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5日，拍摄于北京（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姜晓明/图）
今天再打量崔健，他的确不在中心位置。大家都在追逐短平快，但他依然在孤独地进行一些坚实的思考。他一直力图找到这个时代最大的主题，并且对这个主题进行言说。在具有这种雄心和严肃目标的人群里，崔健是这么长时间以来表现最好的。这个时代像一列火车，我们已经很难追上它，但崔健好像始终在和它并行
在一段陕西老腔皮影《将令》结束之后，主持人孟非走上台。“皮影被称为‘东方的摇滚’，欣赏完刚才的表演之后，下面我要为大家请上一位国际级分量的嘉宾，他将带领我们领略真正的摇滚。”话音未落，看台上全是兴奋挥动的荧光棒，欢呼、尖叫和口哨声响彻体育馆上空。
这一幕发生在9月7日晚上的西安城市运动公园体育馆，电影《白鹿原》首映庆典晚会“白鹿原之夜”正在举行。“有请——中国摇滚教父——崔健！”
《红旗下的蛋》前奏响过一阵后，一个头戴小白帽的男人身着紧身T恤走上舞台，来到主唱麦克风前，挎上助手递过来的吉他。因为低着头，就连现场大屏也看不见他的脸。最显眼的标志，是帽子正中的那颗五角星。
在之前的表演环节，孟非和另一位主持杨澜一直都坐在舞台左侧的休息椅上候场。但此刻，他俩也起身站在了台下一侧。看台上人群尖叫欢呼的分贝越来越高，很多人都开始站起来，舞台正前方临时用座椅摆出的贵宾区也是如此。在崔健之后将要登台的是一群戏曲演员，现在他们穿戴好行头站在两边，拿出手机拍着侧脸的崔健，他们只能拍到那个角度。现场安保开始聚到舞台近处，防止观众再接近舞台。
“这人是谁？”站在我身旁的一位保安指着舞台，用西安方言问身边的同事。同事拿起椅子上的节目单扫了一眼：崔健。
“你多大？”我转头问他。“21。”“听过《一无所有》吗？”他憨憨一笑：“听过。”
“崔健？干啥的嘛？”“哎呀你自己往下看。”同事有些不耐烦。透过我们前面贵宾席里起身的背影，保安掏出手机找了个空儿，也拍了起来。
崔健到底是谁？
1990年，左起：刘效松、崔健、刘君利、甘利匡辅、臧天朔（肖全/图）
崔健是谁？
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蓝色骨头》
1986年5月9日晚，北京首都体育馆，“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
北京交响乐团的黑管演员刘明记得那天他和几个哥们是托朋友从后台混进去的，“票太火，老早就卖完了。”这场演出几乎将孙国庆、李玲玉、杭天琪、毛阿敏、韦唯、郑绪岚等名噪一时的内地歌手一网打尽，门票很快一抢而空。一进场馆，最显眼的就是舞台正中央的6个大字：让世界充满爱。
1985年，为给非洲埃塞俄比亚大饥荒灾区赈灾，流行乐天王迈克尔·杰克逊联袂摇滚歌星莱昂纳尔·里奇共同创作了《天下一家》（Wearetheworld）。7月13日，全球近十五亿观众通过一场持续时间长达16小时的摇滚音乐会，首次听到这首由45名歌星接力演绎的单曲。《天下一家》首开联唱的先河，单曲问世几周便创下超过八百万张的惊人销量。一年后，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受此影响，创作了同为公益主题的《明天会更好》，包括蔡琴、苏芮、潘越云等来自二十多个唱片公司的60位知名歌手联合录制了这首单曲，几个月内仅港台两地的销量便突破25万张。
和他们一样，内地乐坛百位歌手的这次集结，也是因为与晚会主题同名的这首单曲《让世界充满爱》。在压轴登场的这首联唱单曲亮相之前，108位歌手中有20位将进行独唱，刘明的一位同事便是其中之一。他叫崔健，在团里吹小号。在按姓氏笔画排名的演员名单上，他在倒数第三排。
在刘明的记忆里，同宿舍的这位小号手除了喜欢拼命做和声习题，还喜欢玩吉他和自己写歌。几个月前，崔健曾经拿着一首新歌的小样给大家听，不是所有的歌词都能听清，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反复问着的“你何时跟我走”。
上台前两分钟，崔健觉得身上的西服“特别别扭”。乐队贝斯王迪指着自己身上的开襟大褂：“那你穿这个吧！”那是王迪的父亲冬天套棉袄穿的，套在崔健身上又肥又大。匆忙换完后，他挽起大袖就登台了，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两条裤腿儿一高一低。
“我曾经问个不休……”崔健一开口，看台上迎来了片刻安静，很快便响起了掌声和口哨，随后是欢呼声，越来越大。刘明一听，正是之前听过小样的那首歌。“我相信很多人是傻了，因为没有人这么唱过，所以也没人听过。”人群中的口哨和欢呼直到崔健演出结束，都没再停过。这人是谁？很多观众对台上这个打扮“土得掉渣”的年轻人充满了好奇。
“在场观看演出的官方最高代表、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见到崔健这一幕，愤然离场，他斥责演唱会组织负责人王昆说：你看看你看看，怎么搞的，这些牛鬼蛇神都上台了？！”乐评人李皖后来在《从1986年的窗口望出去——崔健是谁？》一文中这样写道。
晚会临近尾声时，《让世界充满爱》首唱登场。这首将近十七分钟的超长单曲，百名歌手中有SOLO部分的不过二十人左右，崔健在第三部分亮相：“这世界，在变幻，惟有渴望不曾改”，联唱时只有他的演唱部分能听到看台上传来的口哨和尖叫。
“其实我的情绪并不适合这首歌。”崔健后来回忆，“我发现别人唱的都是特别实在的声音，但是我特别虚。”
这场历时两天的演唱会结束以后，主办方迅速选取了孙国庆、田震、王虹等10位歌手当晚的歌曲录制专辑。在这张《全国百名歌星荟萃精选1》的磁带中，第一首便是《一无所有》，第三首是崔健当晚演唱的《不是我不明白》。封面是留着中分、身穿西装的崔健。音像公司给了他700元的稿费。
当时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的李皖，在几个月之后买到了这盘盒带。“那个时候一般来说磁带的封面应该是俊男靓女，很明显崔健肯定不是帅哥。除了那天晚上现场不到一万的观众，我们没有人看过崔健的演出。”他看着封面充满了疑惑：崔健是谁？
这张有一个小学生盘腿坐在地上的照片，据说是当时崔健在众多图片中最喜欢的一张（肖全/图）
那是一种力量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我是谁。——《假行僧》
后来很多对百名歌星演唱会的描述文字共同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崔健凭借当晚的《一无所有》一战成名。但李皖清楚地记得，即使盒带发行之后，大街上更流行的其实是另一位歌手武夫翻唱的《一无所有》。
“这崔健没有来历，从他的声音人们想象，这可能是来自陕北的农村青年。他的歌曲带着西北的民歌味儿，他的发音带着农民的口音。你要说他是个地道的首都青年，打死也没人相信——首都青年哪这土呢！”李皖初听崔健时的感受，代表了当时很多人对崔健的第一印象。他这样描述崔健的嗓音：很憋，很高，很刺激，很难听，但是又很吸引你。
“他的乐感非常好。”沈大庆说。1984年，崔健参加的第一支乐队名为“七合板”，沈大庆是成员之一。在一次外地演出结束以后，一帮朋友聚在一起吃饭。崔健抱着吉他，唱了一首电影《人证》中的《草帽歌》，当时就有人听哭了。“很多人第一次听崔健的现场，就会喜欢上他的演唱。”
1986年年底，由巴金担任顾问的北大文学艺术节开幕，北岛、顾城、杨炼、芒克、朱大可等知名诗人和学者聚集北大。时近隆冬，却难掩人心思潮万物生长。诗歌研讨和朗诵空前活跃，大讲堂文学评论的讲座也被挤得水泄不通，教室顶上有人只裹一床白布然后泼上油彩在搞名叫“视觉21”的行为艺术。崔健在艺术节的拼盘演出上亮相，曲目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不是我不明白》。
狂热喜爱崔健的北大学子随后成立了一个学生组织——北大崔健后援会。这个中国最早的歌迷组织有四十人左右，他们后来追随崔健出现在大小演出的现场，北大分校学生梁钦宁是其中一员。当年他拿着爷爷梁漱溟所在单位中国文化书院的介绍信，才为大家买到崔健1987年首体演唱会的门票——当时一次购票4张以上必须出具介绍信。
那天崔健一登台，看台上占据两排的后援会成员突然起身，打出标语开始欢呼。因为离过道最近的都是外国留学生，迅速围过来的武警没有办法强制阻止，他们站着看完了崔健的演出。“我们应该是中国第一批站着看演出的观众。”梁钦宁说。
这一幕从此在崔健的演出现场司空见惯。歌迷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即使他在唱慢歌，你也很难坐着听完。在很多主管领导眼里，崔健演出最大的特点就是“煽动性”。当时通行的登台顺序是按歌手的姓氏笔画排名，没有人愿意在崔健后面登台——因为没人有信心在他之后继续压住台。
1989年3月，随着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发行，崔健在北京展览馆的同名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两年前他的演出门票也就七八毛钱，但那场演出被黄牛炒到20块一张，依然一票难求。”梁钦宁说。散场以后，现场的座椅被兴奋的观众踩坏了六十多张；主管单位一再强令现场不许出售啤酒，于是清场时地上堆了厚厚一层可乐罐。
“我很难具体跟你描述现场听崔健是一种什么感觉，最准确的表达，可能就是一种力量。”导演张元也是在大二那年第一次看到崔健的演出后就成为了他的歌迷。“后来我为什么跟他合作MV的时候总是把他当作一个英雄在拍，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一个充满了力量的英雄。这样一个符号在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已经深深地镶嵌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问崔健当年离开北京交响乐团真正的原因，他说了两个字：劝退。
2010年6月，崔健（中）和子曰乐队合影，右三为主唱秋野
出走与被迫消失
若是为了爱情歌曲算个屁，若是为了生命爱情算个屁，我就要走我就要走，要走。——《红先生》
“其实《一无所有》不算摇滚，它就是一首‘西北风’的情歌，但是后来被附会了太多的内容。”李皖说。
在作家、音乐人刘索拉和学者李陀的高度推崇下，《一无所有》和崔健很快进入文化圈的视野。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问世以后，“崔健现象”成为学界极其热衷的话题。“也许崔健及其摇滚乐是中国目前惟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了。因为理论界的范围太狭窄，起不了大面积的启蒙影响，而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能起到任何其他方式都达不到的作用。”美学家高尔泰将崔健的摇滚推到空前的高度。
“有人给我数过，说《一无所有》里‘我’这个词出现了23次。在我的歌里，‘我’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崔健后来解释，他的走红离不开“文革”之后集体主义逐渐瓦解和公众自我意识的复苏。
不过在李皖看来，在音乐中触及对“我”的表达，崔健并不算先行者。“80年代初的确听到的都是‘我们’，但港台音乐进来以后，‘我’作为主词就经常出现。实际上最早唱响小我的是邓丽君，她的歌全是在讲述个人的情感世界。”
1990年4月8日起连续三天，崔健在成都演出，为亚运会募捐100万（肖全/图）
在崔健成名的80年代后期，另一位台湾歌手的到来，也令文化圈十分兴奋。他就是齐秦。“‘狼’是齐秦带来的另一个‘我’的形象，他在歌中描绘的那种苍凉荒芜的景象，就是当时我们的价值观面对现状的一个缩影。”李皖解释说，“不过齐秦歌曲中的意象更具西方的现代性，一听就是城市中的荒凉和人群中的冷漠。但是崔健的作品，勾勒的时常是农业景象，一听就是红色中国出来的。他的那种力量，港台音乐的确无法企及。”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最大的魅力，是总体上呈现的对困惑的思考。当旧的封闭状态被打破，集体曾经共用的那种稳固的价值观开始松动，崔健作品表达的正是对这种现状的思考。或者说，他成功地讲述了‘出走’的主题，始终表达的都是要背弃原来、寻找一种新的东西。新的在哪儿？不知道，但是只知道要去寻找。这种时代精神，高度契合了当时的社会症候。放在所有艺术里，无论哲学、诗歌、文学，都堪称是典范。”李皖说。
与学者们饶有兴趣地凝视和解读不同，官方面对崔健却是如临大敌。1988年，“新时期10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在北京举行。崔健的获奖作品是《一无所有》，但他打算唱一首新歌。按规定每位歌手只演唱一首作品，于是他决定不带乐队，一个人抱着吉他就上台了。当追光打到他身上时，观众惊奇地发现他用一块红布蒙着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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