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股市从年初红火到年底12月份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上证指数创出1258点的高度之后,忽然掉头向下。原因是《人民日报》发社论要求大家防范风险,并且宣布:重新建立涨跌停板!股市因此出现了连续两个跌停板。这不是某个股票的跌停板,而是整个股市跌停板!很多股民的盈利一下子没了。短短两到三天,圣诞节那天,大盘指数跌到阶段性的低点855点。

实际上,早年炒股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博弈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政府。政府是有心理线的,低于或者高于这个线,政府会出来说:“太高了”或者“太低了”,然后出台相关政策。一次次的经历,当然会慢慢培养出来一批两眼盯着政府的股民,这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政府时不时地修改规则,让股民无所适从,只能猜测政府下一个步骤是什么。这样的股市初级阶段,不是培养投资者的正确投资心态,相反,为以后的股民建立了一个信条:“炒股要听党的话”。有时候股民们太听话,对政府来讲,是一种很难承受的重压。因为股市里有一种从众心态,使得股市波动剧烈。只有有人不从众,敢于逆潮流而动,才会使得股市波动减小。所以,某种程度上的不听话,才有助于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股市。大家都要等党出来说话了之后才敢行动,造成大盘跌的时候跌过头,涨的时候涨过头。建立涨跌停板并不会消弭这种波动于无形。

1997年伊始,股市K线图呈现一条笔直上升的斜线,大约45度角。熬过开始的几个跌停板,股市就从最初的855点稳步上涨了。这一涨,一直涨到了五一劳动节之后。最高点1510点,远远超出了当初人民日报认为的有风险的1258点。从这一点看,市场自有它内在的规律,并不是一个规则的改变就能够改变它的运行势头的。

那时候,我有两种典型的牛市心态。第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我当时买了世纪星源。买入之后,这只股票就是不涨,眼看别的股票一个个涨停,我心里有点着急。但是抱着“总会轮到我”的心态,我也没有清仓它,直到有一天,打开电视一看,哇,它涨停板了。三天三个涨停板,我果断卖出!当然从整体的股市来看,这个股票并不是最好的。那时候股评家推崇的一句话是:“全国人民炒发展。”我16元买入深发展,尽管高位,后来还是涨了2倍多,股价到了48元我就卖掉了。所以,第二个牛市心态就是买入牛股就要捂住。

从我真正炒股开始,到这个时候,我其实一直是在不断增仓的。因为经济学专业出身,我比一般人早一点认识到什么是股票。这样的认识让我敢于入市,但同时我又容易过于自负,自认为理论很多,其实对市场还是一知半解,结果操作的并不是很好。很多人在牛市中喜欢到处炫耀自己的“英明”,如何如何会赚钱,但到了熊市就销声匿迹。事实上,一个人只有经历过牛熊两市,还能证明自己的能力,才是真正的厉害。但也就是厉害而已,算不上是神。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在下一波熊市中会不会犯错。一旦犯错,你就会吐出去全部的成果。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不是神。所以,我逃不掉熊市。

1997年5月之后,股市开始慢慢下跌。让人慢慢地感到失望,由失望,再慢慢地变得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