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的作者周舵是位老熟人。关于他的最有意思的一个传言是:我的导师费孝通生前曾拟过一本书的标题,叫做《从胡适到周舵》。如果属实,那在费老心目中,周的地位可真够高的。能得到费老如此器重的人不会没点真东西的。没怎么见过他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很好,我很喜欢,所以转发一下。

  中共18大闭幕了,评点18大自然成了热点话题。除了习近平就职后见记者那篇讲话颇受好评外,民间对18大的评价,负面的占了绝对优势,和官方的宣传形成鲜明对比。“政改无望”、“言论自由免谈”成了民间舆论的“”,悲观情绪笼罩四野,一片愁云惨雾。但是,国外权威调查机构皮尤中心近年的“各国民众对政府满意度调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却遥遥领先,超过83%。根据本人的有限资讯,也证实了农民近年对政府的满意度确实大幅提升。这两方面之间的巨大差距应该如何解释?独立知识分子的看法,通常都会归因于皮尤中心的调查方法不科学。笔者忝为社会科学学者,却不敢轻下断言。轻信一己的判断,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大忌。

  比较合理的解释似乎是,我们从网民和自己身边亲朋看到的,仅仅是中国精英阶层的情绪,远不能代表普遍民意。从薄熙来以极左民粹手法获取到的广大民意支持度来看,应该也可以印证以上判断。

  作家梁晓声有一个观点很有趣,他说,他眼里有三个中国:官方数字里的,网络上的,和身边人的。我认为还有第四个,海外舆论里的。这四个中国总是在打架,弄得大家一头雾水。我的意见是,把第一和第四个中国加起来除以2,或者把第二和第三个加起来除以2,大概就比较接近真相了。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的满意度高,绝不意味着执政党就可以高忱无忧。恰恰相反,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政权最严重的危机,不是来自广大民众的不满,而是源于各界精英的背离。民众推翻政府的大规模反叛,也都是在精英宣传鼓动和组织领导下,才有可能成功。列宁对此要比马克思那个在书斋里用黑格尔哲学凭空构造理论的书呆子清醒得多,现实得多,他清清楚楚地知道,根本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先进阶级意识”这回事,无产阶级的造反精神是要靠他们这一小撮“职业革命家”从外面“灌输”进去的。1989“风波”之后,对中共政权合法性基础最严重的侵蚀,就是各界精英–包括体制内精英–的离心离德。虽然二十多年来政府对精英阶层用经济利益刻意加以收买,表面上看也可以说是卓有成效,但是,恰恰是精英当中最优秀,社会关怀最热切,参政意识最强烈的那一部分,对这种手法不但不领情,反而对执政党更加鄙视。这就意味着,他们对政权更多了一层疏离和对立的理由;而到了政权的危机时刻,正是这些人的道德感召力、领袖群伦的组织动员力,才是颠覆政权的能量最大的。虽然“三个代表”对中共至今还在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正,试图赢取企业界精英的认同,但是,这套极左民粹的思想理论是和知识精英、企业精英从根本上敌对的,导致中共这个至今仍然自称代表工人农民,坚持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党不但历来和精英阶层搞不好关系,更导致决策高层治国理念自相矛盾、一团混乱,严重阻碍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21世纪的高科技信息社会,工人农民不但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人口比例也不可挽回地要变成少数;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更是和法治、宪政、人权保障,和建设和谐社会背道而驰–一个宣称代表工人农民、坚持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戾气深重的党,怎么可能有前途?

  中外媒体各种关于中共高层人事和未来走向的揣测,由于中共政治决策的极度不透明,其实都没有多少意义。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中国的未来更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现在就断言政治体制改革会不会启动,实在没有价值。我倒是宁愿试试用医生的眼光,通过观察18大的会场,来猜一猜执政党患了什么病。我的初步结论是:高层领导患了脑梗塞。

  先引中央党校校报《学习时报》一篇文章“重新学习开会”的要点如下:

  什么是开会?开会的目的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集思广益、充分发扬民主,是没有等级的研讨平台;开会就是要每个参与者都能各抒己见。眼下许多会议走了样子,没有了集思广益的讨论,变成了一言堂;没有了凝聚共识,变成了权威发布;没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了众星捧月;本该研究问题的会议演变成了“官云亦云”、“权云亦云”、“会云亦云”,上级开会下级层层开会“落实”,会来会去,会议成灾,不仅影响工作质量和效率,更严重的是损害政府形象和与民众的关系,成为误事的根源和批评的焦点。等等,等等。

  –猜一猜,这是哪天的文章?一定是18大闭幕以后的吧?因为,这里批评的一切,和我们看到的18大会场的景象,简直是丝丝入扣、契合无间啊!

  当然,这是胡猜,党校的校报,哪有这个胆子!文章是今年9月17号发表的,指责的自然也都是“基层会议”的弊端。

  18大的开会方式不但和文章所言举世公认的“什么是开会”截然相反,充分说明被轰轰烈烈宣传的“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本不是开会;或者说,这会根本就没有开的必要–把最高层内定的人选发个通知告知全党不就完事了?更要命的是,18大会场的气氛,一片死气沉沉,没有表现出一点生机和活力,无聊沉闷到了极点,不要说和民主国家比,就连毛泽东时代,乃至中共13大,中共高层的会议也从来不是这副摸样。

  这就足以说明,当下中国的种种弊端,特别是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见记者的讲话里指出的“许多严峻挑战”、“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中,“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根源显然不在“基层组织涣散”,不在“中层肠梗阻”,根子就在最高层,就在最高层的“脑梗塞”!然后,这个老年病,这个五十年代“一边倒”从苏联“照搬”来的“斯大林氏症”,上行下效,从最高层一路传染,祸及全党全国;不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就连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教育,全都是中共教育主管部门通过统编教材规定的“标准答案”对老师“一言堂”“权威发布”,然后老师对学生“一言堂”“权威发布”,完全是机械制造厂制造机械零件的办法,不但和“创新性思维”绝缘,而且正好是对创新性思维的绝杀。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出不来创新型人才,答案还需多问吗?

  笔者在清华附中就读多年,曾亲耳聆听当年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阐述他的教育理念。他说,我们清华大学要培养的人才就是两条,第一听话,听党的话;第二出活,把党交给的活干好。毫不含糊,就是四个字:驯服工具。说难听点,就是好奴才。真是振聋发聩啊!难怪那位著名的红二代女导演胡玫钟情于清宫辫子戏,对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最杰出的代表雍正皇帝佩服得五体投地!这种“光荣传统”养育出薄熙来、王立军式的大大小小无视法律、任意胡为的专制魔王,还有什么好奇怪的?

  就这幅摸样,还幻想当世界老大?

  幸亏当年邓小平力排众议,定下“废除职务终身制”的规矩,不然的话……嘿,不然会如何,诸位自己填空吧。

  执政党决策层治国理念、思想理论的老化、僵化,和各界精英越来越疏离,和社会进步的步伐越来越脱节,这才是现在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最严峻的挑战!

  新一代领导人能不能解决这个严重问题?也许能吧。根据呢?–不是还有领导职务任期制么!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普朗克曾有名言说,理论的进步多半不是因为信奉旧理论的人们转变了思想,接受了新理论,是因为旧的一代死掉,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

  仅此而已。

  周舵 2012/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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