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致荣剑

荣剑:

       等了八天,只等来几句中转而来的手机短信。以如此方式转致歉意,却不公开澄清在清华讲堂广泛传播的影响,这是不够诚意的。

本也想到此为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在这些天内,一些网刊、网文已经在转发或引述你从萧功秦处听来,并在清华放大的那段话(注)。转发引述者都是善意,但毕竟是以讹传讹,却不见你与始作俑者澄清。看来只能由我这个被动者公开作答,略作说明?

2012当属多事之秋,我也在思考并回答“革命还是改革”这一问题。此前我批判法国革命,但从未赞成过李泽厚笼而统之“告别革命”,并著文批评过李泽厚这一观点。海内外一直有人将二者混为一谈,我也懒得理会。在史学层面,我始终反对法、俄“大革命”,赞成仅限于政治层面的“小革命”,如英国的光荣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在现实层面,今年以来危机四伏,山雨欲来,我一直在倡言改革,只有重启改革,才有可能化解革命;若为利益集团挟持,冥顽不化,则很可能发生革命。至于知识界借辛亥百年讨论革命与改良,我认为既不能人为制造革命,也不要制造革命恐怖论;后者与辛亥史实不符,也与今日“稳定压倒一切”合流,为利益集团挟持社会拒绝改革所用。总之,改革不到最后死绝,不轻言放弃,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即使革命不幸发生,是好是坏谁也无法预测,只能尽人事以令天择,争取限制其“小”,为社会少付代价,而不能扩展向“大”,玉石俱焚。

    这里不存在萧功秦所传“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主观期待。以讹传讹,却以萧功秦此句流言始。咨询萧功秦提供的旁证人,当时是萧开始议论,先说“老朱变得很激进”,然后才有此“引语”,荣剑接过去加码,一变而为“革命的必然性”乃至“必要性”,并拿到清华讲演去放大。

     我与萧功秦因重庆模式发生分歧,已经有一年多不接触。2011年春,“唱红打黑”如日中天,上海某方组织重庆模式研讨会,场面盛大,鱼龙混杂,称“东有日出,西有日出”,长江上、下游两个“日出”应相互辉映。我见萧功秦也在出席者名录,为尽友道,曾打电话给萧,劝他以后不要再参加此类会议,无论说什么,都可能被人利用。不料话未说完即遭粗暴打断,恼羞成怒,称我欲作“”。经此一事,再不闻问,即使看到他后来被邀去重庆,以及重庆归来答记者问,其中关于我的那段说法既不准确,也有失厚道,未作理会。

今年三月一日,有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官员召集知识界座谈,说北京有调研组来沪征求对十八大及政改意见。平时开会能不去则不去,能不言则不言,此次既闻政改与否,倒觉得不说白不说,而且应该说在前头,勿谓言之不预。那一次是我破例抢先开头,只是想打破禁忌,把后面的发言口径尽可能打开打宽,其他人才好接着说。我举耀邦当年平反冤假错案,以剥离前任“负资产”始,才迎来80年代改革局面;请当局以耀邦为垂范,继续剥离“负资产”,包括耀邦本人蒙受的冤案以及学生、知识界遭受的迫害,都应该平反。否则,谈不上政改,也谈不上取信于人,与民更始。提有三点:

一,    必须为“六四”受难者平反;

二,    必须为法轮功一案伤及底层无辜平反;
三,    必须为重庆“唱红打黑”蒙冤入狱者平反,并追究薄熙来罪责。(当时王立军事发,薄熙来还在重庆执政)。

这一天萧功秦亦在座,他也确实接着讲,不同意我的意见,为重庆模式能解决民生问题辩护。这是最近一年我们两人唯一一次交集,发言皆有官方记录可验。因上述不愉快,已不愿与其争论,各讲各,讲完即走。但我并不认为上述意见有什么了不得,也没有什么“激进”,只不过是守一条底线。知识界多少年多少人皆有同感,我只是当着官方面,打破这条官方禁忌而已。除此之外,与萧再无接触,怎么可能与他讨论革命?更不可能对他说什么“革命的好与坏”。

薄熙来出事,重庆模式垮台,萧功秦或许有一点舆论压力,但也不要紧,同样那点主张,今天这里垮台,明天那里会用。对不同意见也不必背后打听,传播流言,给人戴上红帽子。他也可以继续坚持他在六四问题上的立场,那年开枪前夜,我对他说你若还是坚持这样的立场,那就只能绝交。结果枪也开了,血也流了,他还是为六四辩护,不还是我让步,念多年友情,不忍绝交?但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始终没有过“共识”,他未变我亦未变,二十三年如一日,何来“老朱变得激进”,他自己“中道超越”?学者贵在独立,不随官方而俯仰,不为某官见弃悲,不为某官见赏喜。形势对自己不利,不必恼羞成恨,形势对自己有利,也不必转嗔为欢。为学不可取者,是不敢公开自己的坚持,又把不同意见夸张为另一个样子,虚拟一个“激进”来“超越”。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改革即可能有革命”,说的是客观趋势;到萧功秦这里一变为“革命未必是坏事,革命的结果就未必那样坏”,呈主观期待,隐隐然盼望革命;经荣剑误传,再变为“革命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必要性”,活脱脱毛氏话语。何必“三人成虎”?有此二人足矣。但这样一顶红帽子、毛氏套头语,本人还是耻于认领。我不惧有此传言得罪体制,该得罪早就得罪,再难听的话也已经当面直说,何来恐惧?也不想以浮言邀浮誉于江湖,该澄清必须要澄清。

至于荣剑短信说“应有担当,免于恐惧”,“不必过于惧于体制,都这把岁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否则,何以垂范后学;上海的学者应当摆脱旧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气些”,与人致歉,能否这样说话?原则上是不错,但也是张冠李戴,说错了对象。

关于第三波还是第几波,这种说法也不恰当,更不必有意去“掀起”。这不是“担当”,而是毛式专用语,文革中已被用腻,大话炎炎,令人生厌。我赞同人应有大气,也欣赏荣剑下海甫上岸,即大声说话,如前此评重庆模式与学者奔竞, 此次又驳房宁者言,写得都不错。不过,大气不是浮气,陆地行走也不是海里逐浪,需仔细辨别,当言则言,不当言则慎言,一步一步踩稳了走?

悠着点,路还长,有定力能沉毅者方能行远。故不避直言,不揣冒犯,这也是朋友忠言,虽不敢绝对,还盼荣剑兄海涵?

   2012-11-9

注:清华大学2012年法政哲学论坛,荣剑发表讲演,题为“改革和革命:中国的选择”。2012年10月31日《共识网》刊发。

      附一:给萧功秦发email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xueqin zhu

To:

Sent: Thursday, November 01, 2012 7:24 PM

萧功秦:
 
      请见附件,荣剑在此讲演中提到你曾对他说,“老朱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还具有革命的必要性。”  对此说法深感震惊,请问我何时对你说过这样的话?此说毫无证据,是不负责任的流言,要么出自你,要么就是荣剑转述错误,两者必具其一。
      请你尽快澄清此事。
 
      朱学勤


 
      

附二,萧功秦回email

 

 — 12年11月1日,周四, 萧功秦1 写道:

发件人: 萧功秦1
主题: Fw:
收件人: “荣剑”
抄送: “朱学勤2”
日期: 2012年11月1日,周四,下午7:58
 
老荣:转来老朱一信,得知你在北京一次公开场合谈到老朱讲过一段话,请问,我什么说过“老朱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还具有革命的必要性。”这样的话?你应该回忆得起来,我的原话是,“老朱认为,如果改革走不通,也许会发生革命,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我的这段话,都有旁人可证明,朱小平也在场,邓正来也可能在场,他们可以证明。我谈的这段话并不是公开场合,而是私下朋友间谈话。你把我的原话意思变了,且在公开场合上讲,这会对老朱造成一定的困扰,真不知你怎么会这样做,希望你解释一下。请回复。萧功秦


 
 
 

附三:萧功秦转荣剑手机短信并附言:


荣剑给萧功秦回短信
 
老萧,我在北京对很多自由主义学者说,要掀起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老朱是自由主义的重要领袖,应有担当,免于恐惧,否则,何以垂范后学。我出言或有不慎,以后应予改进,但你们不必过于惧于体制,都这把岁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上海的学者应当摆脱旧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气些。此言虽有不敬,绝对是朋友忠言。请向老朱致歉致礼,去上海时我摆酒请罪。荣剑。
 
萧功秦附言:
     这是荣剑回信。他请我转给你。并向你致歉意。我请他直接写信给你。他说不认识你还是由我代转好。
     给老兄添了麻烦。万请原谅。萧功秦  2012 11 2 12;26

荣剑:学者的清誉和担当——回朱学勤的信

  学勤兄:

  因我出言不慎或修辞不当,这回不仅要得罪你,恐怕还要得罪所有上海学者。“懦弱”之说,用在谁的头上,都不会有愉悦的感觉,更况乎你这样的学者。我这近乎戏言和调侃之词,真不必当真。其实,二十多年过去,人在做,天在看,谁是真情汉子,一目了然,绝非一叶可障。上海多有我深感钦佩的学者,比如沙叶新,比如你。在士林腐朽、学风日下之际,保有一份清誉和担当,的确很难。我为此理解你的心情,接受你的所有批评。就引言而论,我虽听之萧功秦,对你的具体语境确实不察,但作如此表述,是有大话炎炎之嫌。这个责任应当由我承担,不必过责于功秦兄。在此向你表示真诚歉意,请你务必谅解。

  读你的信,的确还是会有所联想。你提及和老萧的分歧,以及绝交的往事,我以前也听闻过。这些年来,我私下里曾多次批评老萧,提醒他弃言新保守主义那套话语。共识网上发表的我对他新书的评论,提到了“制度要转型,理论也要转型”,就是要求他放弃新保守主义,不能再为国家主义提供任何学术支持。这话老萧肯定听不进去,他在这个领域苦心经营二十多年了,声名如炬,岂能轻易弃之?作为一个学者,坚守自己的学术主张,不曲学阿世,不附炎趋势,当是本份,但是,老萧的动机总是令人质疑。我就对他说过,也和别人说过,萧功秦这两年来,两次站错队。一次为重庆说话,被苏伟教授树为右派转变立场的标兵;另一次则是为张木生重返新民主主义提供论证,主动把自己的新保守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靠。在大是大非的现实面前,我总觉得萧功秦脑子犯迷糊。以前他提倡新权威主义,或许掌握部分真理,有那个时期的历史合理性,现在还是这么讲,在学术上毫无反省,的确让人费解。

  学者何以立身?学者何以问学?学者何以经世?历代历朝好像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但是底线是有的。不说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近乎圣人的尺度,至少应该达到顾炎武所倡导的“行己有耻”,不能无所不取,不能无所不为,要“有耻且格”。 对于当今的一个学者来说,何谓不取?何谓不为?并不难以抉择,无非就是表达一个立场和态度,一个价值观,一个是非标准。“重庆模式”高潮时,有多少学者蜂拥而去,又有多少学者表达不齿,现在来看,谁是谁非,岂不清楚?批评老萧,真是朋友之间的诤言和互相提醒,对待那些投机者和献媚者,岂有如此客气?我写的那些批评若干不良学者的文章,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大概就是道德底线还在,良知良心还在,国之四维还在。无耻之徒,终不齿于人间。

  我在给你和老萧的短信中,提到学者的“担当”和“垂范”后学,也是有感而发。学者洁身自好,凭良心做人,不和权力同流合污,不刻意迎合世俗,在现在的条件下,已属高尚品质,能做到这些,已经可以垂范后学了。在不能免于恐惧的体制下,学者的责任和担当会有不同的表达形式,非以只身挑战权威为首选,学者的言说是他惟一有效的武器。在互联网的时代,话语真正成为了足以和暴力、资本相抗衡的力量,这个力量的形成和壮大显然取决于作为个体的学者的发声,如你所说:“当言则言,不当言则慎言。”我期待你的言说。

  有不当和不敬之词,请学勤兄务必再次谅解。顺致撰安。

  荣剑

  2012年11月9日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墙外新闻实时更新 欢迎订阅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