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社會建設中的改革與重建

2012-11-20 10:47:27
 來源:
深圳特區報網絡版
  

  提 要

  當下社會主義,最應該建設與改革的是“社會”,社會在國與家之間,國意味著政治與公權,家意味著私有與生活,傳統中國最忽略的是社會。

  一、改革與重建問題引申到當前社會建設與改革,依然是最為嚴峻的問題

  提起改革與重建,腦海裏首先浮現的是老北京城。

  六十年多前共和國建政之時,建築學家梁思誠極力主張保護老城,要在西城外重建一座新城。但當時的領導者聽信了蘇聯專家的意見,用革命的思維,拆了舊城墻,毀了老城樓,要在老北京的城池中,建立一個新北京。

  如果當時的執政者對老城用改良的方式,而新城用重建的方式,現在的老北京將是何等的精彩,從明到清,甚至元代的建築格局,都得以呈現於世界,政府對老城要做的,就是改良其生存質量,從改擴下水道到通煤氣,從交通管治與疏理,到古建維修與復原,像對待巨型文物那樣精心呵護,視古城為家國文化生命體。由於沒有處理好改良與重建的關係,現在的北京城,改良的沒有改良成功,重建的沒有形成新的風格。

  沒有改良與重建的格局,就只有環狀發展的方式了,繞著老北京城,從二環發展到三環,再到四環五環六環,無論是對城市人文生態,還是生活交通,都極為不便。一種思維一旦形成定勢,並主導了社會建設,造成的後果,就不是一代人兩代人可以清理或改變的。

  改良與重建問題引申到當前社會改革,它依然是最為嚴峻的問題,譬如國企需要改良,而民間社會需要重建,譬如社會信仰需要重建與改良,社會價值觀念也需要重建與改良,而農村的城鎮化,需要的不僅是土木工程重建,更需要社會組織與管理制度的重建。

  二、屬於改良的範疇不能重建,屬於重建的領域莫談改良

  再往前說改良與重建,大清延續了君主封建統治二千多年,是通過君主立憲改良中國,還是通過革命重建中國?辛亥革命一百週年之時,人們談得最多的是,改良與革命賽跑,最後,革命跑過了改良,從辛亥革命到共產革命,再到後面的“文化大革命”,改良沒有成為中國百年主題,而革命,卻成為主題。革命帶來了什麼呢?革命本是不可持續的,但令人吊詭的是,中國百年革命,卻持續進行,一種革命失敗了,另一種被命名的新革命開始了。

  盤點一下百年革命,會有驚人的發現,革命培養了非此即彼的思維,或者說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維培養了革命。

  譬如在信仰領域,蔡元培先生提出美育代宗教說,藝術或審美教育能代替宗教信仰嗎?宗教文化之中有審美教育,還有神聖的道德教育,因為宗教相信有終極的神,所以宗教信仰者將道德與契約精神都神聖化了,人既有仰望,又有道德底線,而這樣的宗教情懷,是審美教育無法達到的。當然,宗教精神與信仰並不是蔡元培先生給廢棄的,後來的政治活動將政治變成宗教信仰,造成社會或民間信仰生態被破壞。為了重建中國人自由精神與科學民主意識,孔家店被打倒。

  對比一下韓國與日本,儒家思想與宗教信仰並沒有被清理,一點沒有影響國家現代化民主化進程,無論是宗教信仰還是儒家思想,都在一定的改良前提下,融進自己民族文化與道德血液之中。這就是,上帝的歸上帝,孔子的歸孔子,凱撒的歸凱撒。傳統中國社會的高度集權並不是體現在皇權對地方行政管治上,從秦到清,政權的管治並沒有下到縣府以下,即便是縣府,行政人員一般不超過五人編制,地方社會家族與行會高度自治。但國家經濟與信仰,國家道德與禮制卻高度一體化。

  科舉考試,使中國官員具有充分的道德精神,而禮教,也使中國成為有教養的民族,在農業社會形態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的保守與教條,使傳統中國成為一個沒有活力與自由精神的社會,在科技進步資本主義勃興的近現代世界格局中,必然敗落。面對這種敗落,中國人先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只是在技術層面上學習西方,而不是從制度層面上甚至價值導向上學習西方,洋務運動因此必然失敗。而同期的日本,則在制度層面上重建自己的社會體系,在價值與道德領域改良自己的國家精神。屬於改良的範疇不能重建,屬於重建的領域莫談改良。清末的君主立憲,大清政府也曾派員到日本、歐洲考察,甚至制定出一系列立憲法規,一方面想保住帝祚萬世一係,大清江山不變色,另一方面又要順應世界潮流,讓社會精英與百姓有參政的空間。可惜,革命突然的衝刺,跑到了終點,大清立憲毀於一旦。大清沒有得到“改良”,而革命也沒有重建起共和的體制,“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蔡濟民《書憤》)

  當時的中國社會沒有得到普遍的憲政啟蒙,自由與責任、權力與制約、民主與程序、信仰與契約精神等等,都沒有播種到人們心中,特別是精英權貴階層沒有接受普遍的憲政啟蒙,革命被說成正義,但民主憲政卻沒有被普及成常識。所以中下層管理者只能城頭變換大王旗,底層民眾也只能根據趙家老爺穿什麼樣的衣服,來看政治天氣變化。

  三、制度改革通過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代價最小,而社會重建,主要靠社會

  當代中國面臨的問題仍然是改革與重建的問題,而人文領域需要做的,是通過“啟蒙”,達成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共識”。

  我們對一句話耳熟能詳,就是“建設我們的國家”,但沒有看到人重視建設我們的社會。社會主義,最應該建設與改革的是“社會”,社會在國與家之間,國意味著政治與公權,家意味著私有與生活,傳統中國最忽略的是社會。中國近三十年最大的變化是社會一步步坐大,20世紀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大學考試成功,意味著從私家的人,直接變成了國家的人,沒有社會空間可供選擇,而今天,除了考上公務員,其他大學生研究生則成為社會其他領域的工作人員。社會在為國家提供就業機會,社會在為國家提供稅收,但社會的權利,得到真正的保護與發展嗎?

  制度改革,主要靠政府,而社會重建,主要靠社會。制度改革通過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代價最小。政府不可能重建社會,中國建政之後,政府希望通過大躍進人民公社,重建一個前共產主義形態的社會,結果呢,造成了三年大饑荒。原生態的社會組織被破壞,希望通過政治號召力來改造與改變社會,必然會遭受重創。現在許多地方在重建新農村新城鎮,靠政府的行政力量來強制農民進城上樓,以此獲得農民大片土地,來發展規模農業。這樣的行政強權造成的後果可能極其嚴重,因為農民離開土地,在城鎮沒有各種基本保障,而新城鎮對農民又沒有技術與能力培訓及就業指導,如果造成巨大的流民潮,將會造成新的社會動蕩與災難。農民有自己的農會與真正的人大代表,通過漸進的方式,自願融入城鎮,需要一個漫長的發展與適應時間,地方政府不應該強力推行農村城鎮化。

  重建與改革問題,是當代中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要解除困境,更深層次或制度層面上的社會改革必然要提上議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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