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仲兵:胡耀邦是怎样做中宣部长的

  

 

胡耀邦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受命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同时,兼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一年零两个月。那是“扭转乾坤”的日子,也是中宣部工作朝气蓬勃的时期。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当时的中宣部一改旧观,成了“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知识分子之家”。我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虽属短暂,但他那顺乎时势人心的政略,开阔深邃的思想,坦荡宽大的胸怀,率真热忱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是我享用不尽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任职中宣部是历史的选择
 
1976年10月12日,“四人帮”落网的第六天,胡耀邦即通过叶剑英元帅向中央晋言,“中兴伟业(叶剑英语),人心为上”三条:“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这实际上是他酝酿已久的治国方略。
 
1977年3月,党的十一大,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他充分利用党校的阵地,迅即着手拨乱反正工作。一方面他坚决废止传统的教条主义的学风,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提出“四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不装袋子(不入档案),通过党校思想理论学习研讨的洗礼,训练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敢于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高中层干部和思想理论战线骨干;另一方面,直接抓理论研究室,并以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为基地,联络《人民日报》,积极着手组织校内外理论队伍,亲自策划指挥撰写了一篇又一篇拨乱反正文章,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中绝大部分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引起强烈的回响,尤其如《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人民日报》1977年10月7日)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新华社广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两篇文章,事实上成为平反冤假错案、全面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主政中央组织部。他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的大力支持下,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
 
刚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真正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生活的又一次伟大历史转折。
 
三中全会坚决批判并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流毒,消除“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影响,深入进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适应改革、开放、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便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历史任务。
 
但是,当时在思想理论界还有相当数量的同志,特别是一些身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同志,“思想上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脱离实事求是的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见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甚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纯属马列主义常识的问题上,他们也表示不能接受,把这种正确认识说成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
 
此时此刻,由谁出任中宣部长,自然地就成为刻不容缓的历史抉择了。
 
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
 
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消息传来,中宣部和宣传系统的干部以及广大知识界的朋友,无不奔走相告,激动不已。
 
1978年12月29日,胡耀邦到钓鱼台中宣部驻地报到,并与13级以上干部见面,谈了施政意见;12月31日,胡耀邦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和大家亲切会面,并即兴作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三天后,又在钓鱼台17号楼会议厅和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见面。
 
胡耀邦在中宣部亮相的过程中,介绍了中央对中宣部长人选考虑的过程;评说了过去两年思想理论界的形势和一年多中宣部的工作;阐述了自己对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和近期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耀邦说,“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现在要首先考虑的最大的问题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就不会迷失方向,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
 
耀邦强调“重点转移”,反映了他的决心和远见。在他看来,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变,没有对这一“转移”的必要性、必然性的正确认识,一切宣传工作的所谓“转变”,都只能流于空谈。
 
耀邦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或尽可能走在前头。”
 
为此,耀邦强调了三条:一是认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钻研理论业务;二是认真面向实际;三是认真解放思想,树立好的学风。在这看起来是“老生常谈”的三段式里,耀邦都有“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
 
耀邦呼吁“对那些打着马列毛的旗号招摇撞骗的,要揭穿,要斗争”;同时“要防止讲大话、讲空话、讲套话,并同这种心理、精神状态作斗争”。
 
耀邦强调“面向实际”,就是“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面向党内党外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面向过去、现在、将来我们所走道路的经验教训的实际”。
 
讲到解放思想、树立好的学风时,耀邦感慨系之,十分动情,说了许多话。耀邦认为,思想理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有其自身规律、自身特点,必须予以十分尊重。他说,这正是为什么三中全会要重申“三不主义”的缘由。
 
耀邦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容易犯错误,所以对做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同志,特别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动不动把人家的意见、创作、言论一下子砍掉……不要搞无限上纲,不抓只言片语,不抓什么影射。”
 
耀邦愤然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这种恶劣作风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我们反对这种方法。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耀邦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从根子上把党内乱打棍子的现象打掉。必须把我们的党风搞好,用讨论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全党宣传战线的同志首先带这个头。”
 
最后,耀邦提出近期宣传工作要解决的15个具体问题,其中包括,关于三中全会的宣传工作;关于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筹备安排问题;关于继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关于理论上的禁区、枷锁要破问题;关于坚决实行少宣传个人的方针问题;关于宣传战线、首先是宣传部门如何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促进派的问题等等。
 
1979年1月6日至11日,耀邦又主持召开了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他在1月11日举行的闭幕式上兴奋地向大会宣布: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宣部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已得到批准。“此报告中央主席、副主席都圈阅了,将作为中宣部文件发给全党。”全场为之一震,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耀邦还郑重地说:“有一条可以说清楚,党中央讲了好多次:离开社会主义建设一刀切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我们今后不搞了。以前搞一个失败一个。离开繁荣富强,搞什么政治斗争,不行的!”全场爆出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这次会上,耀邦谈到干部学习问题时说:“一千七百万干部怎么学习,要因地制宜”,笼统地提学习马列毛著作是“不完整的”。他说:“做党的工作,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不学马列不行”,但也要“学习科学”。做经济工作、科技工作,或其他专业工作的同志,主要是学习有关的业务科学技术,当然“也要学点马列”,用学习总时间的“六分之一”就可以。“不要不分情况,光强调学马列毛,这行不通、不实事求是。”
 
在座谈会结束时,谈到回去后如何传达会议内容时,耀邦面带微笑地对台下宣传部长们说,这是一次座谈会,怎么传达都由你们做主。传、不传,怎么传,都不犯错误,请你们自己定。总之上下之间,左邻右舍的关系,不要搞得那么紧张、森严,以后,中央部门和地方的关系,相互之间,都不要搞得那么刻板、森严。
 
耀邦就职的亮相和讲话,在中宣部和整个宣传系统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
 
时任理论局局长的洪禹,1938年到延安,长期从事宣传工作,解放后就在中宣部任职。他深有感触地说:“建国30年来,中宣部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意识形态的检查署,中宣部的干部也成了大大小小的思想检查官。似乎中宣部的职能就是管、卡、压。回首往事,教训实在深刻。我以为,要讲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首先就要对历史上中央确定的中宣部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进行拨乱反正。我们十分有必要把30年来搞的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政治运动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与总结,并做像样的拨乱反正工作。现在耀邦同志来到中宣部,几次讲话,事实上吹响了对中宣部,即意识形态工作拨乱反正的号角,我们一定不能等闲视之。”
 
在理论务虚会上疾呼冲破禁区解放思想和风细雨团结同志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后的第一个重大行动。这次由中共中央出面(通过中宣部),汇聚这么多理论精英和专家于一堂,以实践为标准,开诚布公,畅所欲言,自由地研讨有关中国前途与命运的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会,实属创举。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缘起要追溯到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白热化时期,当时,中共中央叶剑英副主席在中央常委会上,建议开一个理论方面的“务虚会”,专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统一大家思想。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谈话时也说:“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谈,免得背后讲,这样好。”
 
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明确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叶帅也在会上讲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
 
华国锋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上的责任。
 
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很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认为,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胡耀邦对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自我批评是肯定的,他强调,召开理论务虚会,不能重复“大批判”的错误,要“只换思想不换人”。但是,耀邦十分清楚,为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和为现代化服务的目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扩大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思想成果,进一步确立以实践为标准,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进一步解放全党全民的思想,深入拨乱反正。
 
从1979年1月初开始,耀邦紧锣密鼓地进行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组织筹备工作。为了实践他的把这个务虚会开成“转化”、“团结”会的思想,在大会领导小组成员构成中,耀邦坚持安排两名中央工作会议中受过批评被认为是“凡是派”的代表人物;把曾经反对过真理标准讨论并有影响的同志都邀请入会。耀邦反复强调,坚决执行“三不主义”、和风细雨、各抒己见、自由讨论的方针,会上会下“不搞大批判”,“不搞点名批评”,提出:“为了畅所欲言,所有的会议记录、文字等都由自己定稿,不审查。”
 
1979年1月7日,耀邦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并将起草好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和会议通知草案报送中央。耀邦在信中写道:
 
理论务虚会的开法,我考虑了一个初步设想,先请在京的理论工作者二百人左右,一月下旬或二月初开会,开二十天左右。然后休整几天,向中央汇报。再请各地的理论工作者二百人左右共四百人左右,再开十天左右。第一段会,主要是大家讨论,小组座谈和大会发言相结合,让大家把思想敞开,畅所欲言。
 
第二段会,想请国锋同志、剑英同志、小平同志讲话,引导大家集中讨论解决思想理论战线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先民主,后集中,把思想统一起来,促进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的理论工作做得更好。
 
华国锋主席和邓小平副主席都表示同意和支持。(叶剑英和李先念不在京)华还答应在会上讲话。
 
1979年1月18日下午,理论务虚会的第一段(又称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务虚会),以中宣部、中国社科院名义召集,在北京友谊宾馆科学厅拉开帷幕。胡耀邦主持会议。他的《引言》和讲话,在会内会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令人“提神儿”(耀邦常用语)的是,他第一次引述了毛泽东讲过的两段话:
 
一段话是1965年底,彭德怀同志分配到三线当副总指挥,毛主席请彭老总吃饭,主席对彭老总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
 
第二段话是1968年10月14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我亲自听见的。这天下午一点钟,主席讲了几句话后问我们:“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没有反应。毛主席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毛泽东的这两段话耐人寻味,胡耀邦引述这两段话更有深意。意思是说,历史上的是非,只能“由历史做结论”,这是历史实践使之然。毛泽东尚且如此,在“文革”宣布结束,三中全会也已开过的今天,人们有什么理由还抱着“两个凡是”而诚惶诚恐,还不敢尊重实践的检验,打破禁区、解放思想呢?
 
会议开始不久,刚从邓小平家回到会场的周扬又传达了邓小平对务虚会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更加使与会者心情舒缓,敢吐诤言。
 
1月22日,耀邦又向大家传达了邓小平对会议的几点意见:
 
要敞开思想谈。真理标准问题还有多少谈的,可以谈得快些。理论问题很多,没有说清楚。例如:民主、法制问题,经济管理问题。“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谈,是否采用那种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也可以讨论。今后不要提“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应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耀邦根据各组汇报的情况,结合小平的意见,又归纳出若干问题,建议大家深入思考研究。如,怎样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党的基本路线是怎么来的;建国以来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对“文化大革命”的估价——“文革”性质、要求、教训等;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从十月革命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好,民主是集体的行为;康生问题——他究竟是马列主义理论家还是假马列的骗子,或是一个棍子;突出宣传个人问题;对马列毛能否一分为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
 
耀邦再三强调:“这次会不强调什么人都检讨,不开成批判人的会。检讨也可以,但要讲出道理来。”“敞开思想谈,三不主义,但不要向外扩散,使用的材料一定要准确。”
 
1月27日,邓小平听取了耀邦等关于务虚会讨论的汇报,要求会议讨论民主问题,并写出文章。他说:十月革命后60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从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楚民主的发生与发展。
 
胡耀邦认为,邓小平这次讲民主的观点比较彻底,非常重要。他要求文件起草小组,把它加以发挥,写进邓、华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讲话中去。
 
务虚会的第一段,从1月18日一直到2月16日休会,整整开了30天,超出预定时间十天,会越开大家兴味越浓。期间,许多省市区也开了本地区的务虚会,做到上下呼应,此起彼伏。在总结这段会的收获时,代表们认为:“这次会议是30年来理论战线上最生动活泼的一个会议,大家敞开思想,冲破禁区,说真心话,说实在话,对长期以来未能触及而影响很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敢于发表意见,这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可喜现象,也是理论工作开始富有生气的实际体现。”
 
充分肯定思想解放的大好形势继续反“左”不戴帽子不反右派
 
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务虚会召开以后,国内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一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二是,思想的解放,激活了30年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形成对各级政府的重大压力。三是,中美建交后对外开放的局面更加扩展,引起社会思想、行为(尤其是青年人)的诸多变化。四是,农民自发创造的“包产到户”,在全国各地蔓延,打破了人民公社的基本体制。五是,中苏冲突和对越反击战,并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程度的震荡。
 
究竟怎么看待这种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举国上下反应是各异的。而且问题的焦点集中到对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的看法上。从外传来了这样一类的顺口溜:“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思想混乱;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社会秩序混乱;落实政策过了头,引起阶级关系混乱;重点转移过了头,丢了纲和线。”
 
1979年1月2日,华国锋找耀邦和乔木谈“注意当前社会上的政治动向问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宣部顾问胡乔木,在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谈话的内容。接着说,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有的地方闹事了,也是一种潮流,对现实生活不满。西单民主墙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我们要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现在,中美建交了,北京成为一个国际城市。对资本主义如何认识,问题很大。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宣传工作的第一位。现在的情况,很多和1957年初相似。那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结果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对于另一种倾向,我们要考虑到。现在的形势比五七年初复杂得多。
 
乔木讲完后,耀邦补充说:“华主席特别要求,掌握全国的政治、思想动态,看出总趋势……现在形势很好,不要使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颇有意味的是,华国锋特别强调说:“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
 
务虚会第一段结束后,在形势发展和变化面前,在来自各方面压力之下,耀邦也显得处处谨慎了,而且经常把“慎重”二字挂在嘴边。但他对三中全会精神和历史意义,对理论务虚会成果的高度评价,从没有含混过。对这时出现的种种责难也做到了泰然对之,冷静处之。
 
3月18日下午,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耀邦郑重评价:“理论务虚会开得很好,要充分肯定。”同时,他也冷静地对这个会提出一些批评:
 
既然大家同意意识形态容易犯错误,可在批评别的同志时太尖锐了。“凡是派”的帽子到处套,这不好。两年半前,把咱们打成“走资派”,谁也不舒服,现在人家就舒服呀?戴帽子的事,千万不要干。
 
(会上)很多意见是个人意见,讲出来当然好,可不是中央定论。结果现在传得很开很广……理论务虚会对一些同志的批评没有核实。有些同志发表观点是无可非议的,但不是中央的定论。
 
对于有人攻击务虚会“把思想搞乱了”,以及一些领导层人物为之惊惶失措,耀邦则给予十分理智的针锋相对的回答:
 
最近有同志说,现在是什么思想解放!现在是思想混乱,不叫思想大解放。有没有这个情况?大混乱的估计过头了!思想活跃就带来某种程度的混乱,这是正常的。活跃中间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观点,混乱,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用不着慌乱。(1979年3月18日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从三中全会到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段,一些人对报纸和新闻界责难更甚。对此,耀邦(在1979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回答说:
 
“粉碎‘四人帮’后,报纸、新闻起了根本变化。拨乱反正,报纸起了很好的作用,对扭转局面有巨大贡献。我们的《人民日报》,站在斗争前面,站在扭转乾坤前面,这个要肯定。这是个大账。”“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有些同志对我们报纸有些意见,突出的是认为在某些问题上不够慎重。这种意见要听,听了对我们有好处。……有些问题不能由新闻工作承担。这是讲我们中央部门,……甚至是指政治局。听一听有好处。……这不要紧张。报刊、杂志、新闻、广播、中央、省市做了大量工作,成绩要充分肯定。……我个人也做了些不慎重的事嘛。”耀邦继续呼吁:“应着重发挥新闻战线同志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段是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又称“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区别于第一段的“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务虚会”。
 
开会前夕,3月18日,耀邦在新闻工作会议上透露了第二段务虚会的安排,他说:“小平同志讲,一个省可以来三个,增加两个做实际工作的。听了小平同志报告后,各省讨论五六天就回去了,理论务虚会就算结束。”
 
3月28日,务虚会复会,主会场在京西宾馆,部分代表活动在友谊宾馆。耀邦在预备会上强调:“要学会科学的领导方法”。“民主是原则问题,克服官僚主义就靠民主”,“一定要尊重三中全会决议精神,不要以个别人的讲话否定集体作出的决议。”
 
3月30日下午,邓小平来会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
 
4月2日下午,耀邦在京西宾馆礼堂作了结束会议的讲话。
 
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耀邦没有说什么话,只是意味深长地说:“这个会开得怎么样,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要历史的考验。实践是唯一的标准。”
 
最后,耀邦抑制不住激动正色道:“现在某些人说,要‘收了’,要‘反右’了,普通群众讲就算了,可是党员、干部讲就太错了。我们能糊里糊涂、匆匆忙忙再搞‘反右’吗?原来的‘反右’还没纠正过来呢!”
 
4月4日,延续两个半月的务虚会终于结束了。
 
来源: 炎黄春秋 | 责任编辑:蒋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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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5日, 4:30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