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袖:再论毛泽东与鲁迅——答耳关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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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袖  

  
  在这个后极权时代,经济大潮的冲击,带来的是意识形态沦陷与信仰迷失的自由与混乱。一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为中国暴力革命所中断的五四启蒙运动的未完成,大多数国民的素质依然延续着传统社会渴望被统治的奴性,以及对做稳了奴隶时代的怀念的回归惰性,再加之毛氏极权统治铁幕尚未得到完全充分的揭露,更没有进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清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批判也是“有严重错误但依然伟大”),所以,在许多被革命道德话语和历史正义感充塞的国人心中,伴随着对平等暂时相对缺失的改革开放现实的诸多不满,依然延续了对毛泽东时代及其本人牢不可破的崇拜情结。而另一方面,历史的真相也伴随着网络的发达而无所不在地渗漏,大量真实史料的披露逼迫人们沉思:为什么会这样?许多人沉思的眼光透过暴力革命蛊惑人心的面纱而看到了被掩盖的大规模的“血与污秽”,终于在困惑中警醒过来:原来真相是这样的。在革命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原来出现了如此大甚至是相反的偏差。于是,“毛泽东”在中国成了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网络上因此话题而引起的激烈交锋。这不,在下发表于“原创力量文学联盟”网站的一篇即兴式杂文《毛泽东与鲁迅》,由于涉及到了这方面的敏感内容,就引起了一位“耳关音”先生的强烈“反弹”。
  应该说,在现今这个写文章比读文章的人还多的网络信息爆炸时代,一篇不起眼的文章能够多少受到关注,不管是来自“青眼”或“白眼”式的关注,都是一种幸运,而且受到白眼,也不一定非要去白眼相报。但仔细阅读了耳关音先生署名为《鲁迅为何不能成为革命家》的文章,觉得作者的想法,在现今社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譬如这篇文章后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喝彩”和轰然叫好即是明证。另外,耳关音先生对于这个问题似乎格外重视,他将这篇文章在多个网站发表,俨然发出了漫山遍野的“追剿令”,如此,我也就不妨自投罗网:暂时抛下正事不做,与之“辩白”一番。当然,这是否反遭更大的讥讽,不是我所能决定的了。可与言而不写之言谓之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为之失言,我所能做到的只是:让一切从历史的真相出发。
    
  一:关于“革命家”的定义兼及“鲁迅到底是不是革命家”
    
  初次看到耳关音的《鲁迅为何不能成为革命家》一文,即认为是一篇写得不错的杂文,因为其嬉笑怒骂之反讽式笔法,像极了他所崇拜的鲁迅。但认真看完后,我叹了一口气,因为透过作者一边忙不迭地抢占道德话语的制高点,一边尽量把“真理”吆喝得理直气壮的背后,我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偶像卫道士在其中气喘吁吁挥舞着花拳绣腿的虚弱无力。这花拳绣腿之所以虚弱无力,一方面来自作者对历史真相认知的匮乏,一方面也来自他被红色革命意识洗礼后显得苍白的头脑。在那篇文章中,作者对在下屡屡发出义正严词的“审问”,但殊不知自认为真理在手的人,往往陷入自身被政治教条主义所覆盖的观念陷阱,以为所有自己不认同的观念都是错误的。借用哈耶克的一句名言,这叫做“致命的自负”。当然也可以换一句话说:作者可以学来鲁迅的笔法,却学不来鲁迅的思想底蕴。
  作者对在下的第一个“喝问”是:“鲁迅是不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其潜台词乃是:“你竟然不认同鲁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后面有一连串的“精彩审问”:“窃以为,今天再来讨论鲁迅到底是不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的问题,多少有点儿‘瞎折腾’的意味。如果连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评价都不算数的话,难道你说鲁迅不是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就不是伟大的革命家了?”------此说妙极,作者是在正告在下:毛主席的一句话顶一万句,你连他老人家的话都要怀疑,岂不是要吃不了兜着走?!接着作者又来了一番义正严词的“教诲”:“何为革命家?革命家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无知,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先向约定俗成的关于革命家的定义请教。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所谓‘革命家’,即‘具有革命思想,从事革命工作,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恐怕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否认,革命活动分有许多战线,其中就包括文化战线。难道只有经历了枪林弹雨和戎马生涯者才算革命家?”——所以“企望用‘鲁迅一生,只是一个文人,从未参加什么革命活动,只是在晚年参与组织过‘左翼文联’作为论据来支撑鲁迅不是革命家的论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此番话语逻辑严密,而且引经据典,招招直逼我原文的“要害”。但既然作者不惜引经据典,我也不妨再去核查一番,以免“死得冤枉”。果然,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与作者完全相同,并且后面更有一条“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举例说明。看来作者的逻辑是无懈可击了,我一时几乎失去了抵抗的勇气。但是且慢,“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一话语不正是源自毛泽东之口吗,以至于工具书都以这作为了“革命家”这一词语内涵注释的金科玉律。在中国古代语境中,自从“汤武”以战争开创武力改朝换代的“革命”传统后,“革命”一词,就有了相应的含义,是指用暴力手段强行推翻“黑暗政权”的现实行为(虽然有时也包括“改良”政治革命,但主要是这种含义),这一内涵一直延续至今,以从事“暴力手段强行推翻黑暗政权”为职业的人,往往就叫“革命家”。而在毛泽东那段“三个家、七个最”的权威论断里,对评价鲁迅作为“革命家”的关键词在于“向着敌人冲锋陷阵”,“敌人”,就是当时毛泽东的敌人,即阶级化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鲁迅的“立场”由此被塑造得与毛泽东惊人的一致。而鲁迅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面——对愚昧麻木怯懦的民众的“国民劣根性性”的批判被忽略了。这里,一个启蒙家的鲁迅不见了,一个革命家的鲁迅凸显了,鲁迅也一下子被狭隘化了。虽然如耳关音先生所说,革命一词的含义也含有“文学革命家”的含义在内,包括各条战线在内,但我在文中批驳毛对鲁无限拔高背后的用意,并没有否认鲁迅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文学革命家”,只是意在指出:毛对鲁的评价过于简单化,混淆了“文学革命家”和“实际革命家”之间的界限(鲁迅自己就曾说过“文学革命家与革命家竟可说两回事”)。既然“约定俗成”,与鲁迅同时代而且同样“具有革命思想,从事革命工作,并做出重大贡献的”郭沫若茅盾等人,为何没有任何一人得到过毛泽东的如此高度评价?这样定于一尊的评价,结合后来毛将鲁迅上升为全民族的精神偶像这一现象来看,令人颇为怀疑毛此番评价背后的政治用意——这才是我那篇文章的真实意图。耳关音先生的拳头猛则猛也,但由于被晃动的准星模糊了视线,完全打偏了方向。
  其实,历史上许多“约定俗成”的看法,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例如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关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阐述,即被抽简到只剩下“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起义、辛亥革命”三大革命高潮,以此与被塑造得无限“”的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运动遥相呼应。这种在“暴力革命动力论”意识形态指引下的革命功利主义史学框架和编撰范式,不仅无视曾奠定近代工业基础的“洋务运动”,也一笔抹杀曾开创中国制度文化层面自我更新和变革等先锋作用的“戊戌维新运动”,无疑过于简单片面。看到这里,许多被“约定俗成”的意识形态所捆缚如耳先生者,恐怕又要大声抗议了:历史教科书上都这样说了,你竟然不相信?敢情你是想让历史教科书按照你的意图进行改写了?!
    
  二:关于两段史料的真实性兼及“历史不能假设”
    
  回答了“鲁迅是不是革命家”的问题,再来老老实实地回答耳关音先生的第二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耳关音先生反驳在下认为鲁迅活到文革时代可能没有好下场完全是“主观推测”,而“为了证明自己的主观推测的正确性”,我竟然在文中又援引了“鲜为外界所知道的一段真实史料”:“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按照我的说法,“这段话当年经过鲁迅之子周海婴在自传中披露之后,曾招来质疑声一片……”令耳关音先生遗憾的是,我竟值这些“质疑声一片”于不顾,依然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想进行大胆推测:“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内外差异如此之大,也并非咄咄怪事,而是毛泽东说这番话时的心态不同所决定的。鲁迅早年曾坦言自己的思想是‘个人的无治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这无疑与毛泽东早年革命时期的的浪漫无政府主义一拍即合,产生了心心相印的共鸣,所以毛泽东曾多次声称:‘鲁迅的心和我是息息相通的’。但毛泽东借助马克思主义革命成功后,变成了‘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专制主义者,如鲁迅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然要被关进监狱……”为了证明自己推测的正确性,我还引用了“出处不详”的鲁迅对其密友冯雪峰说过另外一句话:“你们(指共产党)来了,还不是先杀了我?”——看到这里,耳关音先生不禁义愤填膺了:“文章写得虽然煞有介事,然而确属信口雌黄。要知道,历史不是可以任意雕刻的大理石,任意雕刻的历史是不可信的;现实生活也没有假设,假设的现实生活是不靠谱的。想必这都是不争之实,难道作者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洗耳恭听之余,莫名惊讶:我的这篇杂文由于是急就章,行文仓促,并没有对所引“史料”进行出处的说明,这也没有违反杂文写作的规范,但是否就成了“信口雌黄”的罪证?耳关音先生如果对这两段被我捅出来的“史料”真实性存疑,可以去查证一番后再下结论也不迟,何以就匆匆地斩钉截铁地说在下“确属信口雌黄”?在此,我也只能“失敬”地说:质疑得有些可爱的耳关音先生,有时确实是有些不可理喻。
  但既然耳关音先生懒得去查证两段史料的真伪,为“辩诬”起见,也为了扩宽耳关音先生的文史知识起见,不妨检索出来“立此存照”:“毛罗对话”最初出自鲁迅之子周海婴的《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的披露,引起了许多争议,为解争议,后来当事人罗宗英写出了《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一文,还有照片为证,遂作出了不可辩驳的铁证。至于冯雪峰说的那段话,出自《冯雪峰回忆录》:他(鲁迅)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对冯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雪峰连忙摇头摆手,“那弗会,那弗会!”——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当时之所以如此推论,是因为他在参加左联时看到了革命内部集权专制主义的存在,这种不详的预兆被鲁迅深刻地嗅到了,所以在一封致曹聚仁的信中鲁迅也曾说:“倘当(旧政权)崩溃之际,我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联系到后来文革中知识分子所遭受的类似迫害,不能不说鲁迅对革命可能导向的暴力专制是何其敏锐。
  当然,耳关音先生是振振有词的:“现实生活没有假设,假设的现实生活是不靠谱的……难道作者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在此,我也不得不说:耳关音先生确实是有常识的,常识到了确知鲁迅没有活到文革这一历史事实,在下自愧不如。但佩服之余我倒要请教一下耳关音先生:若就“以史为鉴”这一角度而言,由“假如鲁迅还活着”这一假设所得到的“要么闭嘴,要么坐牢”的历史回应是否没有任何意义?对于鲁迅这样的文化巨人,无论是被迫沉默还是做囚徒,都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怎样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难道不值得考虑?从这个似乎有违“历史不能假设”的“假设”中,难道丝毫看不出历史在某种时刻走向了一个延续“焚书坑儒”旧传统的恶劣方向?由此引出的涉及到中国社会由传统旧制度向现代新制度转变中政治制度设计的重大现实问题是否不需要考虑?然而这是相信“毛泽东与鲁迅心心相印”的耳关音先生所不愿面对的:英明的毛主席岂会打倒他心目中敬爱的鲁迅先生——这不是“煞有介事”的“信口雌黄”又是什么?我的回答不幸仍然是让耳关音先生扫兴的:鲁迅如若活到文革,绝对逃不过被迫害的下场。与鲁迅文风接近的王实昧,在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之后,因为坚持批判革命内部的黑暗现象,被毛无情地处决。而鲁迅生前的弟子胡风,也因为持有异议,而被打为“反革命集团”,被判无期徒刑(在此没有标明史料出处,对不起了)。在这一桩接一桩的对于知识分子自由倾向的“清洗”中,鲁迅生前最亲密的战友或“弟子”如萧军、丁玲、冯雪峰、黄源、聂绀弩等无一幸免。鲁迅晚年的两大弟子胡风和冯雪峰:一个被打成“反革命”,在监狱里继续写作,一个被戴上“右派”帽子,识大体不做声了,他们似乎是在替自己的老师受过。这些活生生的惨痛事实,再联系到毛泽东曾亲口说过的那段话,是否能使你——耳关音先生有所警醒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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