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台北
机器更庞大，齿轮更多，咬合更复杂，政治的因素更强大了。政治够浑杂，杂到她每天必须按捺住一些什么，忘掉一些什么。有人预言她将是第一个辞官的高官，8个月过去，龙应台还在
会议后，龙应台阅读在“白色恐怖”时期遇害的两位左翼人士的遗书（图/本刊记者 梁辰）
龙应台与小儿子菲力浦（受访者提供）
18岁的龙应台（受访者提供）
左起：林青霞，安德烈，龙应台（图/本刊记者 大食）
在办公室的时间几乎被各种会议覆盖，赶上晚餐时间就边吃便当边开会。图右是次长林金田（图/本刊记者 梁辰）
离开办公室前跟秘书最后确认次日的行程（图/本刊记者 梁辰）
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时夜幕已降临（图/本刊记者 梁辰）
1999年11月6日，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左）与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右）在文化局成立茶会中一同敲锣，宣告文化局进入崭新的一页
台北西门町街头（图/本刊记者 梁辰）
引子
这一天是星期六，天空湛蓝。下午，龙应台出现在台北火车站，背一个咸菜绿双肩背包。她穿得像一个大学生：白衬衣束进牛仔裤，白色运动鞋，短发被一顶咸菜绿灯芯绒帽盖没。她跟随80位艺大的学生起舞，伸臂，扭胯，跑动，有点笨拙，但充满活力。
龙应台生于1952年。朋友们说，很少有人在她这个年龄还能保有一团真气，一身热气。
许多镜头对着她。其中一台摄像机后面站着黑衣墨镜的大导演王童，他会将由此展开的一系列活动拍摄成纪录片。稍后，许多话筒伸向她。“我是身体很笨的人……”她一边用纸巾拭汗，一边微笑着解释这个名为“艺术席卷空间”的活动。
星期四晚上10点，她来彩排过。面对汗涔涔的舞蹈系学生，她用悦耳的声音说：“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不仅仅是练舞室里的舞蹈，还是空间的释放。这个城市里的人很忙，心里积压了很多东西，他们经过这里，看到你们，被邀请一起跳舞，也许心里会有些小小的幸福感。”一双双年轻的、干净的眼睛注视着她。
再早几天的星期一上午，她在14楼的小办公室里开会，同下属敲定“释放”的每一个细节。白衬衣、黑马夹，最普通的短发样式。
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13年前，龙应台由德国初回台湾，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有一天，她踅进一家设计感颇强的美发沙龙，小妹一声“局长我是你的读者吔”，听得她欣慰：台湾文化有希望。于是晕陶陶被设计，又烫又剪，弄成一个“戴安娜王妃头”。她掏出七百多元（新台币）结账，赫然发现看错一个零，这“王妃头”价值七千七百大元。她掏干净口袋，在发廊员工一字排开的“欢迎再来”里落荒而逃，回去就问同事“台北物价怎么这么高”，被告知挨宰，“王妃头”实属“冤大头”。
处理公务时的龙应台表现得思路清晰，心细如发。她的指间夹一支笔，不时在空中点划，如同乐队指挥手中的小棒。她常常用“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请不要忘记”来起承转合，是高度灵敏的倾听者和反应者；她的想象力甚至延伸到现场在电视画面中的样子。
在她右侧的墙上，悬挂《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90岁时的手泽：“取舍由时行藏在我，跨代凌霄一羽毛。”会议室两面书架上，是台湾各区、县、镇的地方志，《二二八事件辞典》之类的台湾史，以及琦君、赖和、张我军、李乔、周梦蝶等上一辈文学家的作品。有几层架上，是她的十几种著作，从《目送》、《亲爱的安德烈》到《大江大海》，她自己掏钱买来赠送往来宾客的。她在扉页上的签名，像一条不羁的龙。
空间释放的创意来自龙应台的欧洲经验。她从YouTube上找来几段放给同仁看——在西班牙的中央市场，歌剧演员扮演的卖菜人突然开唱，市场陡然生色；在丹麦的车站，旅客愉快地被卷入突如其来的舞阵，肢体醒了。龙的一位同仁也亲历过在纽约梅西百货买鞋，柜台旁冷不丁有人开唱音乐剧的“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龙应台对我说，这些观念即使在文化部，也需要慢慢培养。
彼岸的文化与本地的生活匹配吗？在这个女性都会拖着长音嗲嗲说“是～”、开计程车的男性习惯被称“先生”而非“师傅”的地方，路人忽遇邀舞是什么反应？机要秘书邓宗德告诉我，成人通常会害羞，若是一对小情侣，女的开跳，男的会跟随。两天里，我看到广场上不少用餐者举起手机录影；看到流浪汉光脚坐着看和听，忽然就拍起了巴掌；看到身材滚圆的中年妇女被音乐和节拍感染，从身体到容颜都动了起来；也看到许多人，瞄一眼，匆匆走过。
就在几天前，车站广场大厅里拉起红线，阻止休息日到此集聚的外劳（外国劳工，台北有许多菲律宾、马来西亚籍务工者）进入。通常他们把这里当作台北的草坪，假日里三五席地而坐，说说闲话。我看到电视里有个女的忿忿不平：我们也不愿来这里“占用公共空间”、“有碍观瞻”，但休息天我们想出去的话，还能去哪里？这件事被视为侵害了外劳的人权，遭到舆论广泛批评。龙应台“敏感于人权”，与交通部长商议后，特别在议事会上强调邀请外劳参与“释放”。但不知什么缘故，头一场只见舞者，不见弱者。第二天，即使温和派报纸也表达了“一个车站，两种标准”的婉转批评，暗暗指向车站管理部门，这不是龙应台希望看到的。部委之间的沟通合作，本部门的上令下达，各个细密的齿轮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里如何艰难咬合、负重运作，13年前她就有领教。如今，由局长而部长，意味着机器更庞大，齿轮更多，咬合更复杂，政治的因素更强大了。
一
广场表演告一段落，龙应台去窗口买了开往高雄的高铁车票，往屏东老家去，那里有她的母亲和哥哥。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浩告诉我，你见到龙家人就会知道，什么叫作淳朴。
母亲应美君多次出现在她的著作里：浙江淳安人，杭州绸缎庄小姐，不顾家人反对下嫁湖南衡山人龙槐生，1949年随人潮涌向台湾，刚到高雄时，手里还抱着刚出生的龙应台的二哥龙应达。她用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租下一个小菜摊，卖西瓜、卖面粉、卖五金，卖自己包的粽子，卖一切难民需要的东西。她在有尿味的戏院里卖过票；编过渔网，半个月编好一张，换80元；她养过猪；她开口向邻居借钱，以便第二天交龙应台的学费……她像一株又柔又韧的水草，帮衬丈夫，带领4个孩子，在荒滩恶水中存活了下来。
童年时龙应台看美国电视，常常有感于母亲的“不优雅”：讲话的声音是那么大，跟邻居讲到高兴时笑得惊天动地，开骂时正气懔然、轰轰烈烈，被骂的人只能抱头逃窜……她的生命里有一些放肆，一些充满豪气的东西。龙应台说，在有些方面，她像母亲。
就在三天前，她偶然在一条巷子里听见一位老妇的哀号，浙江口音的哀号，心有所动，“多管闲事”过问起来——写过《大江大海》，她知道这岛上每一位七八十岁的人，身上都藏着一部颠沛离散史。她在巷子里东问西问，得到的结果是，老妇人精神有问题。她拨通了市长郝龙斌的电话。市长出差，她又拨副市长的电话，副市长自国外派人调查。龙应台刚上火车，就收到回馈：社会局已派人上门了解情况，这位邓女士确实精神异常，已享受社会福利中心的照顾，他们会继续，并“谢谢龙部长的通报”。龙应台毫不遮掩文人的感性，“那老人的口音跟妈妈一样，我受不了。”
摄影师还捕捉到她在办公室里流泪的一刻，当时她面前摊着几封写于42年前的遗书。写信的人，都在那个延续了二十多年的“白色恐怖”时期被枪毙了。
龙应台有两兄两弟，长兄当年被逃难的母亲交给婆婆，留在大陆，1985年相认。在她心里，兄弟，不仅意味着因了共同的父母常聚，还意味着“在彼此的容颜里看见童年”。
从台北到屏东，就是在台湾岛的地图左侧自北向南划一条长长的曲线。一路向南，阳光愈发炽烈，空气愈发湿热，责任、公文、秘书、随护渐远，童年渐近。
童年，因为父亲是公务员，三年换个地方，一家人总在台南的乡村里迁徒，龙应台总是面对需要融入的新环境。她跟多数军警公教人员的子女不同，能交道，但不凑热闹；眼睛清澈，但看法独特；跟3个男孩一起长大，别有一种帅气豪情。
列车到高雄。龙应台背着她的双肩背小包，脊背挺直地在人群中行走。这背影，深深印在好友林青霞的记忆里。林告诉我，她第一次见龙应台大约是2003年，香港，在徐克和施南生家。
那天，南生介绍说，她当过台北市文化局长。她长得娇小，声音非常悦耳，我们聊得很愉快。晚饭后她急着要走，因为小儿子飞飞在家。我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人，背一个很细的包包，脊背挺得笔直走出去。我看着她的背影就想，这个人一定有很多故事，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想了解她。朋友与否，往往是一种直觉。
后来我们走近，常听她跟母亲、跟儿子通电话，很不寻常。她的母亲失智了，但她在电话里总说：“你的名字叫美君，我是你的女儿龙应台，我是小晶……”那种孝顺，那种对儿子的爱，让我感动。
她很有一种性感，一种糅合了女人的柔顺和男人的果断的美。到任何环境，她能很快掌握气场，进退有度，我觉得她做什么都会成功。有时候会惊叹，她小小的身体里怎么会爆发出这么大的力量，这力量大到有时候会伤了她自己。
她很真，很透明，但做起事情有谋有略，比方写一本书，该怎样收集材料，怎样计划、操作，她自有章法。她观察事物很敏锐，写东西很入骨，一针见血，刺激到你的神经腺。我读《目送》里“四郎探母”一节，大颗的眼泪往下落。
在生活上她不大懂得照顾自己，写作起来更是一投入就不能停下来。她写《大江大海》的时候，有几次我去送饭，发现她写得昏天黑地，到厨房取个碟子都拿不住，掉在地上打碎了。
她惟一不敏感的是她的外表，她不懂打扮。我曾经送她一条裤子，两只裤脚管各有一根带子系住。有一天见面，我发现一只裤管的带子不见了，另一只还绑着。我没好意思说。第二天见面，她还穿那条裤子，还是一有一无。我忍不住了：你知不知道，一条裤腿的带子不见了？她说，是吗？没有了吗？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不爱漂亮的女生。她趴在我肩膀上咯咯咯笑个不停。
她常常出现在演讲场合，要上镜头，要present她自己，但好多次她都穿露趾凉鞋；还有一条裤子穿了25年，裤管起了毛边，看得一班朋友很急。我后来送她一双黑色麂皮的包头小坡跟鞋，百搭。穿衣服，南生建议她只穿黑或白；我建议她，不要穿得太正式，带点休闲才好，至于颜色，白黑灰米卡其色，怎样配都不会出错。
这次她回台湾做文化部长，我为她准备了几件最简单的化妆品：一盒粉，一支大刷子，很简单，不用打底，刷墙一样涂匀就可以了；一个腮红，一管口红，也很简单，不用描边描线，只要涂上抿一下就可以了。
“你教我打扮，我教你思考。”她曾经说。
她确实有思想，而且敏锐。一道看电影，她常有独到的见解，一语道破那种。
她思考的时候不笑。我就提醒她，做一个公众人物，看到镜头就要笑，微笑，哪怕你在思考。她现在很会笑了。
这个选择在她，是需要勇气的，也是一种使命。她还能帮台湾做一点事情，再下去可能就没有足够的体力和精神，所以她去了。我认为，对于台湾的文化建设，她看到了、说出来，她就有能力改进，她是能做事情的人。面对问题，以前她畅所欲言，现在走出去，去行动，有很大不同，要有很大的包容力。有些人攻击她，她只能隐忍。政治，在考验她的容量和耐心。以前她对我说，青霞，困难其实是考验一个人的智慧，我相信她有面对政治的智慧。她不止是作家。
本性里，她是一个纯真的小女孩，至今保有童真，她常常会雀跃。
这次离开香港，她对我说：青霞，不要放弃我。这是她表达友情的方式，很特别。
关于龙应台在日常生活上的低能与混乱，陈浩也讲了不少故事。比方说，她不知道怎样用台湾式的电饭锅；她常常写到饿极了，发现家里没吃的，“如果不是朋友救她，她就饿死了。”她也根本不懂吃，经常胡乱塞一堆东西了事。
几个月前，龙应台穿着球鞋去“立法院”，被“立委”批评“不尊重立法院”。很快，在部长办公室的一格小柜里，躺着一双鞋底中部特别厚的黑鞋子，那是林青霞送来的，“英国律师出庭常穿，站5小时不累。”林还通过媒体对大家说：不要太苛求她。
二
龙应台的手机里时有短信传来，等她处理一宗棘手的、埋有“地雷”的事务。她最近有点忧虑。她没有笑，背着小包，背脊挺直走在人群中。然后，她遇到了郭金坤。
“哗，部长哎。”高雄市计程车司机郭金坤载上龙应台。
“哗，他们都没有认出你？他们够烂。”郭司机好口才，两语三言道破龙前不久遭受的挫折（文化部提名的第5届公共电视董监事名单未获通过）：“这么好的名单通不过，够烂！这跟民进党没关系，就是国民党内部在搞。你应该告诉马英九，搞什么搞！叫舆论去骂，他们就会收敛一点。你知道吗，那些部长都一样，私人时间出来都还带一个秘书帮背包包，招呼计程车看都不看我们，不是你这样的……如果台湾每个官员都像你……不过你待不久啦。”
龙应台哈哈大笑：“郭先生，你觉得我会干多久？”
“一年啦。公共电视那件事以后，还好你没有马上说我不干了，不然马英九会更丢脸。坦白讲，看不下去走就好了，文人不要这么委屈自己。政治就是利益分配，台湾的政治跟经济会压得你什么都做不成。”郭先生又说：“今天倒阁案（指由民进党立委柯建铭等43人提交的针对“行政院长”陈冲的不信任案）没通过（表决结果46票赞成，66票否决），过了你就不用做了嘛。”龙应台放声大笑。
郭先生最后认真地说，当龙部长宣布下台，他会很留意看报纸。
几天后，当我面对“中研院”钱永祥先生，他对台湾政治作了一番分析：民主制度当然有很多好处，台湾不仅应该实行，而且做得也不错。但今天的台湾政界很消耗人，它逐渐形成这样一个状况：执政党和反对党斗得很厉害，两党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互相绊对方，就是怎么让对方做不成事，怎样令其出丑。所以，有点理想的政务官很难有所作为。官僚政治化也带来公务员的“常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同一天，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院士温和地说：“台湾政治是另一种综艺节目。”
几天前，当我拜会刚退休的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所长夏铸九教授，他细述了台湾从50年代以来一步步走向民主、又“何以至此”的历程。“看2000年以来的蓝绿两党轮替，如同看连续剧，戏剧效果太强了。”夏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文人从政的龙应台有其优势：她是文化明星，举手投足引人关注。媒体在台湾政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许多官员“立委”都在绞尽脑汁谋划怎样明天上报纸，龙应台在这一领域有足够的号召力，而且她的影响横贯两岸四地华人世界。但作为龙应台的老朋友，夏也替她捏着三把汗：一，面对一个组装起来的老衙门，官僚气很重，她能否拖得动；二，蓝绿营的国族认同不一样，会带给她政治压力，文化纠缠着政治议题，其中布满“地雷”；三，台湾过去的文化官员多半并不真爱文化，龙应台如何立文化？
当年龙出任文化局长，李敖断言她做不到3个月，结果她做满一任，3年零3个月。舆论送行时说：“龙应台在将自己的文化理念通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变成现实后，最终一尘不染地回归文坛。”龙应台则将这一段归纳为“实践平等观念过程中的受伤笔记”。
这一次，也有人预言她将是第一个辞官的部长，结果财政部长第一个辞职；9月28日，劳工部长含泪卸任；10月7日，“行政院”发言人请辞获准；8个月过去，龙应台还在。
从作家龙应台到官员龙应台，这个案本是一个小奇迹，令人看到背后那个相对宽松、活泼的环境——
1999年7月，正当龙应台筹划着带两个孩子沿莱茵河岸单车旅行，她接到台北市长马英九秘书的来电，大意是邀请龙教授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请龙老师把履历寄到台北。”
龙不假思索答道：“要履历？我又不跟你们求职，干嘛要寄履历给你们？需要认识我的话，去书店买我的书啊！”
几天后，她接到马英九的越洋电话。交谈中，她知道，这位市长还真读了“那些没什么意思的书”。
又过几周，接到电话：市长将到法兰克福，“龙老师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谈？”
“只有王来见士，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欢迎市长来我家一谈。”龙应台答得三分玩笑、七分认真。
于是，马英九从台北飞到罗马，在密集而繁琐的公务行程之余，只身与秘书悄悄飞到法兰克福机场，再从机场搭出租车，在德国的暗夜中找到了龙应台离城20里的乡下的家，风尘仆仆……
这不仅是一段现代版“三顾茅庐”的佳话，也是马英九综合考量的结果。中正大学传播学系罗世宏副教授告诉我：如果兼顾台湾本土和大格局下的历史文化，兼顾华人世界的影响力，在台南农村的清贫中长大，会说台语、汉语、英语，至今只拿一本台湾护照的龙应台是不二人选。她的影响力，也能从台湾媒体几年前所做的民意调查中得见：龙应台、林怀民、严长寿……名单通常是这样。
从此，一个一贯批评政府的作家进入了政府。而且，她得到来自台湾文化界的拥抱远多于挤压。夏铸九说，“她是内行，所以跟文化界的朋友关系比历任文化主管官员都要真切紧密。我曾经向她抱怨，自从参与宝藏岩案（一片城中村性质的空地，在龙应台和文化界人士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一座艺术村），我开的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只是，政坛非菜坛，无处不尘埃。官场的重点也不在做事。眼前就是例子：
9月26日，“立委”陈学圣在质询时说，有些部会送“立委”进口大葡萄当中秋贺礼；有些部会送香烟，一出手就是10条；只有文化部什么都没送，让其他部出糗、成为箭靶。龙应台说，文化部从未编列预算送礼给“立委”，以后也不会送。
“但这个错，我为你喝彩。”陈学圣说。
“我能感受到你的诚恳。”龙应台说。
“你这是对我的侮辱。”陈学圣说。
“为什么？”龙应台问。
底下众“立委”笑。太多的官场潜台词，她还不熟悉。有报纸在第二天报道这一幕后，添了一句：“一位作家说过：龙应台笔下犀利，私底下是个傻大姐。”
龙应台以她的人气、血气面对官场的习气、阴气，多有挫折。她以镜头之外的无奈、无言表明：政治是斗争，是行动与后果的算计，是台上与台下的演出，是步步为营。政治够浑杂，杂到她每天必须按捺住一些什么，忘掉一些什么。
三
住在香港9年间，龙应台每两周回一次屏东看望母亲，如今人在台湾，倒有些勉强。她每周要去“立法院”两次参加施政备询，去“行政院”至少一次，无数个部门会议等着她去开，无数份红皮公文等着她阅批，还有，无数个“看到镜头就微笑”的场合等着她莅临。有那么一两个瞬间，我有些恍惚：眼前分明是80年代那个写文章的“胡美丽”在扮演这个“官员龙应台”。确实，当年许多读者以为龙应台才是笔名。
现在，官员龙应台回到小晶，搂着她86岁、当年强悍无比的母亲。母亲已经不认得女儿，但熟悉她的拥抱。曾经，在作家龙应台时段，她买来颜色各异的指甲油，帮母亲一个指甲涂上一种颜色，再抹口红，再上胭脂，消磨母女二人的黄昏。现在，母亲已经瘦弱得像个孩子，强大的女儿轻轻倚在她的身旁，闭上眼，不说话。每周印发各司局的密密的部长行程里，没有一栏供她表达：我累了。
在眼睛闭上片刻的世界里，小晶也许想到父亲，那个会用湖南话吟诵《陈情表》或《告子下》的乡村警察。当女儿成为作家，他没有表示什么，但女儿做了局长，他在人前有掩不住的骄傲。他没能看到女儿当上部长。
中国传统里，科举制度是为选拔官员。一般人心目中，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士与仕的结合才是正途。这传统在台湾今天的仕途高端仍看得见——马英九的本届“行政院”里，有47位博士（共27个部会）。只是时代不同，政治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士的考题也瞬息万变。20世纪以来，在世界许多地方，渐次上演耐人寻味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独立却空谈，实践却扭曲（或曰忍辱负重），这吊诡本身就提出两个命题：1.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不是知识分子最珍贵的品质？2.知识分子的说和做，哪个对社会更有用？
关于前者，许多年前，龙应台和马英九之间有一番对话——
龙问：“你把她找来，是因为她有独立的精神。如果她一进入官僚体系就失去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来的意义，你同意吗？”
马答：“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关于后者，稻田电影工作室的王小棣导演认为，在大学教书的龙应台是位好老师，她会影响许多学生；作为文人的龙应台也能胜任“社会的朋友”，她会影响民众。这些角色在王看来，都比当局长、部长更有价值；而当官，很可能令龙应台的人生减分。但，这是她的选择。
那么对于个人，对朋友眼中“天真的高中女生”、“初入文坛只有单纯的正义感而对政治的认识为零”、“至今不懂政治”的龙应台而言，这压力或张力会将她扭成何种形状，又会将她引向何处？底线在哪里？
数月前龙应台在“立法院”接受民进党“立委”段宜康的质询，被称“厚脸皮”、“马团队中最耀眼的花瓶”，被穷追猛打要她对国民党在白色恐怖时期的罪孽表态。龙应台拨了一下讲台上的话筒拂袖而去，留下一个颤抖的话筒在台上。几分钟后，她又重新站回到备询席上。这段视频被广为传播。
龙应台告诉我，之所以拒绝回答，是因为反对表态文化，这有悖于她一贯坚持的宽容原则。“宽容是说，在你认为对的事情里，也要留一点空间给别人，不能拿着你的对去压迫别人表态。”
我拜访了“外省二代”、在台湾政坛表现特异、口碑不错的段宜康“立委”。
龙应台在当台北市文化局长的时候，我在台北市当议员，我跟她有一些冲突。我对她的观察是这样：她其实不适合当行政官员啦，她适合写文章。因为她对行政事务没有耐心，她喜欢的是包装得很漂亮的东西，我们讲的“放烟火”，就是能让她有所表现的活动。许多文化事务是长期的、打底子的工作，虽然她有很强的光环，大家对她有很高的期待，可惜都没有做好。比方讲，许多年来，台北都没有一个能代表这个城市的文化活动。她跟大部分人一样，做的是硬体（硬件），然后委托经营，这是最轻松的。
此番她上任文化部长，我观察的结果与12年前仍然一样，她缺乏去做文化深层奠基的能力。台湾最大的问题出在教育，不是指专才教育，是指培养观众。我们从小的教育都有标准答案，它指向惟一正确。这样环境里成长的人，很难真正尊重别人的审美、尊重别人的主张跟我不一样，尊重别人支持国民党，这是台湾文化和民主最欠缺的部分。看起来很多元，版本可以有许多，但答案依然只有一个。蓝看绿，看支持阿扁，就觉得没有水准，就是糟糕的；民进党看国民党，就是要出卖台湾。没有这回事嘛，为什么要搞到水火不容？搞演出，搞文创园区，搞艺文补助，这不是文化部。文化部如果有存在的必要，就是要去养育那个多元，它的根源在教育，这是很吃力的事情——推动全社会，学会尊重。
我面前的段委员彬彬有礼，谈吐不俗，毫无镜头前咄咄逼人、有失尊重的形状。
同是“立委”的高金素梅告诉我，当她初次以“立委”身份进“立法院”，看到电视拍不到的部分，也是愕然：啊，台上骂来骂去，原来台下是可以握手的。甚至，罗世宏续上：等下一起去喝酒。“立委”（民意代表）多半是镜头前的表演动物，如今的台湾人已经见怪不怪。龙应台说，每次她站在那里备询，都要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这不是真的，这只是表演，不要被激怒。
我也注意到，段宜康和龙应台在很多理念上是一致或相近的。如果他们只是文化部同仁，也许会合作愉快。是什么，令他们“冲突”？
所有受访者异口同声：政治，已沦为某种游戏的民主政治。狂飙如李敖者，甚至告诉我：民主是假的！言论自由是假的！只是这两个字，太诱人。
四
15岁那年，龙应台就想过：将来要做一个不需要向别人敬礼的工作。在进入一个等级分明、令出必行的体系之后，她一度仍不按规则出牌，多有“突围”之举。譬如，她曾拒绝为配合马市长剪彩办美展、搞演出，此举虽也得到市长支持，但长此以往别具一格，市长也要承受来自整部机器的压力。
文化圈中人说，因为文人气质和率真性格，龙应台常有随兴之举，有些人却“不爱看她那个调调”。再加上“傲慢”或者初期工作方法的简单粗糙，她确实得罪了一些人。原“二二八”纪念馆馆长叶博文先生就曾将与龙应台的“冲突”写在一本书里。市长时期的马英九对龙应台的“礼让三分”，也让一些人不那么舒服。
那时候的龙局长雀跃着想施展理想。她每天工作16个小时，自述“整天顶着头盔上战场”。王小棣曾见她伏在市政府大门边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什么，一问，她说正要出门，有些事还没想好，想到就写下来。王小棣对我说，当年文建会的工作是相当粗糙的，而龙应台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翻开台北市文化局2003年编写的《东倒西歪，三年有成——台北文化一千天》，可查龙局长的事迹：台北的文化地景开创了许多“第一”，包括第一个国际艺术村、第一个华人世界的国际诗歌节、第一个古迹专业演艺厅（中山堂）、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提倡修复并开放许多名人故居（包括钱穆、林语堂等人的故居）、第一个公私合营模式的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制定第一个“树木保护自治条例”。她还推动了老巷弄老房子的拯救，其中包括夏铸九教授与我见面的紫藤庐，那是哈耶克弟子周德伟的故居。
王小棣对龙做事的韧性印象深刻：在拍摄与《大江大海》有关的一部纪录片时，龙跟着叙述者踩着碎石子路一路小跑到码头，穿着平底鞋，跑了将近半小时，当时她57岁。
在“受尽了政治的折磨和实务的历练”之后，龙应台终于发现做官不能像作文那样“理直气壮”，而理直气壮，是1986年《野火集》横空出世时的动人之处。
夏铸九说，有过不那么愉快的局长经验，如今的龙应台已不那么简单，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斩钉截铁，什么时候该动用柔软示弱。
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阮庆岳说，龙应台此番重新上阵，信仰的底蕴大约未变，对权力的诱惑也应傲骨犹在，真正的挑战还是落在她沟通的技巧与能力上。
上任第一天，龙应台走了16个“立委”办公室，跟“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谈两个人童年都待过的乡下新竹，很快又去拜访各部各会。“这些方面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政府机构里，每一个部会都是本位主义的，对于其他部会在做什么是没有理解的，全世界都一样。如果想让社会进步，一定要合作。”龙对我说。
9月22日，我看到她与交通部长毛治国、艺大校长朱宗庆站在一起，站在火车站起舞的学生中间。我听到她说感谢。
龙就任之后提出的第一个设想是“让文化从村落做起”。她想知道，台东县达仁乡、南投县中寮乡等收入最低乡镇的孩子，跟台北市信义区的同龄孩子，能否享有同等的文化权？这个命题来自她的早年经历，当年她到台北念书，发现同学听的音乐、谈的话题、见的事情，她通通不知。但缩小贫富差距这件事不是文化部能独立完成的，要跟教育部、经济部合作，才能让以下这些行动不浮于表面：云门舞集到乡下庙前的广场上演出，画家、作家下到偏乡中小学去交流，装满书的文化列车开到苗栗乡下人家的门前去播种，乡下孩子到台北的博物馆来开眼界……
眼下的台湾媒体非常乐意向公众报告一个“放柔身段，有所妥协”的龙应台。但她说，我没有变。“一个人所抵抗和所坚持的，汇成一个总体，就叫作信仰。但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它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流露在举手投足间最寻常最微小的决定里。”
官员龙应台，充满细节。9月19日，圆山饭店，台北电视节。龙应台在致辞中照顾到远道而来的欧美客人，插入大段英文讲话。她特别建议第一次到台北的外国人去孔庙看看，去西门町转转，“We have a lot of gay bars，台北是对同性恋最宽容的城市之一”；她反复提及Chinese speaking world。这些细节，提示了她的视野和角度，可能是未来作为的立足点。
媒体人邱立本曾经发问：内战心态还在两岸华人中存在，怎样超越？台湾之行也令我感受到：内战心态也在台湾党人中存在，怎样超越？
2012年中秋前夕，龙应台笑着说：“闽南谚语讲，‘欢喜做，甘愿受’，只要我在，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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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10/31.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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