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 | 为狱中十年的丹增德勒仁波切祈祷！

在丹增德勒仁波切生日前一天，驻南印度哲蚌寺、甘丹寺及江秋区岭尼姑寺等，数百位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弟子举办祈福法会和生日庆典。（转自脸书）

今天，藏历9月22日，是神圣的“拉颇推钦”（佛陀天降日），最殊胜的吉祥日之一，行善断恶功德无量。

这天，也是大德丹增德勒仁波切62岁的生日。而丹增德勒仁波切蒙冤入狱已整整十年。这十年来，藏地康区数万藏人多次为被构陷入狱的丹增德勒仁波切签名、按手印，并派代表到北京、成都等地上访，许多藏人因此被抓、被打、被判刑，却始终无果。

在丹增德勒仁波切生日的前一天，驻南印度哲蚌寺、甘丹寺及江秋区岭尼姑寺等，数百位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弟子在罗布岭山上为丹增德勒仁波切举报了祈福法会和生日庆典。

祈祷狱中受难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与弟子及信众们心心相印之时，逆缘终究转顺缘。

在此，重发我曾在2007年的博客上发表的博文两篇。

一、对丹增德勒仁波切口述的整理

丹增德勒，康地南部的一个仁波切，或者说，阿安扎西，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的一个活佛。也是一个特殊人物，据说在县、州、省一直到中央都挂了号。

他有三个名字，俗名阿安扎西，前世之名阿登彭措，在宗教上的受戒法名丹增德勒。雅江和理塘一带的康地百姓习惯用亲切的口气称呼他大喇嘛。

他属相为虎，1950年出生在理塘牧场上一个贫穷的牧人家中。三岁时父亲去世，而后母亲离家，他由外婆抚养。1956年他在理塘寺（也即长青春科尔寺，康南最大的格鲁派寺院）出家为僧，但不久就因所谓的叛乱以及随后的民主改革，三年后被遣送回家，与外婆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艰难。1961至1963年，中国内地的所谓三年灾害也严重影响到康区，据他回忆，在他的家乡就饿死了一半的人。

1979年他逃往印度，据说是在达赖喇嘛派遣的第一批五人参观团经过康区时，因向参观团倾诉真相，喊冤告屈，恐遭当局迫害连夜出逃。他在位于达兰萨拉的哲蚌寺贡麻（音）扎仓学习七年，非常刻苦，成绩优异，被达赖喇嘛认定为理塘与雅江一带的一座名叫康拉能扎（音）寺的仁波切。这是一座在历史上颇有声誉的帐篷寺院。

1987年他回到理塘，曾经在理塘寺驻留一段时间，因理塘寺供奉为达赖喇嘛要求放弃的护法多吉修丹，丹增德勒仁波切与不愿摒弃该护法的寺院主要活佛产生矛盾，更因他在印度求学的背景尤其为寺院中被政府招安的活佛所惧怕，终遭排斥。于是丹增德勒仁波切四处游方化缘，于1988年开始在过去帐篷寺院的所在地——塔子坝修庙建寺，曾三上北京，经十世班禅大师的同意，在当地百姓的支持下，用了三年的时间，建起了第一座寺院，全名为“康拉能扎特青襄秋丘林贡巴”（音），又称为崇新寺，一度拥有出家僧人六百多名。随后十年里，他陆续在雅江县几个乡里修建寺院七座，其中包括一座尼姑寺。并且还修建有佛殿、闭关房、转经堂多座。

这是一位真正在广大民间弘扬佛法并实践佛法的仁波切，因而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戴和信仰，与创办色达五明佛学院的堪布晋美彭措并称为“康北的晋美彭措，康南的阿安扎西”。同时，他坚持藏民族的利益，经常直言不讳地向当局表达他的意见，也因此激怒政府，遭到有关部门愈来愈严厉的限制，甘孜州宗教局专门于1997年下发了《关于对阿安扎西违反政策法规规定的处理决定》的22号文件。其态度表明，因为他是达赖喇嘛认定的活佛，政府不会予以承认；因为他是从印度回来的活佛，政府从来对他只有怀疑和监控。

1997年和2000年，丹增德勒仁波切两度被审查，因而避难在外，康南上万农牧民向政府联名按手印上书，并选派代表去州、省乃至中央，恳求政府宽以待人。在群众的强烈呼吁下，政府也两度保证不对丹增德勒仁波切予以处理，当他重返寺院时，数万百姓夹道迎接，哭声震天，叩拜如山倒。

鉴于当地孩童求学有难的状况，自1994年起，丹增德勒仁波切希望以自己的力量创办一所学校，在他的辛苦努力下，终于得到政府的暂时默许，于1998年5月建成格西沟和平小学。这所小学座落于雅江县郊雅砻江畔，占地约为一千多平方米，所接纳的学生不但有父母或单亲亡故的孤儿，也有残疾儿童和家庭极其贫苦的儿童，均来自理塘、雅江、康定的农牧区，还有从泸定送来的汉族孤儿。至1999年为止，共有学生128人，分为四个班。教职人员6人，其中教授汉语的有2人，教授藏语的有2人，教授数学的有1人，教授音乐和体育的有1人。这四位老师都是从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当中聘请的。所授课本均为国家统一编发的小学教材。另外还有管理伙食等后勤人员6人。这所学校的所有经费都由丹增德勒仁波切一人提供，平均每个月投入人民币13000元，用于教职员工的工资以及学生包括衣食在内的所有开支。2000年，学校被强令解散之前已有学生300多名，并收留有孤寡老人和残障者。

1989年，他还在位于塔子坝的主寺附近建有一所佛学院，有30多位僧人在这里学习，其学习、衣食以及医疗费用也都由他来提供。另还有一些俗家子弟也在这里求学。

他办学校的目的正如他所说的，一是希望藏民族的后代成为有文化的一代，二是愿自己的善举为众生服务。他说：“愿所有的人，不分民族，不分性别，不分国家，都能够得到和平与安宁，这就是我的菩提之道。”

（2002年12月唯色写于北京）

二、大喇嘛被抓了，他们怎么办？

嘎玛（化名）是雅江县西俄洛乡的农民。在嘎玛所在的这个村子里，过去偷盗、抢劫都有发生。80％的男人吸烟、酗酒、斗殴、杀生、赌博。不过在传统上，每年有15天是要请喇嘛到村里来讲经传法的。自从请到了丹增德勒仁波切来村里讲经之后，他在法会上每一次都苦口婆心地规劝村民戒除上述种种恶习，老百姓因为很敬仰他，都听从他的话，发誓改正。他们都习惯叫他大喇嘛。

嘎玛过去打架出了名，九三年他在大喇嘛的法会上发誓再不打架，如今他一说起用刀砍过别人就十分后悔。

这一带有很多汉地来的木匠在这里干木工活。最多的是从四川雅安来的，所以这些木匠都叫做雅安木匠。雅安木匠干完活，有的藏族家不给付工钱，大喇嘛知道了就自己掏钱给木匠，这样有不少汉人也很信奉他。

嘎玛的朋友曲扎（化名）过去喜欢赌博，很厉害，后来也是在大喇嘛跟前发誓戒掉了。

2000年6月，丹增德勒仁波切悄悄地出走了，这是他第二次出走。之所以出走，据说是犯了三个错误：一是触犯了林业局。林业局因为大肆砍伐森林，把国营林都砍完了，于是就来砍伐集体林和自营林，激起了当地百姓的不满，仁波切便出面阻拦林业局的行为，因而遭致怀恨。二是自办学校。仁波切办了两年多的和平小学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同意和支持，属于擅自行为，影响很不好。三是他在乡下修建念经堂，也是属于违反政策法规行为。

仁波切出走前夕，州国安局有关人员到雅江把他叫去谈话，谈了两天，态度很恶劣，然后在一份罗列了一堆罪证的材料上让他签名，其实就是按手印。若不按手印就不让他走。不久，仁波切接到从州国安局打来的电话，要他第二天就去州府康定，不能带随从，对外就说是去康定看病。仁波切心里很不安，他联想到他身边的一个扎巴（僧人）有一次就是在雅江的大街上被陌生人叫去办事，结果却是被关进了监狱，几个月后才释放，因此仁波切下了秘密出走的决心。临行前他留下了几十盘录音磁带，给每一个村子都留了一盘，告诉村民他不会去更远的地方，只是在附近呆一段时间就会回来。

仁波切走后，老百姓都很难过，很多人放声大哭。他们都很气愤，表示愿意为仁波切做任何事情。各村各乡联名写信，准备上访告状，为仁波切讨公道。嘎玛和曲扎都说，我们要上县里头，上州里头，上省里头，再不行，我们上北京。我们要问个清楚，我们这么好的仁波切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他？！

果然，这些来自康地农牧区的藏人们最后一直上访到了北京。他们用自己并不流利的汉话向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们陈述他们的仁波切的每一样好，最终被告以将会对仁波切有个正确的结论。他们很高兴地带着官员们印有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名片返回了家乡。似乎确实有效果，不久，有县里官员代话来说，转告活佛不必再躲藏了，他可以回来，政府不会对他怎么样。

于是，似乎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在出走将近半年之后的一个平常的日子，丹增德勒仁波切悄悄地回到了他建在县城的一个山坡上的房子里，那里有他念经修法的佛堂，有小小的可以让他休息的房间。老百姓知道他们的仁波切回来了，都赶来看他，像嘎玛、曲扎这样身形骠悍的康巴汉子竟哭得跟小孩子一样。

2001年的夏天，仁波切的母亲去世了。不久当我在藏地旅行，途经雅江专程拜访仁波切时，自幼丧父的仁波切难过地告诉我：“我的妈妈苦啊。我的妈妈死了，我要为她闭关一年，每天念经修法。”还给了我100元，请我回到拉萨之后，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跟前的金灯里添加酥油。

人们都以为仁波切没事了。而且仁波切天天不出门，关在屋子里一心一意地念经修法，也不盖庙子，也不办学校，应该是没事了，可是谁也想不到，就在2002年4月7日，他还是被政府派来的公安人员抓住了。一起抓走的还有他身边的四个扎巴，如今到底被关在何处谁也不知道。

这一次的罪名太大了，据说是跟年前在成都天府广场上发生的爆炸有关。说是当时爆炸发生之后，警察就在人群中抓到了一个藏族人，而这个藏族人恰巧在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身边为他干过活，因此，这个爆炸案被认为是仁波切指使和安排的，也因此，理所当然地，这一次就要抓仁波切了，他再也跑不脱了。

这一次，嘎玛和曲扎他们怎么办呢？

（2002年12月唯色写于北京）

以下图片，由唯色拍摄于1999年和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