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台北

机器更庞大,齿轮更多,咬合更复杂,政治的因素更强大了。政治够浑杂,杂到她每天必须按捺住一些什么,忘掉一些什么。有人预言她将是第一个辞官的高官,8个月过去,龙应台还在

会议后,龙应台阅读在“白色恐怖”时期遇害的两位左翼人士的遗书(图/本刊记者 梁辰)

 

龙应台与小儿子菲力浦(受访者提供)

 

18岁的龙应台(受访者提供)

 

左起:林青霞,安德烈,(图/本刊记者 大食)

 

在办公室的时间几乎被各种会议覆盖,赶上晚餐时间就边吃便当边开会。图右是次长林金田(图/本刊记者 梁辰)

 

离开办公室前跟秘书最后确认次日的行程(图/本刊记者 梁辰)

 

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时夜幕已降临(图/本刊记者 梁辰)

 

1999年11月6日,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左)与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右)在文化局成立茶会中一同敲锣,宣告文化局进入崭新的一页

 

台北西门町街头(图/本刊记者 梁辰)

 

引子

这一天是星期六,天空湛蓝。下午,龙应台出现在台北火车站,背一个咸菜绿双肩背包。她穿得像一个大学生:白衬衣束进牛仔裤,白色运动鞋,短发被一顶咸菜绿灯芯绒帽盖没。她跟随80位艺大的学生起舞,伸臂,扭胯,跑动,有点笨拙,但充满活力。

龙应台生于1952年。朋友们说,很少有人在她这个年龄还能保有一团真气,一身热气。

许多镜头对着她。其中一台摄像机后面站着黑衣墨镜的大导演王童,他会将由此展开的一系列活动拍摄成纪录片。稍后,许多话筒伸向她。“我是身体很笨的人……”她一边用纸巾拭汗,一边微笑着解释这个名为“艺术席卷空间”的活动。

星期四晚上10点,她来彩排过。面对汗涔涔的舞蹈系学生,她用悦耳的声音说:“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不仅仅是练舞室里的舞蹈,还是空间的释放。这个城市里的人很忙,心里积压了很多东西,他们经过这里,看到你们,被邀请一起跳舞,也许心里会有些小小的幸福感。”一双双年轻的、干净的眼睛注视着她。

再早几天的星期一上午,她在14楼的小办公室里开会,同下属敲定“释放”的每一个细节。白衬衣、黑马夹,最普通的短发样式。

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13年前,龙应台由德国初回台湾,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有一天,她踅进一家设计感颇强的美发沙龙,小妹一声“局长我是你的读者吔”,听得她欣慰:台湾文化有希望。于是晕陶陶被设计,又烫又剪,弄成一个“戴安娜王妃头”。她掏出七百多元(新台币)结账,赫然发现看错一个零,这“王妃头”价值七千七百大元。她掏干净口袋,在发廊员工一字排开的“欢迎再来”里落荒而逃,回去就问同事“台北物价怎么这么高”,被告知挨宰,“王妃头”实属“冤大头”。

处理公务时的龙应台表现得思路清晰,心细如发。她的指间夹一支笔,不时在空中点划,如同乐队指挥手中的小棒。她常常用“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请不要忘记”来起承转合,是高度灵敏的倾听者和反应者;她的想象力甚至延伸到现场在电视画面中的样子。

在她右侧的墙上,悬挂《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90岁时的手泽:“取舍由时行藏在我,跨代凌霄一羽毛。”会议室两面书架上,是台湾各区、县、镇的地方志,《二二八事件辞典》之类的台湾史,以及琦君、赖和、张我军、李乔、周梦蝶等上一辈文学家的作品。有几层架上,是她的十几种著作,从《目送》、《亲爱的安德烈》到《大江大海》,她自己掏钱买来赠送往来宾客的。她在扉页上的签名,像一条不羁的龙。

空间释放的创意来自龙应台的欧洲经验。她从YouTube上找来几段放给同仁看——在西班牙的中央市场,歌剧演员扮演的卖菜人突然开唱,市场陡然生色;在丹麦的车站,旅客愉快地被卷入突如其来的舞阵,肢体醒了。龙的一位同仁也亲历过在纽约梅西百货买鞋,柜台旁冷不丁有人开唱音乐剧的“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龙应台对我说,这些观念即使在文化部,也需要慢慢培养。

彼岸的文化与本地的生活匹配吗?在这个女性都会拖着长音嗲嗲说“是~”、开计程车的男性习惯被称“先生”而非“师傅”的地方,路人忽遇邀舞是什么反应?机要秘书邓宗德告诉我,成人通常会害羞,若是一对小情侣,女的开跳,男的会跟随。两天里,我看到广场上不少用餐者举起手机录影;看到流浪汉光脚坐着看和听,忽然就拍起了巴掌;看到身材滚圆的中年妇女被音乐和节拍感染,从身体到容颜都动了起来;也看到许多人,瞄一眼,匆匆走过。

就在几天前,车站广场大厅里拉起红线,阻止休息日到此集聚的外劳(外国劳工,台北有许多菲律宾、马来西亚籍务工者)进入。通常他们把这里当作台北的草坪,假日里三五席地而坐,说说闲话。我看到电视里有个女的忿忿不平:我们也不愿来这里“占用公共空间”、“有碍观瞻”,但休息天我们想出去的话,还能去哪里?这件事被视为侵害了外劳的人权,遭到舆论广泛批评。龙应台“敏感于人权”,与交通部长商议后,特别在议事会上强调邀请外劳参与“释放”。但不知什么缘故,头一场只见舞者,不见弱者。第二天,即使温和派报纸也表达了“一个车站,两种标准”的婉转批评,暗暗指向车站管理部门,这不是龙应台希望看到的。部委之间的沟通合作,本部门的上令下达,各个细密的齿轮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里如何艰难咬合、负重运作,13年前她就有领教。如今,由局长而部长,意味着机器更庞大,齿轮更多,咬合更复杂,政治的因素更强大了。

广场表演告一段落,龙应台去窗口买了开往高雄的高铁车票,往屏东老家去,那里有她的母亲和哥哥。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浩告诉我,你见到龙家人就会知道,什么叫作淳朴。

母亲应美君多次出现在她的著作里:浙江淳安人,杭州绸缎庄小姐,不顾家人反对下嫁湖南衡山人龙槐生,1949年随人潮涌向台湾,刚到高雄时,手里还抱着刚出生的龙应台的二哥龙应达。她用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租下一个小菜摊,卖西瓜、卖面粉、卖五金,卖自己包的粽子,卖一切难民需要的东西。她在有尿味的戏院里卖过票;编过渔网,半个月编好一张,换80元;她养过猪;她开口向邻居借钱,以便第二天交龙应台的学费……她像一株又柔又韧的水草,帮衬丈夫,带领4个孩子,在荒滩恶水中存活了下来。

童年时龙应台看美国电视,常常有感于母亲的“不优雅”:讲话的声音是那么大,跟邻居讲到高兴时笑得惊天动地,开骂时正气懔然、轰轰烈烈,被骂的人只能抱头逃窜……她的生命里有一些放肆,一些充满豪气的东西。龙应台说,在有些方面,她像母亲。

就在三天前,她偶然在一条巷子里听见一位老妇的哀号,浙江口音的哀号,心有所动,“多管闲事”过问起来——写过《大江大海》,她知道这岛上每一位七八十岁的人,身上都藏着一部颠沛离散史。她在巷子里东问西问,得到的结果是,老妇人精神有问题。她拨通了市长郝龙斌的电话。市长出差,她又拨副市长的电话,副市长自国外派人调查。龙应台刚上火车,就收到回馈:社会局已派人上门了解情况,这位邓女士确实精神异常,已享受社会福利中心的照顾,他们会继续,并“谢谢龙部长的通报”。龙应台毫不遮掩文人的感性,“那老人的口音跟妈妈一样,我受不了。”

摄影师还捕捉到她在办公室里流泪的一刻,当时她面前摊着几封写于42年前的遗书。写信的人,都在那个延续了二十多年的“白色恐怖”时期被枪毙了。

龙应台有两兄两弟,长兄当年被逃难的母亲交给婆婆,留在大陆,1985年相认。在她心里,兄弟,不仅意味着因了共同的父母常聚,还意味着“在彼此的容颜里看见童年”。

从台北到屏东,就是在台湾岛的地图左侧自北向南划一条长长的曲线。一路向南,阳光愈发炽烈,空气愈发湿热,责任、公文、秘书、随护渐远,童年渐近。

童年,因为父亲是公务员,三年换个地方,一家人总在台南的乡村里迁徒,龙应台总是面对需要融入的新环境。她跟多数军警公教人员的子女不同,能交道,但不凑热闹;眼睛清澈,但看法独特;跟3个男孩一起长大,别有一种帅气豪情。

列车到高雄。龙应台背着她的双肩背小包,脊背挺直地在人群中行走。这背影,深深印在好友林青霞的记忆里。林告诉我,她第一次见龙应台大约是2003年,,在徐克和施南生家。

那天,南生介绍说,她当过台北市文化局长。她长得娇小,声音非常悦耳,我们聊得很愉快。晚饭后她急着要走,因为小儿子飞飞在家。我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人,背一个很细的包包,脊背挺得笔直走出去。我看着她的背影就想,这个人一定有很多故事,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想了解她。朋友与否,往往是一种直觉。

  后来我们走近,常听她跟母亲、跟儿子通电话,很不寻常。她的母亲失智了,但她在电话里总说:“你的名字叫美君,我是你的女儿龙应台,我是小晶……”那种孝顺,那种对儿子的爱,让我感动。

  她很有一种性感,一种糅合了女人的柔顺和男人的果断的美。到任何环境,她能很快掌握气场,进退有度,我觉得她做什么都会成功。有时候会惊叹,她小小的身体里怎么会爆发出这么大的力量,这力量大到有时候会伤了她自己。

  她很真,很透明,但做起事情有谋有略,比方写一本书,该怎样收集材料,怎样计划、操作,她自有章法。她观察事物很敏锐,写东西很入骨,一针见血,刺激到你的神经腺。我读《目送》里“四郎探母”一节,大颗的眼泪往下落。

  在生活上她不大懂得照顾自己,写作起来更是一投入就不能停下来。她写《大江大海》的时候,有几次我去送饭,发现她写得昏天黑地,到厨房取个碟子都拿不住,掉在地上打碎了。

  她惟一不敏感的是她的外表,她不懂打扮。我曾经送她一条裤子,两只裤脚管各有一根带子系住。有一天见面,我发现一只裤管的带子不见了,另一只还绑着。我没好意思说。第二天见面,她还穿那条裤子,还是一有一无。我忍不住了:你知不知道,一条裤腿的带子不见了?她说,是吗?没有了吗?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不爱漂亮的女生。她趴在我肩膀上咯咯咯笑个不停。

  她常常出现在演讲场合,要上镜头,要present她自己,但好多次她都穿露趾凉鞋;还有一条裤子穿了25年,裤管起了毛边,看得一班朋友很急。我后来送她一双黑色麂皮的包头小坡跟鞋,百搭。穿衣服,南生建议她只穿黑或白;我建议她,不要穿得太正式,带点休闲才好,至于颜色,白黑灰米卡其色,怎样配都不会出错。

  这次她回台湾做文化部长,我为她准备了几件最简单的化妆品:一盒粉,一支大刷子,很简单,不用打底,刷墙一样涂匀就可以了;一个腮红,一管口红,也很简单,不用描边描线,只要涂上抿一下就可以了。

  “你教我打扮,我教你思考。”她曾经说。

  她确实有思想,而且敏锐。一道看电影,她常有独到的见解,一语道破那种。

  她思考的时候不笑。我就提醒她,做一个公众人物,看到镜头就要笑,微笑,哪怕你在思考。她现在很会笑了。

  这个选择在她,是需要勇气的,也是一种使命。她还能帮台湾做一点事情,再下去可能就没有足够的体力和精神,所以她去了。我认为,对于台湾的文化建设,她看到了、说出来,她就有能力改进,她是能做事情的人。面对问题,以前她畅所欲言,现在走出去,去行动,有很大不同,要有很大的包容力。有些人攻击她,她只能隐忍。政治,在考验她的容量和耐心。以前她对我说,青霞,困难其实是考验一个人的智慧,我相信她有面对政治的智慧。她不止是作家。

  本性里,她是一个纯真的小女孩,至今保有童真,她常常会雀跃。

  这次离开香港,她对我说:青霞,不要放弃我。这是她表达友情的方式,很特别。

关于龙应台在日常生活上的低能与混乱,陈浩也讲了不少故事。比方说,她不知道怎样用台湾式的电饭锅;她常常写到饿极了,发现家里没吃的,“如果不是朋友救她,她就饿死了。”她也根本不懂吃,经常胡乱塞一堆东西了事。

几个月前,龙应台穿着球鞋去“立法院”,被“立委”批评“不尊重立法院”。很快,在部长办公室的一格小柜里,躺着一双鞋底中部特别厚的黑鞋子,那是林青霞送来的,“英国律师出庭常穿,站5小时不累。”林还通过媒体对大家说:不要太苛求她。

龙应台的手机里时有短信传来,等她处理一宗棘手的、埋有“地雷”的事务。她最近有点忧虑。她没有笑,背着小包,背脊挺直走在人群中。然后,她遇到了郭金坤。

“哗,部长哎。”高雄市计程车司机郭金坤载上龙应台。

“哗,他们都没有认出你?他们够烂。”郭司机好口才,两语三言道破龙前不久遭受的挫折(文化部提名的第5届公共电视董监事名单未获通过):“这么好的名单通不过,够烂!这跟民进党没关系,就是国民党内部在搞。你应该告诉马英九,搞什么搞!叫舆论去骂,他们就会收敛一点。你知道吗,那些部长都一样,私人时间出来都还带一个秘书帮背包包,招呼计程车看都不看我们,不是你这样的……如果台湾每个官员都像你……不过你待不久啦。”

龙应台哈哈大笑:“郭先生,你觉得我会干多久?”

“一年啦。公共电视那件事以后,还好你没有马上说我不干了,不然马英九会更丢脸。坦白讲,看不下去走就好了,文人不要这么委屈自己。政治就是利益分配,台湾的政治跟经济会压得你什么都做不成。”郭先生又说:“今天倒阁案(指由民进党立委柯建铭等43人提交的针对“行政院长”陈冲的不信任案)没通过(表决结果46票赞成,66票否决),过了你就不用做了嘛。”龙应台放声大笑。

郭先生最后认真地说,当龙部长宣布下台,他会很留意看报纸。

几天后,当我面对“中研院”钱永祥先生,他对台湾政治作了一番分析:民主制度当然有很多好处,台湾不仅应该实行,而且做得也不错。但今天的台湾政界很消耗人,它逐渐形成这样一个状况:执政党和反对党斗得很厉害,两党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互相绊对方,就是怎么让对方做不成事,怎样令其出丑。所以,有点理想的政务官很难有所作为。官僚政治化也带来公务员的“常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同一天,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院士温和地说:“台湾政治是另一种综艺节目。”

几天前,当我拜会刚退休的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所长夏铸九教授,他细述了台湾从50年代以来一步步走向民主、又“何以至此”的历程。“看2000年以来的蓝绿两党轮替,如同看连续剧,戏剧效果太强了。”夏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文人从政的龙应台有其优势:她是文化明星,举手投足引人关注。媒体在台湾政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许多官员“立委”都在绞尽脑汁谋划怎样明天上报纸,龙应台在这一领域有足够的号召力,而且她的影响横贯两岸四地华人世界。但作为龙应台的老朋友,夏也替她捏着三把汗:一,面对一个组装起来的老衙门,官僚气很重,她能否拖得动;二,蓝绿营的国族认同不一样,会带给她政治压力,文化纠缠着政治议题,其中布满“地雷”;三,台湾过去的文化官员多半并不真爱文化,龙应台如何立文化?

当年龙出任文化局长,李敖断言她做不到3个月,结果她做满一任,3年零3个月。舆论送行时说:“龙应台在将自己的文化理念通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变成现实后,最终一尘不染地回归文坛。”龙应台则将这一段归纳为“实践平等观念过程中的受伤笔记”。

这一次,也有人预言她将是第一个辞官的部长,结果财政部长第一个辞职;9月28日,劳工部长含泪卸任;10月7日,“行政院”发言人请辞获准;8个月过去,龙应台还在。

从作家龙应台到官员龙应台,这个案本是一个小奇迹,令人看到背后那个相对宽松、活泼的环境——

1999年7月,正当龙应台筹划着带两个孩子沿莱茵河岸单车旅行,她接到台北市长马英九秘书的来电,大意是邀请龙教授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请龙老师把履历寄到台北。”

龙不假思索答道:“要履历?我又不跟你们求职,干嘛要寄履历给你们?需要认识我的话,去书店买我的书啊!”

几天后,她接到马英九的越洋电话。交谈中,她知道,这位市长还真读了“那些没什么意思的书”。

又过几周,接到电话:市长将到法兰克福,“龙老师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谈?”

“只有王来见士,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欢迎市长来我家一谈。”龙应台答得三分玩笑、七分认真。

于是,马英九从台北飞到罗马,在密集而繁琐的公务行程之余,只身与秘书悄悄飞到法兰克福机场,再从机场搭出租车,在德国的暗夜中找到了龙应台离城20里的乡下的家,风尘仆仆……

这不仅是一段现代版“三顾茅庐”的佳话,也是马英九综合考量的结果。中正大学传播学系罗世宏副教授告诉我:如果兼顾台湾本土和大格局下的历史文化,兼顾华人世界的影响力,在台南农村的清贫中长大,会说台语、汉语、英语,至今只拿一本台湾护照的龙应台是不二人选。她的影响力,也能从台湾媒体几年前所做的民意调查中得见:龙应台、林怀民、严长寿……名单通常是这样。

从此,一个一贯批评政府的作家进入了政府。而且,她得到来自台湾文化界的拥抱远多于挤压。夏铸九说,“她是内行,所以跟文化界的朋友关系比历任文化主管官员都要真切紧密。我曾经向她抱怨,自从参与宝藏岩案(一片城中村性质的空地,在龙应台和文化界人士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一座艺术村),我开的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只是,政坛非菜坛,无处不尘埃。官场的重点也不在做事。眼前就是例子:

9月26日,“立委”陈学圣在质询时说,有些部会送“立委”进口大葡萄当中秋贺礼;有些部会送香烟,一出手就是10条;只有文化部什么都没送,让其他部出糗、成为箭靶。龙应台说,文化部从未编列预算送礼给“立委”,以后也不会送。

“但这个错,我为你喝彩。”陈学圣说。

“我能感受到你的诚恳。”龙应台说。

“你这是对我的侮辱。”陈学圣说。

“为什么?”龙应台问。

底下众“立委”笑。太多的官场潜台词,她还不熟悉。有报纸在第二天报道这一幕后,添了一句:“一位作家说过:龙应台笔下犀利,私底下是个傻大姐。”

龙应台以她的人气、血气面对官场的习气、阴气,多有挫折。她以镜头之外的无奈、无言表明:政治是斗争,是行动与后果的算计,是台上与台下的演出,是步步为营。政治够浑杂,杂到她每天必须按捺住一些什么,忘掉一些什么。

住在香港9年间,龙应台每两周回一次屏东看望母亲,如今人在台湾,倒有些勉强。她每周要去“立法院”两次参加施政备询,去“行政院”至少一次,无数个部门会议等着她去开,无数份红皮公文等着她阅批,还有,无数个“看到镜头就微笑”的场合等着她莅临。有那么一两个瞬间,我有些恍惚:眼前分明是80年代那个写文章的“胡美丽”在扮演这个“官员龙应台”。确实,当年许多读者以为龙应台才是笔名。

现在,官员龙应台回到小晶,搂着她86岁、当年强悍无比的母亲。母亲已经不认得女儿,但熟悉她的拥抱。曾经,在作家龙应台时段,她买来颜色各异的指甲油,帮母亲一个指甲涂上一种颜色,再抹口红,再上胭脂,消磨母女二人的黄昏。现在,母亲已经瘦弱得像个孩子,强大的女儿轻轻倚在她的身旁,闭上眼,不说话。每周印发各司局的密密的部长行程里,没有一栏供她表达:我累了。

在眼睛闭上片刻的世界里,小晶也许想到父亲,那个会用湖南话吟诵《陈情表》或《告子下》的乡村警察。当女儿成为作家,他没有表示什么,但女儿做了局长,他在人前有掩不住的骄傲。他没能看到女儿当上部长。

中国传统里,科举制度是为选拔官员。一般人心目中,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士与仕的结合才是正途。这传统在台湾今天的仕途高端仍看得见——马英九的本届“行政院”里,有47位博士(共27个部会)。只是时代不同,政治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士的考题也瞬息万变。20世纪以来,在世界许多地方,渐次上演耐人寻味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独立却空谈,实践却扭曲(或曰忍辱负重),这吊诡本身就提出两个命题:1.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不是知识分子最珍贵的品质?2.知识分子的说和做,哪个对社会更有用?

关于前者,许多年前,龙应台和马英九之间有一番对话——

龙问:“你把她找来,是因为她有独立的精神。如果她一进入官僚体系就失去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来的意义,你同意吗?”

马答:“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关于后者,稻田电影工作室的王小棣导演认为,在大学教书的龙应台是位好老师,她会影响许多学生;作为文人的龙应台也能胜任“社会的朋友”,她会影响民众。这些角色在王看来,都比当局长、部长更有价值;而当官,很可能令龙应台的人生减分。但,这是她的选择。

那么对于个人,对朋友眼中“天真的高中女生”、“初入文坛只有单纯的正义感而对政治的认识为零”、“至今不懂政治”的龙应台而言,这压力或张力会将她扭成何种形状,又会将她引向何处?底线在哪里?

数月前龙应台在“立法院”接受民进党“立委”段宜康的质询,被称“厚脸皮”、“马团队中最耀眼的花瓶”,被穷追猛打要她对国民党在白色恐怖时期的罪孽表态。龙应台拨了一下讲台上的话筒拂袖而去,留下一个颤抖的话筒在台上。几分钟后,她又重新站回到备询席上。这段视频被广为传播。

龙应台告诉我,之所以拒绝回答,是因为反对表态文化,这有悖于她一贯坚持的宽容原则。“宽容是说,在你认为对的事情里,也要留一点空间给别人,不能拿着你的对去压迫别人表态。”

我拜访了“外省二代”、在台湾政坛表现特异、口碑不错的段宜康“立委”。

龙应台在当台北市文化局长的时候,我在台北市当议员,我跟她有一些冲突。我对她的观察是这样:她其实不适合当行政官员啦,她适合写文章。因为她对行政事务没有耐心,她喜欢的是包装得很漂亮的东西,我们讲的“放烟火”,就是能让她有所表现的活动。许多文化事务是长期的、打底子的工作,虽然她有很强的光环,大家对她有很高的期待,可惜都没有做好。比方讲,许多年来,台北都没有一个能代表这个城市的文化活动。她跟大部分人一样,做的是硬体(硬件),然后委托经营,这是最轻松的。

  此番她上任文化部长,我观察的结果与12年前仍然一样,她缺乏去做文化深层奠基的能力。台湾最大的问题出在教育,不是指专才教育,是指培养观众。我们从小的教育都有标准答案,它指向惟一正确。这样环境里成长的人,很难真正尊重别人的审美、尊重别人的主张跟我不一样,尊重别人支持国民党,这是台湾文化和民主最欠缺的部分。看起来很多元,版本可以有许多,但答案依然只有一个。蓝看绿,看支持阿扁,就觉得没有水准,就是糟糕的;民进党看国民党,就是要出卖台湾。没有这回事嘛,为什么要搞到水火不容?搞演出,搞文创园区,搞艺文补助,这不是文化部。文化部如果有存在的必要,就是要去养育那个多元,它的根源在教育,这是很吃力的事情——推动全社会,学会尊重。

  我面前的段委员彬彬有礼,谈吐不俗,毫无镜头前咄咄逼人、有失尊重的形状。

同是“立委”的高金素梅告诉我,当她初次以“立委”身份进“立法院”,看到电视拍不到的部分,也是愕然:啊,台上骂来骂去,原来台下是可以握手的。甚至,罗世宏续上:等下一起去喝酒。“立委”(民意代表)多半是镜头前的表演动物,如今的台湾人已经见怪不怪。龙应台说,每次她站在那里备询,都要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这不是真的,这只是表演,不要被激怒。

我也注意到,段宜康和龙应台在很多理念上是一致或相近的。如果他们只是文化部同仁,也许会合作愉快。是什么,令他们“冲突”?

所有受访者异口同声:政治,已沦为某种游戏的民主政治。狂飙如李敖者,甚至告诉我:民主是假的!言论自由是假的!只是这两个字,太诱人。

15岁那年,龙应台就想过:将来要做一个不需要向别人敬礼的工作。在进入一个等级分明、令出必行的体系之后,她一度仍不按规则出牌,多有“突围”之举。譬如,她曾拒绝为配合马市长剪彩办美展、搞演出,此举虽也得到市长支持,但长此以往别具一格,市长也要承受来自整部机器的压力。

文化圈中人说,因为文人气质和率真性格,龙应台常有随兴之举,有些人却“不爱看她那个调调”。再加上“傲慢”或者初期工作方法的简单粗糙,她确实得罪了一些人。原“二二八”纪念馆馆长叶博文先生就曾将与龙应台的“冲突”写在一本书里。市长时期的马英九对龙应台的“礼让三分”,也让一些人不那么舒服。

那时候的龙局长雀跃着想施展理想。她每天工作16个小时,自述“整天顶着头盔上战场”。王小棣曾见她伏在市政府大门边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什么,一问,她说正要出门,有些事还没想好,想到就写下来。王小棣对我说,当年文建会的工作是相当粗糙的,而龙应台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翻开台北市文化局2003年编写的《东倒西歪,三年有成——台北文化一千天》,可查龙局长的事迹:台北的文化地景开创了许多“第一”,包括第一个国际艺术村、第一个华人世界的国际诗歌节、第一个古迹专业演艺厅(中山堂)、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提倡修复并开放许多名人故居(包括钱穆、林语堂等人的故居)、第一个公私合营模式的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制定第一个“树木保护自治条例”。她还推动了老巷弄老房子的拯救,其中包括夏铸九教授与我见面的紫藤庐,那是哈耶克弟子周德伟的故居。

王小棣对龙做事的韧性印象深刻:在拍摄与《大江大海》有关的一部纪录片时,龙跟着叙述者踩着碎石子路一路小跑到码头,穿着平底鞋,跑了将近半小时,当时她57岁。

在“受尽了政治的折磨和实务的历练”之后,龙应台终于发现做官不能像作文那样“理直气壮”,而理直气壮,是1986年《野火集》横空出世时的动人之处。

夏铸九说,有过不那么愉快的局长经验,如今的龙应台已不那么简单,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斩钉截铁,什么时候该动用柔软示弱。

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阮庆岳说,龙应台此番重新上阵,信仰的底蕴大约未变,对权力的诱惑也应傲骨犹在,真正的挑战还是落在她沟通的技巧与能力上。

上任第一天,龙应台走了16个“立委”办公室,跟“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谈两个人童年都待过的乡下新竹,很快又去拜访各部各会。“这些方面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政府机构里,每一个部会都是本位主义的,对于其他部会在做什么是没有理解的,全世界都一样。如果想让社会进步,一定要合作。”龙对我说。

9月22日,我看到她与交通部长毛治国、艺大校长朱宗庆站在一起,站在火车站起舞的学生中间。我听到她说感谢。

龙就任之后提出的第一个设想是“让文化从村落做起”。她想知道,台东县达仁乡、南投县中寮乡等收入最低乡镇的孩子,跟台北市信义区的同龄孩子,能否享有同等的文化权?这个命题来自她的早年经历,当年她到台北念书,发现同学听的音乐、谈的话题、见的事情,她通通不知。但缩小贫富差距这件事不是文化部能独立完成的,要跟教育部、经济部合作,才能让以下这些行动不浮于表面:云门舞集到乡下庙前的广场上演出,画家、作家下到偏乡中小学去交流,装满书的文化列车开到苗栗乡下人家的门前去播种,乡下孩子到台北的博物馆来开眼界……

眼下的台湾媒体非常乐意向公众报告一个“放柔身段,有所妥协”的龙应台。但她说,我没有变。“一个人所抵抗和所坚持的,汇成一个总体,就叫作信仰。但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它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流露在举手投足间最寻常最微小的决定里。”

官员龙应台,充满细节。9月19日,圆山饭店,台北电视节。龙应台在致辞中照顾到远道而来的欧美客人,插入大段英文讲话。她特别建议第一次到台北的外国人去孔庙看看,去西门町转转,“We have a lot of gay bars,台北是对同性恋最宽容的城市之一”;她反复提及Chinese speaking world。这些细节,提示了她的视野和角度,可能是未来作为的立足点。

媒体人邱立本曾经发问:内战心态还在两岸华人中存在,怎样超越?台湾之行也令我感受到:内战心态也在台湾党人中存在,怎样超越?

2012年中秋前夕,龙应台笑着说:“闽南谚语讲,‘欢喜做,甘愿受’,只要我在,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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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10/31.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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