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號,斯德哥爾摩的瑞典皇家學院常務秘書Peter Englund 宣布,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57歲的中國作家管謨業,他更為人所熟知的筆名是莫言——意即「不要說話」(這個名字據說源自其父母在毛時代對他作為一名學生娃的忠告)。

北京對此消息大喜過望。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之一的李長春,立即寫信給莫言任副主席的官方中國作協,說這次頒獎「既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官方媒體歡欣鼓舞,「中國人民等得太久」了!終於有一個「主流」華人贏得了這一獎項。一週之後,官方宣布,計劃撥款6.7億人民幣給莫言家鄉,打造一個「莫言文化體驗區」。

與此同時,中文世界一場論辯風暴席捲海內外中文網站:相對於那些可能獲獎的中文作家,這名作家更配得此獎嗎?這個專制政府正關押着其他作家,劉曉波,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一個中國政府眼中的罪犯),僅僅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例。那麽,如此重量級的一個獎項應該頒給一個專制政府「體制內」的作家嗎?一位叫做王小紅的網上諷刺作家在她的中國微博上替死去的諾貝爾先生擔憂,猜測他若泉下有知,一定在墳墓中深感不安:

「前兩年給中國人發了個獎,得罪了中國政府;現在又給中國人發了個獎,得罪了中國人民。才幾年啊,竟然把中國上上下下都得罪了。」

雖然是嘲諷,王小紅在這一點上是對的:比起其它的國家和人民,中國上上下下都深切關注而渴望諾貝爾獎。如同奧林匹克金牌,諾貝爾獎被看作是被世界尊重的標誌——近幾百年來,很多中國人感到他們獲得的尊重大大少於他們應該得到的。這種尊重需求下的忐忑不安,由於這一次的諾貝爾文學獎,得到了極大的緩解。也因此,中國實際上把自己的文化成就裁判權,交給了瑞典的一個委員會。(注:委員會成員之一,馬悅然,能够閱讀中文,但是其餘成員依賴翻譯)。中國原本確有自己的文學獎——茅盾文學獎,莫言是這一獎項2010年度的得主。但是無論莫言或幾乎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會把這一獎項與諾貝爾文學獎相提並論。(注:茅盾,1920到1930年代的政治小說作家丶毛澤東時代1949年到1965年的文化部長,以其冗長乏味的散文而著稱。不過,茅盾文學獎之所以是二流獎項,主要因為它是中國國內的國家獎項。)

近年以來,中共統治者對諾貝爾獎的聲望格外敏感,並且要應付令他們沮喪的相關歷史記錄。曾經有八位華人在自然科學領域贏得諾貝爾獎,但其中六位在獲獎時是西方國家的公民(美國丶英國和法國),另外兩位(楊振寧和李政道)當時是台灣的中華民國公民,後來歸化為美國公民(同時與中國政府保持非常友好的關係)。此外,還有兩位和平獎得主,但是其中的一位劉曉波被囚禁獄中,令當局尷尬;另一位是1989年贏得這一桂冠的達賴喇嘛,他自1959年就流亡海外了(中國統治者稱達賴喇嘛是「分裂主義分子」和「披着羊皮的狼」,但就是沒法方便地說他「不是中國人」,否則就意味着承認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在高行健——其作品譴責大陸的中共統治並於1997年歸化為法國公民的中國人——200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中國官方媒體指稱諾貝爾委員會「失去權威性」,其成員「是一小撮對中國人民懷有極其不健康心理的所謂文學專家」。

莫言獲獎,當局需要徹底反轉上述評判,但是沒有迹象表明官方媒體中的任何人對此感到難為情。他們的職責是鼓吹政府,不是始終如一。現在反過來了——這次是异議人士和具有獨立思想的匿名網民們在指責了。其中的一些人批評諾貝爾委員會,但更多的人是針對莫言,尤其是針對他最近的某些政治選擇。在2009年10月的法蘭克福國際書展開幕典禮上,莫言宣讀了一篇官方審查通過的演講稿,聲稱文學應當高於政治;可是不久之後,當中國當局下令抵制對獨立作家戴晴和貝嶺出席的會議時,莫言加入其間,退出會場。後來他解釋說自己「別無選擇」。

2009年12月,當局出乎意料地宣布劉曉波獲重刑11年之後,電影學者崔衛平電話採訪百多名中國知名知識分子,要求他們對此表態。很多人冒險表示了對當局的反感,並同意崔將之公布。莫言也同意發表他對劉曉波獲刑的反應,他的反應是:「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談。家裏有客人,正在和他們說話。」

最使莫言的批評者們惱怒的是,他於2012年6月參與了一項官方組織的活動:由著名作家們抄寫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紀念這個「講話」發表70週年。此「講話」是毛時代針對作家的殺手鐧,並在毛逝世的1976年至北京大屠殺的1989年期間受到普遍抵制和譴責,現在卻被頂禮膜拜。一些受邀的作家拒絕抄寫。莫言則不僅同意抄寫,而且比其他人走得更遠,他解釋說,「講話」在他們那個時代, 「是一個歷史文獻」,並且「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在獲獎之後的新聞發布會上,莫言要求把他的政治立場與他的寫作區分開來。他說,諾貝爾「是一個文學獎,不是政治獎」。網上他的一些批評者斷然否認這種區分。(一條微博說:「如果一個厨師一身排泄物,不管他做的食物多麽可口,我也無法下咽」。)但是,更深的問題是,當一個作家沉浸於以及設法去適應專制政治的環境時,這會不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他或她的文學創作?這個問題即微妙又重要,莫言是一例證。

1980年代後期,莫言因為張藝謀將其小說製作為電影「紅高粱」而成名。這是1930年到1940年代日本侵略時期山東鄉村生活中的一個傳奇故事,此片得了電影大獎。當時與莫言相識的劉曉波後來寫到,這個電影獲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是:

「……一個充滿野性的野合故事,影片主題曲「妹妹,你大膽往前走」的粗狂吼叫,是對性欲所代表的原始生命力的大肆張揚。以荒凉大西北的火紅高梁為背景,在開闊的藍天和大太陽的俯視下,土匪對村姑的强力劫持,高梁地裏的野合狂潮,土匪們為爭奪女人而相互厮殺,女主人釀酒的大缸裏射入男雇工的尿騷,居然神奇地釀出了遠近聞名好酒「十八裏紅」,等等,這一系列戲劇性的情節設置和人物塑造,不僅完成了男女性欲的奇特交合,而且營造出神奇生命力的視覺幻想。「紅高粱」的獲獎像征着國人性觀念的轉變:把「情色張揚」作為「生命力旺盛」接受下來。」(劉曉波:《情色狂歡——中國商業文化批判》)

莫言正確地指出,「紅高粱」在1980年代受到當局的打壓。那個時候的他至少沒有在諂媚當局。這部作品不僅抵制性禁忌,而且描繪日軍佔領下中國人生活的不同畫面,這些畫面與共產黨官方的農民英勇抵抗的歷史記載全然不同。莫言丶張藝謀及其他人在當時被視為青年反叛者。

大江健三郎,199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小說家和散文家,在他的獲獎演說中表示:

「……分享老舊的丶熟悉的也是活生生的隱喻,我把我自己跟韓國的Kim Chi-ha(金芝河,韓國詩人、思想家、社會活動家,編者按),中國的鄭義和莫言那樣的作家等同齊列。對我而言,世界文學的彼此呼應存在於這種具體的關係中……我在此為那些自天安門事件(即1989年的六四鎮壓)以來失去自由的丶有天分的中國小說家的命運深感擔憂。」

大江健三郎當時無法預知「命運」對這兩位他所贊賞的中國青年作家——鄭義和莫言——是何等的不同。鄭義因為其小說「老井」(1984年),吸引了大江的注意。「老井」描寫的是發生在山西省窮鄉僻壤的乾旱土地上,當地人百年來不斷求水的浪漫故事。就像「紅高粱」一樣,這個故事改編成了電影,獲得了國際大獎。1997年,大江告訴我,他喜歡鄭義的「垂直定向」——老井,穿透並深入大地,還有「神樹」——向另一個方向伸展,直入天空。(鄭義當時正寫作一部長篇小說,叫做「神樹」,以一棵神奇的大樹為綫索,描寫中國農村土改以來農民的苦難歷程。)鄭義因支持1989年天安門學生抗議運動,後來遭政府秘密通緝追捕,在中國大陸地下逃亡3年,1993年登上一條小船逃抵香港,從此開始流亡美國的生涯。他繼續創作而多產,在批評中國政府方面,他總是直言不諱。

莫言在政治與文學兩方面都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在1989年後,每一個中國嚴肅的作家和藝術家都必須面對是否和多大程度上保持在「體制內」的抉擇。很多人,如莫言,毫不含糊地待在體制內,在官方的指揮棒下,他們做出或大或小的妥協,儘管他們一直公開否認他們並未如此妥協。(在10月11日接受鳳凰衛視電話採訪時他面無表情地說「這是一個可以自由發言的時代」)。在過去20年的經濟膨脹中,錢變成了留在體制內的另一個重要誘因。「紅高粱」的電影導演張藝謀,一步更深一步地陷入這個體制,直到2008年,他被邀請為北京奧運會設計華麗鋪張的開幕式,並表示(顯然不是在反諷地表示):只有像中國或北韓這樣的國家才可能策劃設計出如此華麗精美的表演。

大部分選擇體制外的作家(劉賓雁丶蘇曉康丶鄭義丶廖亦武和其他作家)接受流亡作為直言不諱的代價,沒有進行調適。哈金更進一步,不僅離開了中國,也離開了中國的語言。他只用英語寫作,部分原因是要保證哪怕是深藏在潛意識的影響也不要波及他的表達。一些1989年之後選擇流亡的人,後來改了主意,返回了中國。徐冰,這位現代藝術家,1990年至2008年生活在紐約,後來回到中國做了中央美院的副校長。著名詩人北島也回去了,目前大部分時間呆在香港。中國政府歡迎名流的回歸,因為這樣能給政府形象貼金。它提供比給其他人更多的金錢丶職位和自由給這些名流,儘管那些自由從來不是完全的自由。

90年代,莫言遭遇的重大難題是尋找一種他能長久使用的文學基調。「紅高粱」的確是個突破,但中國作家之所以能靠「突破禁區」而一舉成名,只是因為80年代的政治環境提供了這樣的空間。 「紅高粱」一氣闖破兩個禁區:性解放和言說抗戰真相。但90年代,能够打破的禁區幾乎沒有了,留下來的八九六四屠殺丶政治精英腐敗丶台灣話題丶西藏話題以及新疆話題,是絕對的不可觸碰的禁區。莫言需要另闢蹊徑。

他後來校準的基調被稱為「拉伯雷式」。但他的基調甚至比拉伯雷的更粗俗。人類的動物性——吃喝丶拉撒丶扭鬥丶嘶嚎丶流血丶冒汗丶交媾——充盈期間,也有動物比之不及的某些特性如欺凌丶共謀和出賣。有時候,但並非所有的時候,莫言的表達是反諷性的,有時也運用被評論家們比之為馬爾克斯式的「魔幻現實主義」的幻想手法。(彼此相似不等於受其影響,不能確定莫言是否讀過拉伯雷或馬爾克斯)。

莫言寫社會底層人,並在《天堂蒜薹之歌》(1988年)中很清楚地站在受地方官員欺凌而破產的窮苦農民一邊。在中國近來的印刷品世界裏,對被欺凌者的同情有相當的市場。這主要是因為這個社會擁有大量被欺凌者而且他們確實引發同情。但注意到下列的差异非常重要:莫言描寫被欺凌者命運的方式與劉曉波丶鄭義及其他异議作家寫同類內容的寫作方式不同。劉和鄭譴責全部專制政體包括高層官員,莫言和其他體制內作家則抱怨强人地痞,而把高層官方留在其文字之外。

把人民的苦難歸結為下層官員的行為不軌,這是高層官員的標準策略,以便傳達這樣的信息:「中央領導了解並同情你們,不要懷疑我們的制度有任何問題。」20年前,中國只有官方的消息來源,當時大部分國人還相信這類保證。如今互聯網時代,信者寥寥,但是這類保證仍然非常有效。像莫言這樣的作家對這些心知肚明,他們未必喜歡這樣,但卻妥協而接受。這是在體制內寫作的代價。

莫言寫過覆蓋大部分20世紀中國社會歷史的全景式小說。「重寫歷史」是90年代以來中國小說的一種風潮,它能抓住讀者們持久的興趣:在經歷了毛時代的痙攣和之後的這些讀者始終努力在追問究竟「發生了什麽」。對於體制內的作家而言,進退維谷的困境源自如何處理那些重大歷史事件。這些事件,如導致三千萬或更多人餓死的大躍進,大饑荒(1959-62),或導致另外兩丶三千萬人死亡並以毀滅一切丶懷疑一切的玩世不恭嚴重毒害民族精神的文化大革命(1966-70)。迄今為之,這個社會未能從這種損害中完全恢復。今天,由於擔心其權力因為與毛時代灾難有關聯而遭到削弱,共產黨領導人宣布這些話題「敏感」並為此對大量的體制內作家實行限制。但是作為一個全景式寫作的作家,無法忽略「大躍進」和「文革」的任何一個。怎麽辦?

莫言的解决辦法是啓用一種癲狂調笑的筆法處理「敏感」事件。(採用此法者並非莫言一人)。他的《豐乳肥臀》(1996年)貫穿整個20世紀,追蹤一個男人迷戀女性身體部位的生活。第6章寫到大躍進,中國農村經濟由於毛的强制性干預政策而破產,這些干預性政策包括超限度强行密植水稻(農民明知其無效但畏葸不言),比如雜交可以物種推新,比如西紅柿和南瓜接種產出巨大的西紅柿等等。

莫言描寫這類癲狂行為樂在其中,但對其灾難性後果隻字不提。羊兔雜交? 為什麽不呢?「豐乳肥臀」中的一名配種工這樣說:「甭說是把綿羊的精液射進家兔的子宮,就是把李場長的精液射進母猪的子宮,我也絲毫不為難。」在場的人都「怪笑起來」。與此同時,大饑荒了無蹤影。當迷戀豐乳的男主人公需要一些山羊奶的時候,就有人出門去買了回來。《生死疲勞》(2006年)是莫言的另一部全景式小說,跨越1950年到2000年的半個世紀。小說裏,文革期間的公開批鬥會上,一名受害者被指控與一頭驢有染而備受羞辱。莫言以長達4頁的惡意的嘲諷來描述這位受害者的痛苦不堪。最後,當這位受害者當眾被迫吞吃一個代表假驢生殖器的蘿蔔時,「眾人笑翻了天」。

諾貝爾委員會內外的莫言的捍衛者們贊揚莫言的「黑色幽默」。也許如此。但是另一些人,包括這些暴行受害者的後裔們,也許對此了無快意而不以為然。從專制政府的角度看,這種寫作模式是有用的,它不僅轉移了直面歷史的視綫,而且擁有安全閥的功能。這些確實是敏感話題,甚至今天仍有其潛在爆炸性。對政府來說,把它們作為談笑佐料比把它們打入冷宮而徹底禁止可能更好。共產黨的文學政治中有一句老生常談,叫做「小駡大幫忙」。2004年,劉曉波在一篇叫做《情色狂歡——中國商業文化批判》的文章中寫道:「小品化調笑的精神按摩,發揮着麻痹靈魂和癱瘓記憶的功能。」

莫言所思所想是否多於他的所寫所印?對他,如同對所有中國體制內的作家一樣,我們至少要提出這樣的疑問。在10月12號的記者會上,他這樣回答記者關於同為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的問題:

「我讀過他80年代的一些文學評論作品……之後,他離開了文學,熱衷於政治,我就跟他再也沒有甚麽交往。我對他後來很多的活動,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現在希望他能够儘早地獲得自由——儘早地能够健康地獲得他的自由。然後,我覺得他完全可以硏究他的政治。」

上述聲明很快受到劉曉波的支持者們的歡迎。這位新的諾貝爾桂冠得主起來為一個遭到中國官方媒體封殺的人說話了。之後不久,莫言的這些言論很快從中國大陸互聯網被删除了,這說明當局一定對這些言論感到憤怒。莫言似乎發出了一次良心之聲。

這個陳述當然有其價值,但在我看來,有比良知勇氣為更合理的解釋。中國的公安與宣傳官員通常與有影響的人,包括體制內名人和异見人士保持密切接觸。喝茶時的「聊天」會談及對公眾該說什麽不說什麽,該做什麽不做什麽。當像諾貝爾獎這麽重要的事情來臨時,很難想像莫言不會被召見幾次,莫言如何回答關於劉曉波的問題必然在他們的議題之中。這是一個明顯的問題,全世界媒體記者都會在幾乎宣布莫言得獎的那一刻起提出,莫言若去斯德哥爾摩領獎,更不可避免地要面對這個問題。(中國網民在網絡上也提出了這個問題。一個微博說:如果莫言有膽量,他將在斯德哥爾摩站在一把空椅子旁發表講話)。

無論如何,莫言必須有個「說法」。從政府的觀點看,怎樣做危害可能最小呢?如果莫言對世界說劉曉波罪有應得,莫言將自毀尊榮,而獲獎的光芒——中國政府希望强調和利用的榮譽——也將蒙羞染塵。另一方面,如果莫言真心實意地站在多次譴責「文字獄」的劉曉波一邊,也是不可能的。最佳選擇是發表一個希望劉曉波儘快出獄的溫和而中性的聲明。

莫言聲明中的一段話增加了這一解釋的可信性。他重複了「獲得自由」的一段話以强調「健康地」獲得自由。莫言知道劉曉波目前的健康狀况嗎?我對此表示懷疑。只有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在最近的幾個月裏見過他,而為了免遭與丈夫徹底隔絕之苦,劉霞必須絕對噤聲。莫言或許僅僅知道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其他的异議人士在獄中健康受過損害,甚至是很嚴重的損害。但是我們可以這樣推測:當局一定給過劉曉波和他的妻子接受出國流亡的壓力。相比國內的异議人士,流亡海外的异議人士給當局造成的麻煩要少很多。今年4月從山東逃離軟禁投奔美國大使館的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現已身在紐約,由此他給中國當局製造的麻煩比他在山東或北京時大為减少。

那麽這些和「健康」有什麽關係呢?當政府將异議人士送往國外的時候,最喜歡用的藉口就是給他們「尋求就醫」。比如,1990年6月,持不同政見的物理學家方勵之獲准前往英國(中國政府堅决要求方在去美國之前到第三國滯留至少6個月),「就醫」就是中國當局和英國外交官談判的托詞。方那時儘管身體非常健康,但他容忍了這些語言游戲。莫言的「健康」措辭是否是中國政府的某種指意,以便為劉曉波的「海外就醫」鋪墊國際輿論基礎?我不知道。但這似乎是為什麽「健康」措辭出現在莫言聲明中的一種可能的解釋。

中國的網管將莫言的這些話從中國網絡上删除掉的這一事實,在邏輯上與上述解釋完全吻合。 「健康地獲釋」這一語言游戲(如果確乎如此的話)針對的聽眾不是中國國內人民,而是國際社會——如果劉曉波流亡,將要接納他的國際社會;也是中國政府迫切需要其對莫言這位新的諾貝爾桂冠得主保有良好印象的國際社會。

今天的中國作家,無論體制內外,必須選擇一種立場來確定他們與專制政府的關係。這不可避免地要涉入計算丶妥協並以不同方式出牌。劉曉波的選擇極不平凡。莫言的反應則更像大多數人的反應那樣普通。像你我這樣遠距離的觀望者,要求莫言挺身而出,充當另一個劉曉波,是錯誤的。但是,消弭他們兩者之間的差异,則更是錯上加錯。

(題目為編者所加,原題為:莫言配得上諾貝爾獎嗎?英文原稿原載於2012年12月6日的《紐約書評》第59卷,第19期。中文版全文經作者授權,發布於陽光時務網站

作者簡介:(Perry Link),美國知名漢學家,普林斯頓榮休教授,現為加利福尼亞河濱大學人文學科教授。在當代中國語言丶文學領域多有硏究,美國《紐約書評》作者,中國《零八憲章》英譯者。著有《北京夜話》丶《社會主義漢語文學制度中的生活》丶《半洋隨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