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記者柯宇倩/1989年六四事件後,被列為通緝犯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展開了他的流亡生涯。多年來,吾爾開希三度向中國政府自首,希望回中國探望年邁的父母親,均未能如願。2012年,吾爾開希在紐約對《新史記》記者回顧流亡生活時表示,流亡是一種精神酷刑,讓他“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但它同時也是一個了不起的學習機會,讓吾爾開希對民主的概念理解得更深刻。

吾爾開希對《新史記》回憶,在澳門第一次試圖自首前,他曾進入過澳門,如果當時能再度入澳門,他已準備好走進中聯辦,在此情況下,吾爾開希認為中共是可能將自己抓起來的,他說,本來民主運動,尤其是這種以政治反對派的身份來撞擊體制的民主運動,就要有付出代價的準備。

“如果真的可以回到中國,就是回去坐牢,但坐牢是有價值的,就像台灣早年很多異議份子坐牢,我們都知道是有價值的。”89年時,吾爾開希沒有試圖推翻共產黨,他們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向中國政府提出對話的要求,23年過去,吾爾開希仍試圖開啟這個對話,哪怕是透過起訴書和答辯的方式。

吾爾開希對《新史記》表示,他想通過投案這件事,向全世界凸顯幾個訊息,一是中共的荒謬,例如中共既然通緝他,當他自首時,卻將他拒絕於門外;其次,共產黨不允許吾爾開希的父母離境探望兒子,是每個人都會覺得辛酸、荒謬的,吾爾開希相信,每個人也會認可他對共產黨的指責:野蠻、原始,與一個崛起大國的形象完全背道而馳。

第二,中共今天如此強大,使得全世界,包括美國、西歐、日本在內,都似乎得面對一個蠻恨、強悍、霸道的中國,不得不讓步;但仍有很多如吾爾開希一般的人,不怕去坐牢,不怕面對這樣一個中共,而不怕它的人,它會怕。

“天空”的美好:擁有學習機會

即使無法與父母見上一面、即使必須忍受失去“大地”的辛酸,但流亡生活讓吾爾開希見到了另一個世界。

吾爾開希對《新史記》表示,流亡提供他們這些流亡者一個相當好的學習機會,這也是“天空”的美好所在。“在中國,我們不可能有這麼寬廣的視野,如果我們沒流亡,一腔熱血的天安門學生如果沒有被鎮壓,如果高自聯能合法存在,繼續在中國推動民主,像後來波蘭的團結工聯,也會是一個很精彩的人生。”

但流亡帶給流亡者的,是更開放的眼界與更多的學習機會。吾爾開希流亡後,與許多大師面對面接觸,如他見到了在中國就相當景仰的圖圖主教。吾爾開希得以直接感受圖圖主教的個人魅力,從以也更關注圖圖主教的言論。

身為南非開普敦聖公會前任大主教、首位南非聖公會非裔大主教的圖圖主教,自1980年代起致力廢除種族隔離政策,讓黑人在南非能擁有人權;1984年,圖圖主教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南非完成轉型後,圖圖主教仍持續推動和解,其所推動成立的最重要組織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從1995年成立到2003年完成使命期間,委員會在南非各地進行了2萬1千多場聽證會,收集了7大冊資料,作為日後追究責任的依據。身為維吾爾族的吾爾開希,對這類事件所帶來的衝擊、啟發和思考,更有感觸。

圖圖主教外,吾爾開希也見到了顏色革命之父夏普(Gene Sharp),並與之面對面談話、探考在專制體制內推動民主化的問題,吾爾開希說,能跟最優秀的大師、司想家在一起,是流亡給他們的補償和禮物。

吾爾開希對《新史記》表示,89年時,他們不知道民主是什麼,對民主的瞭解非常模糊,相信若今天中國大部分的老百姓,對民主的理解也是很粗淺的,不過,這樣的理解仍是抓住核心的,雖然他們沒有在民主社會裡待過,但卻知道不民主是什麼模樣,他們對專制的感受是入木三分的。

流亡過程則讓吾爾開希有機會生活在民主社會裡,對民主就有更全面、深刻的瞭解。吾爾開希分析,他過去居住過的三個地方:法國、美國、台灣,都各有民主特色:法國是發源地、美國是旗艦、台灣是華人社會的新興民主化國家,其中,因為吾爾開希被台灣所接受,得以親身參與台灣的社會發展,因此對台灣民主的思考和理解,又深刻得多。

吾爾開希對《新史記》表示,他們為了追求民主、自由,而失去了自己的自由,他們背井離鄉,卻被甩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地方,這可說是歷史給他開的一個玩笑,卻也是上天賜給他的一個機遇,能讓他在這樣的時候來思考、瞭解、學習民主,因此他認為自己有責任,也很願意擁抱民運人士這樣的身份。

顏色革命之父夏普(Gene 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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