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社会建设：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

周晓虹：社会建设：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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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晓虹  

　　
　　［摘　要］在西方社会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其急速社会变迁产物的现代社会科学在观照和反映这一变迁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的理论解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家在讨论如何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有效推进社会建设之时，与此相关的林林总总的西方理论必然会成为关注和借鉴的重要来源。一方面，因为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与西方世界曾经遇到的问题在性质上是相似的，因此，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和一般社会科学叙事是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的；但另一方面，西方理论也并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或准则，因为经济与社会制度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相异，源自西方的理论并不能够直接搬用到中国社会建设的现实之中。由于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磨合空间，中国社会科学家的历史职责就是通过这个空间中的相互磨合，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理论。在现阶段，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形成了其特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建设所应着力的重点和制度瓶颈，并制定出相应的改革路径和解决手段，就有可能在社会建设方面找到一条切合实际的中国道路。
　　［关键词］社会建设　西方理论　普遍性　特殊性　中国经验
　　
　　２１世纪对当代中国历史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标记，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为流行的主题语或话语解释框架也悄然间发生了转变：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了“以社会建设为重心”。近十年来，“社会建设”已然成为整个社会的关注热点，甚至成为王思斌所说的当代中国的“国家景观”。鉴于西方或欧美社会近代以来一直走在全球现代化的前列，并且作为其急速的社会变迁产物的现代社会科学在观照和反映这一变迁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的理论解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资料，在讨论如何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有效推进社会建设之时，与此相关的林林总总的西方理论自然会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家们关注和借鉴的重要来源。再进一步，人们也意识到，因为经济与社会制度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相异，源自西方的理论并不能够直接搬用到中国的社会建设现实之中。由于在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磨合空间，而在这个空间之中如何使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相互磨合，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理论，自然成为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家们的历史职责。
　　
　　一、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基本脉络
　　
　　尽管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自古代希腊以降，人们就在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理论的感召下，描绘过各式各样的理想社会，并留下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等不朽著作，但这种有关美好社会的理论及其建设方略大多流于空想和议论；只是在近代以来，具体说是在现代社会学诞生以来，才成为一种相对完善的并力图付诸实践的系统努力。
　　众所周知，诞生于１９世纪中叶的社会学是传统社会断裂的直接结果；或者说，是因传统社会断裂而生的所谓“现代性”的产物。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所以会出现在１９世纪的西方，是因为此前几百年以来开始出现的全新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导致了欧洲传统的社会秩序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转型，而“急剧的社会变迁……有可能提高人们自觉地反复思考社会形式的程度”。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社会学的诞生不过是西方知识界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旧制度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一种反应而已。将社会秩序或整个社会的重建视为自己的学科目标，决定了社会学从一开始就与西方社会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社会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社会建设理论。
　　社会学的诞生背景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一转型的基础及其导致社会学产生的社会力量是极其复杂和多样的。就其基础而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现代意义上的“社会”（ｓｏｃｉｅｔ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建构。其间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主义运动，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出现”，才使得“社会”能够真正“作为一个统一体为人们所想象”。这也是自那以后，有关社会的分析常常与国家或民族国家相对应来讨论，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建构近年来更是成为一种社会治理叙事的原因所在。
　　导致社会学产生的背后的社会力量，事实上也是导致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揖别或断裂的那些变迁因素，主要包括政治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兴起、城市化、宗教改革和科学的成长，以及人数虽然不多但十分重要的中产阶级阅听人的出现，等等。而“这些变迁的核心就是１８—１９世纪欧洲发生的‘两次大革命’”，即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产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场推翻封建制度和神权政治，为法国资本主义登场开辟道路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整个近代社会变革的象征。但从直接的浅表层面上看，社会学的出现最初则是对法国大革命及革命造成的旧社会秩序崩溃后果的消极回应，它孕育并造就了社会学中的保守主义传统。工业革命也是一样：一方面，作为西方世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各种相互关联的因素的一次大推进，它造就了现代分工体系和科层制度，确立了以市场为中心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另一方面，也是这次大推进，在摧毁城市封建行会和农村庄园经济的同时，造成了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大批破产，成为无家可归的无产者；而随之而来的都市化既造就了中产阶级，促成了市民社会的形成，也带来了拥挤、贫困、污染、噪声和犯罪等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可以说，正是这两次大变迁所带来的这些消极和负面的影响，使得人们对秩序的寻求，进而对建立一门致力于恢复秩序、重建社会的社会科学的需求凸显出来，而社会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作为“社会学之父”，孔德是第一个提出恢复秩序和重建社会的社会学家。受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启蒙主义和伯纳尔、梅斯特尔等人的传统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孔德的社会学理论体现了对进步和秩序的双重追求。就启蒙主义的影响而言，孔德和他同时代的其他法国知识分子一样，相信理智和进步，相信人性具有可完善性的特点，同时也相信凭借科学的作用能够发现自然和社会秩序的规律性并作出相应的预见。而就传统主义的影响而言，孔德与那些贵族思想家一样，对推翻了教权和王权、推翻了既存秩序的法国大革命充满了恐惧与不满，他感受到当时的社会确实受到了政治、社会、道德乃至学术方面的混乱状态的威胁。如此，传统主义者鼓吹的社会秩序也成了他最为关注的主题。他公开申明：“唯有全面重建才能结束现代重大危机，这种重建工作，从精神角度而言主要在于建立一门足以适当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的社会学理论。”
　　在孔德之后，尽管其他经典社会学家们提出的理论各异、所做的努力不同，但究其根本都是对人类尤其是欧洲文明在整个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之初所遭遇的社会危机做出的回应。几乎没有哪个社会学家是耽于个人幸福或个人享乐的利己主义者。即便是斯宾塞这样的拥护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的个人主义者，也强调作为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个人应该也必须相互依赖，以维护社会的生存。因此，经典社会学家们无论在何种个人生活境况下，都首先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欧洲文明当时所遭际的社会和文明危机——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也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与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危机。比如，在韦伯眼中，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
　　进入２０世纪之后，社会学的大本营也移师美国，有关社会建设的理论探讨不但进一步学科化、具体化，而且在先前的经典社会学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事实范式、社会释义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等不同范式。这些范式的分野，涉及社会学家们对人性和社会秩序及相互关系所持的基本看法，以及研究人性或社会秩序时所应采用的基本策略或研究路径。事实上，这些理论范式不但是社会学家对人性和社会秩序的解释模式，也是他们进行社会批判和社会建设的基本路径。
　　社会事实范式包括了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冲突论两种最为流行的理论流派，它们都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及影响，区别只是在于前者看重社会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秩序，后者则看重社会事实间的冲突和无序。迪尔凯姆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奠基人，在其之后，帕森斯继承了他的社会整合思想，希望“通过社会化使规范、价值、信仰即文化系统成为行动者的自觉，从而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同结构功能主义相比，社会冲突论虽然在马克思、齐美尔和韦伯那里已经获得了全部理论意蕴，但它在社会学中的地位主要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获得的。社会冲突论对社会学理论的意义在于，它看到了冲突包括阶级冲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而这一理论对社会建设的意义则在于，它揭示了冲突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促进社会整合的纽带。其实，因为“秩序”与“冲突”常常是现代社会学中一对最为常见的术语，这两种理论在诸多社会学主题上都多有交集。以社会分层（中产阶级理论不过是其中的一隅，尽管是现代社会最有吸引力的一隅）和社会流动研究为例，无论是结构功能理论还是冲突论，都看到了分层的整合功能，只不过功能的分层有利于社会整体的整合，而冲突的分层也许仅有利于利益群体的整合；再进一步，一个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则因为能够修改分层的边界而为达到总体的整合与和谐提供了可能。
　　除了社会事实范式以外，其他几大理论范式同样在解释人性和社会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理想社会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例如，社会行为范式的代表人物心理学家斯金纳和社会学家霍曼斯，因为相信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他们都曾尝试通过对人性的控制和改造建设理想社会。在当代，类似的思考延续下来。例如，在有关社会信任的研究中，无论是布尔迪厄和科尔曼，还是帕特南和福山，他们的贡献都不仅在于意识到了信任或社会信任是社会秩序的前提，是社会整合的心理力量，而且在于指出了一如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信任或社会信任同样是可以培育或建构的。又如，在齐美尔和韦伯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释义范式认为，社会现实并不是独立于个体而存在的，而人的社会行为也不是简单地由社会现实派生出来的。相反，社会现实的意义存在于行动者的主观解释之中，因为正是通过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间的社会互动，通过与他人的有目的的交往，才会不断发生、形成和改变着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再如，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批判范式，经过曼海姆、卢卡奇和葛兰西之手，将这种批判的锋芒从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主要转向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从而为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出现做了学理方面的铺垫。而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巨擘，哈贝马斯也意识到，不论现代西方社会已进入吉登斯所说的“风险社会”，还是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或是利奥塔的“后现代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间出现的矛盾，会使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因此，只有规范和重构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才能使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向前发展。
　　其实，在上述有关社会建设的纯理论社会学探讨之外，从现代社会学诞生甚至更早的时间起，直接面对社会重建之难题的经验研究也从未停止过。无以数计的政府官员、慈善人士、医生、律师、教师、企业经营者、社会名流、独立从事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以及后来越来越多的职业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者，“都在探讨如何建构和重建社会秩序，并且都依赖通过经验知识获得解决之道”。这些努力影响到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和相关法律的制定：继１８８３年和１８８９年德国俾斯麦政府分别制定《疾病产孕救济法》和《老年、残疾和死亡救济法》之后，西方国家都开始陆续推进与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家庭援助、贫困救济、就业保障有关的社会福利政策。在英国１９４８年宣布成为福利国家之后，挪威、瑞典、芬兰和丹麦等北欧诸国更是在此方向上后来居上而取得辉煌成就，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公正的再分配机制以及具有强烈的参与理念的公民社会，成为全球样板。与此同时，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在社会学、经济学及其他相关学科中铺陈开来。
　　从孔德开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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