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改革时代需要思想市场

袁刚:改革时代需要思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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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思想市场”
  
  改革时代是开放的时代,也应是思想最活跃的时代。
  大变革解放生产力,不仅促进经济大发展,也必然涉及生产关系,触及政治体制,涉及意识形态等。我国已持续三十多年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全社会各个关节都在发生明显变化。改革在政治上是利益重组,要重新摆平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制度上要除旧布新,思想上要与时俱进,以求在新的平衡点上构建和谐社会。
  这就意味着,过去僵化陈旧的意识形态说教不但已不适用,而且会成为改革最顽固的阻力。既得利益集团,往往有意无意地坚持惯性思维,自觉不自觉地坚守既定话语,完全不理会已急速变化的现实,不顾世界民主潮流激荡,死抱既往意识形态教条,对思想解放怕得要命,满口官话套话,以禁锢思想来保住其话语霸权,保持其特权。所以,改革一定会有思想领域的斗争,改革是与陈旧观念告别,是新旧利益的博弈,改革的推进总会有阻力,有论争,每前进一步,都会有思想交锋,都要为破除僵化陈旧思想意识耗费精力。
  如改革之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就破除了“凡是”观念的羁绊。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又进一步突破了“姓社姓资”的纠结,从而极大的解放了思想。在思想意识上摆脱旧枷锁之后,才有了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破浪扬帆,才有了二十年的经济大发展。这既让我们看到了新思想的威力,也让我们看到了原教旨旧思维的顽固,使我们感觉到改革开放进程中思想解放、思想论争的重要性、必要性。
  改革需要新思维,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见解,需要各方人士为改革出谋献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心人对于国家战略、宪法宪政、政府设施、公共政策等方方面面,都可以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民众可以公开批评或褒扬政府,评析当政者的政治作为执政能力,就大政方针提出正反各种意见,总结历史经验,提供救时药方。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更尤其需要忧国忧民之士挺身而出,考虑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改革的路径。英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坦言:“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思想市场”。
  
  垄断思想非但不能引领时代前进,反而会开历史倒车
  
  思想市场指的是思想有自由表达的环境,百家争鸣,执政者不但不禁锢思想,反而着力创造思想自由的氛围,鼓励思想论争,自己则对救时主张择善而从。我国历史上曾两次出现了思想市场——春秋战国时代和民国初年五四时期。
  变革转型时代需要思想家。春秋战国大变革时代就出现了诸子百家,不少诸侯国或大贵族都出钱“养士”,招揽“门客”,以吸取智慧智谋救时良方。齐国更开办了稷下学宫,优容百家争鸣。饱学之士也周游列国,兜售智谋,寻找顾主。地处偏僻西鄙的秦国则不惜重金,向东方六国的思想市场大肆购买纵横策士,大量引进“客卿”以为己用,他们看中了法家思想,引入卫人商鞅主持了变法。秦始皇更是看中了法家学说集大成者韩非子,而不管他出身敌国公子,也要罗织到身边。只可惜大思想家韩非子最后被先他入秦的老同学楚人李斯所妒杀。
  秦始皇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改革家,为建立统一强大国家,在制度上建树最多。但正是秦始皇结束了百家争鸣,不仅皇权独尊,思想上也要“定黑白于一尊”,焚书坑儒,统一思想,求学只能以吏为师,使强大秦朝不再有思想市场。没有思想市场,社会即失去活力,人民侧目而视,不敢说话,有错无人敢谏,也就丧失了纠错机会,更谈不上择善而从。紧绷的社会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因而没有半点回旋余地,结果是不旋踵而亡。
  自后两千多年的王朝帝国,“历代都用秦政法”。但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入侵,粉碎了专制皇权的好梦,中国再次出现剧烈的社会转型。清末民初中国再一次出现思想市场,民办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东西文化论争,各种主义竞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民国之初就如何建立共和、宪政民主、民族国家、中央地方关系的新布局等政治问题,各派政治团体及个人都得各陈已见,有的发布政纲,有的陈说厉害。
  众所周知,民国建立之初通过法定程序,订立了《临时约法》,初拟了民国政府架构和民主原则。但人们很少知道,当时各色人等还私拟了十余份宪法草案,就建国建政发表不同看法。孙中山构想了“五权宪法”,当时备受各方诟病,而孙中山任下的南京临时政府外务部长留美法学博士王宠惠,也私拟了一部宪草,倡导三权分立。被视为保皇旧党的康有为、梁启超,这时也各自私拟了一部宪法草案,就新政体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私拟宪法的还有当时学者、华侨等,甚至外国人古德诺也草拟了一份,参与建政讨论。“宪法者,立国之大本也。譬诸广厦,必其基础巩固,方能巍然卓立,虽疾风暴雨弗能破坏也。惟国亦然,必其宪法良好,国本巩固,乃足以自存,而不为政海波涛所摇动”(王宠惠宪草)。私拟宪草就是参与国家政权的“顶层设计”,当时人干这种事用不着提心吊胆,并非偷偷摸摸,而是公开发表!可以想见,连宪法都可以私拟,那还有什么不可以公开论说呢。当时还有人提出我国地方省建制过大,应该划小,去省立郡,调整行政区划,建立郡县制,这一政改“顶层设计”,即使是今天仍有参考价值。五四时期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亦可用来概括当时思想市场的情形。
  五四思想市场的取缔者是国民党。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俄为师”的国民党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党国体制,在全国推行“党化教育”,认定只有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搞“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由宣传部门实行报刊检查制度,箝制思想。
  中共建政更是完全照搬苏联模式,思想上“废黜百家,独尊马列”。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虽也曾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方针,但随即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放弃,结果是造成极左灾祸。在人为灾祸面前,甚至少有人敢讲真话,思想单一,几亿人只有一个领袖思想,任何异见都可能被打成反革命。你很难想象当时谁还敢私拟一部宪法,就是一句不能“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话,也没有人敢公开讲。思想界万马齐喑的沉闷状态,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才有所好转。历史表明,当权者垄断思想,非但不能引领时代前进,反而会开历史倒车。
  
  思想开放会使中国更有前途
  
  人类社会需要思想,就象需要粮食一样。任何时代都需要政治思想的引导,没有思想引导会走弯路。思想不可能为一个人或少数人垄断,但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思想家。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善于思考的精英人物,苦其心志对政治问题作理性思考,以其思想的完整性、深刻性、创造性而成为思想家,代表着一定时期政治思维的最高水平。改革时代需要思想的支撑,也就需要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格伦•蒂德说:“许多伟大的政治思想不仅可以照亮现实的存在,而且可以照亮前进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些思想,人类生活就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所以古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然而,大变革时代的当今中国,虽不乏授之以科学家、艺术家称号的人,也不乏称国务活动家的人,而敢冠以思想家并能得到公众承认的,却少之又少。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就在于思想仍被严密禁锢,缺乏一个健全的思想市场,仍然奉行“定于一尊”,现行体制还很难容忍新时代的老子、孔子、孟子出现。这样的局面绝非好事,若不尽快加以改观,长期迟疑下去,将严重阻碍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大变革时代的中国,需要有大作为的政治思想家。思想家提供思想智慧,应该是自由人,不一定在体制内,不一定在官场上混,屈从依附于权力,与中央保持一致。要求全国人民思想上与中央保持一致,等于取消思想市场,因为没有异见,就没有思想市场。知识分子应保持其人格尊严,敢于发声,不依附于体制,可在民间智库或大学做学问,保持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指点江山,针砭时弊,以其深刻思想见解著书立说服务于社会,做“顶层设计”工作,从而成为时代的灯塔、路标,当政者应尊重他们。思想家左、中、右都有存在的理由,政府对任何思想流派都无须打压,任其争辩,兼容并蓄,择善以从。以权力来裁量真理才是最愚蠢的举动。
  中国改革开放已持续三十多年,下一步的路怎么走?不妨放开言路,让各路英豪各抒己见,做一些“顶层设计”,让社会各界争辩一番。真理越辩越明,改革时代需要思想论争,以分辨是非,探究前进方向。对于民间思想学术界的争论,当政者可以不介入,更不必害怕并压制,政府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地放松对思想界的管制,让思想市场有货可售,百家争鸣,大胆探索,兼收并蓄。言路畅通,思想家辈出,是社会进步最显著的标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大变革时代的时代特征。思想开放会使中国更有前途。(2012.10.24)
  
  (刊于《人民论坛》383期,此为未删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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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6日, 9:30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