、甘青和北方六个区系并立的格局。1981年,他正式提出了著名的“区系类型”说,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
李新伟认为,区系类型模式的真正重要性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不同于“黄河流域中心”模式的解读,这是一种构建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新方案。这一模式的核心,是强调各区系的独立性,指出它们“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否定“黄河流域中心”模式赋予中原地区的领先地位。苏秉琦认为,各地区之间“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充分印证了中原以外史前文化区取得过毫不逊色于中原的发展成就。多个主要文化区系沿各自的道路发展,均达到过相对高的社会发展程度,出现“文明曙光”,整个中国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各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自己的“裂变”外,相互间也有密切互动。区系文化间相互学习,某些区系对其他区系文化兼容并蓄。
区系类型模式以庖丁解牛之术,将“黄河流域中心”模式以中心辐射力维系的史前中国文化“全牛”解剖为各自独立的文化区系,为深入研究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独特性和不平衡性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框架。
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提出了“重瓣花朵”模式。他认为,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它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这一大中原地区周围有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江浙文化区。“这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
与“区系类型”模式相比,“重瓣花朵”模式在承认各地区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同时,非常明确地确立了大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但是,它并没有像“中原中心”模式那样强调中原地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是认为,中原在文化上的核心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地理上的核心位置决定的——因为其位居花心,“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
于是,周边区域文明并非处于从属的、被动接受影响的位置上。这也更符合考古资料反映的情况。严文明同时也强调了中原地区的特殊地位,他认为这种重瓣花朵的格局是“一种分层次的向心结构”,“这种格局不但把统一性和多样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产生出强大的凝聚力”。也就是说,中原仍然是维系各地区文化、构成史前中国文化体系的关键,但靠的是凝聚力而不单纯是影响力。
几乎在“重瓣花朵”模式提出的同时,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与“区系类型”模式相似,“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同样强调各文化区的平等和独立性,未强调中原地区的核心作用。但与“区系类型”模式不同的是,此模式非常明确地提出,各文化区间的密切联系使得它们形成一个整体。张光直热情地称之为“最初的中国”。
于是,随着史前格局的重构,人们对中国史前文明的总体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史前文明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从国内某一个中心向外传播的。各地史前文化是在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些区域性文化,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相互影响促进,不同程度都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史前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也被进一步证实。事实证明,没有哪一个地区始终占据领先地位。中原文化的核心地位,是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在新石器时代后期才逐渐凸现出来,并最终奠定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基础。而这恰恰与它长期处于个文化区的中间地带有很大关系。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这一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逐渐清晰了起来。
探源工程
随着田野发掘的工作不断深入,理论框架逐渐完善,真正解决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看到了曙光。
1990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组建了一个文明起源研究小组,在传统的文明“三标准”之外,专门提出了礼制问题,认为礼乐制度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一大特色,相比以前泛泛的社会复杂化、等级制度等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当时的研究,毕竟还处在自发性的单枪匹马状态,并没有持续下来。
1996~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第一次开创了多学科综合研究一个社会人文问题的模式,从方法论上为研究文明的起源做了准备。
在此基础上,2000年,文明探源工程被提上日程。2001年启动预研究,开始广泛集合历史、文献、传说、考古、物理、化学等领域的子课题,进行前期研究和筛选。2002年“探源工程”正式在科技部立项,至今已进行了10年的研究。

侯家庄1001号商王墓墓道殉人发掘现场

中国学者有了更强的能力和更科学的方法,来直面这个困扰了他们将近一个世纪的头号问题。作为一项国家文化工程,文明探源工程集合了科研院所、大学等各种学术资源,规模空前,其背后是一个国家综合的科技研究能力的支撑。

不同于其他人文社科项目,文明探源工程由国家科技部立项,除了传统的历史、考古等学科外,还集合了物理、化学、地理、计算机、动植物、医学等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门类。对文明起源的认识,也不再局限于文字、金属和城市,而是扩展到经济技术、手工业、礼乐制度等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文明探源工程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这一基础上,继续进行细化与实证。新方法的加入,使寻找那些过去看上去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的答案成为可能。比如,通过对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分析,研究者可以大致确定它的种属、死亡年龄和当时的特征,进而可以推断出当时的饲养状况。通过对出土的植物种子进行研究,可以大致推断当时的农业种植情况。通过对人和动物牙齿中锶同位素的研究,甚至可以判断出他们的诞生地和有没有经历过长途迁徙。所有这些,都为细致地认识一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扎实的依据。

以国家文化工程的方式推进,也保证了学术研究的系统性和有机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解释说:“比如对冶金历史的研究由来已久,但以前往往集中在自然科学史的范畴,并没有过多地讨论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而现在,则把冶金史与人类社会活动整合起来做研究,赋予一件器物或者一个铜矿以人文社会意义,通过物理化学方法的分析,来推断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

经过10年的努力,考古学家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已经出现了比较发达的文化形式,而且各个区域文化的上层社会之间也出现了广泛的交流,虽然各有特色,但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点,中华文明开始从多元走向一体。在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虽然有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但却始终没有脱离自己的根基和传统。

通过对全国七个不同区域的文明进程进行研究,基本了解了它们各自的兴衰过程,而中原地区之所以发展到最后一枝独秀,不再是一个模糊无解的传说。文明探源工程描述了中原地区独特的自然和社会优势——适宜的环境气候和地质地貌,多品种种植的农作物和丰富的家畜饲养,专业化生产的青铜手工业,被权力阶级所控制的高等级手工制品,大规模人群聚集的城市,以及强化的王权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则是礼乐制度的初创。所有这些因素催生了早期的王朝和国家。

尽管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还远未完成,但一个中国之前的“中国”已经逐渐清晰了起来。持续100年的追问,不过是为了解答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疑问——我们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处?

研究愈深入,这一事实便愈发清晰——即中国文化根植于史前文化的沃土中。所以,无论理解当下的中国,还是历史上的中国,都需要到更遥远的史前时代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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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10/15. |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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