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仅代表着纠缠在一起、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困境,也代表着对个人理解力与创造力的激发与挑战。

  “未来的政治是社会政治”,约瑟夫·张伯伦曾这样写道。那是1883年的英国,这个国家处于历史的另一个转折时刻。工业革命、中产阶级的兴起、城市化、帝国的扩张,在重塑这个国家的一切,包括它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

  自17世纪的光荣革命,尤其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自我限制的政府、议会制、扩大选举权、人权法案,这些宪政政治的思想已获得了普遍性赞同。如何重新分配权力,是这一政治过程的核心。把曾经属于国王、贵族、教会的权威,转移到新兴的工业家、资本家、中产阶级手中,并用各种方式来减缓这一过程的动荡,困扰与激发了几代政治人物与思想家。

  但历史来到了新节点。权力的根源正从土地转向资本、政治转向经济与社会。罢工浪潮、公众的养老金补贴、都市移民的就业与救济、城市的下水道、公共交通、少年管教法庭、公园与运动场的建立,这一系列问题迅速涌现,它们蕴含着新的愤怒、渴望与力量,给既有政治与社会结构带来强烈的冲击。

  进步主义思潮弥漫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大西洋两岸。倘若18世纪的思想家们执着于怎样创造一个良好的政体,这一个时代想探讨的则是如何才能管理好一个迅速扩张的社会。应对方式可能有德国式的,推崇无所不包的国家来提供一切方案,在它背后是一种日益增长的“权力崇拜”与“国家崇拜”;还有英美自由主义式的,它是零散式的修正,鼓励各种社会组织的出现来应对,由此也产生两种看似不同,却又彼此促进的态度。一种是弊端揭露式的,它反映在迅速兴起的扒粪新闻业中,它传达出这个失衡社会中的黑暗与弊端,激发也释放出人们的愤怒与不满,当然也让当权者们陷入不安。另一种态度则强调好奇心与建设性,充满了对具体解决方案的要求,而避免陷入过分的情绪化。一位从揭露记者转型的社会活动家这样写道:“我厌倦了乱翻污秽,我已经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想开始砌墙,建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结构。”

  重温这一个多世纪前的历史,对于此刻的中国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在这个历史性时刻,人们既感受到十年来的巨大成就——中国的崛起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迅速、更有力量,但同时,一种普遍的期待也无比热烈。人们普遍希望昔日生气勃勃的改革精神可以永续,希望中国进入一种既活力又有序的状态,希望整个国家能成功应对一种全面性的挑战。

  这种共识也表现在迅速转变的社会情绪中。几年前,人们热烈谈论“大国崛起”与“”,而在过去一年中,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经济学家DaronAcemoglu与JamesA.Robinson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大为流行。前一本书讲述了过分集中的中央权力可能导致的恶果,而后一本书中则重提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他们从南美到朝鲜半岛的广阔疆域里,从明治维新到光荣革命这漫长历史中,寻找了各种例证来说明,决定一个国家成败的不是地理位置、天气状况、资源储备,也不是政策,而是制度。比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才是一切问题的核心。

  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两位作者强调,倘若“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它需要这样的经济制度支持:它保护私人财产,有一个公正的法律系统,又能提供健全的公共服务,让人们感到安全,能自由地展开竞争。这是一种他们所称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它将鼓励人群广泛地加入到经济活动里,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反之则是一种“攫取型经济制度”,经济机会被一小群人掌握,他们牺牲掉大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但“包容性经济制度”不可能独自存在,它必须有赖于相应的政治制度。只有一种“包容性政治制度”——它容纳不同的政治团体,鼓励多元价值观,尊重个人权利,才可能带来长久的繁荣。而“攫取型政治制度”下,政治精英会轻易地把政治权力转化成经济权益。

  作者也提到了中国。他们相信,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是源于它在制度上的胜利,它从“攫取型经济制度”中摆脱出来,令广阔的人群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但是,这过程应该持续下去,它的关键点就是政治改革。在此刻,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是如何阻碍社会创新的,它以牺牲市场效率与公平为代价,换取一个个小集团的巨大财富。

  国家崛起并非顺理成章,它有可能被搁置在半途中,它可能变成“拉丁美洲化”——掉入转型的陷阱。在这样的国家里,一小群寡头与大批民众间的对峙,造就了持久的政治振荡与经济停滞或衰退。

  但仅仅用经济语言或政治语言来理解此刻的中国,显然是偏狭的。它既处于18世纪欧洲所面临的重新界定权力的时代——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寻找适合于自身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秩序,它既要符合自身的传统,也需遵循普遍性的原则;但同时,中国也处于一个张伯伦所说的“社会政治”的时代。三十年来的中国是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市场化这诸多力量的产物,它已经孕育出一个复杂的新现实。单纯的经济增长、政治改革,都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你会发现,能否从拥挤的交通中摆脱出来,为自己孩子找到一所值得托付的小学,在医院里为父母找一张病床,食品卫生能够安全,周末能到一个安静一点的公园散步,都是让人焦虑的事情。经济增长的财富没转化成社会保障系统,也没建设出足够的公共设施,一个小小的家庭,经常要承担起整个社会失序的后果……

  我们必须在多重战线上回应这些挑战。它不应该被简化成“政治改革”。“这是制度问题”,在今日中国,你与任何自以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行一场超过五分钟的谈话,几乎必定听到这样一句话。在过去几个月中,一个工程术语变成时髦概念。从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到人大代表、新闻记者,当他们谈论中国的现实与未来时,总不忘提到“顶层设计”。他们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倘若要解决中国面临的重重问题,再不能仅仅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变革的动力也不仅仅来自基层,而要来自政治权力上层的精英,他们要提供更长远与全局性的方案。

  人们的感受与期待都是合理的,只有当广泛的联盟形成,导致封闭的精英层做出让步,允许更多元的政治权力与价值观的竞争,才可能出现人们期待的结果,推动这理想中的制度建立。

  而这是一个持续的、充满韧性的争取过程。人们应学会彼此妥协,令多元力量共存,既享有权利,也付出个人责任。倘若人人都持有这种信念:干等那个既具体又抽象的“制度”发生变化后,他们再随之而变,然后这个国家一切都会向良性的方向发展。这种状况是从不会发生的。

  而这个“制度”也不仅是抽象的“民主”、“宪政”,而是由无穷多的细节构成,从重建一个城市的公共交通,到清理一条河流的污染,再到建立一所学校。

  值此转折时刻,中国不仅代表着纠缠在一起、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困境,也代表着对个人理解力与创造力的激发与挑战,它需要一种深刻介入的热情与耐心。没有这种热忱与耐心,你的批评是浅薄与碎片式的,你的参与是短暂与表层的,你的离去与躲避则只能带来人生更多的无力感。

  它是一个等待着重新发现、整理与建设的巨大实验场,它能够给几代人提供巨大的、值得奋斗的历史舞台,它能激发起对人生与世界的重新思考。在此刻的中国社会,我们常忘记了这充满希望与挑战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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