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勇：中国在地区安全形象的变迁与塑造
——兼论军事软实力及其运用
摘要：国家形象既是国家软实力的构成部分，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形式，二者之间有着影响与塑造的关系。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在“硬实力”上的不对称，又存在南海权益问题，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持有疑虑，尤其担心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会威胁其安全。这种疑虑削弱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互信，影响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各项利益的实现。如何消除“中国威胁论”，使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形象“去威胁化”，是当前中国外交所面临的重要课题。鉴于东南亚国家特别担心中国的军事力量增长，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手段以外，运用军事层面的软实力来消除“中国安全威胁论”，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政策路径。
关键词：软实力；军事软实力；国家安全形象；东南亚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政治权力、军事能力、文化影响力等方面的迅速增长，外界尤其是周边地区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度日益提升。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容易引发各种目光的观察和对其意图的揣测和解读。在这些国家的观察与解读中，既有诸如“良性大国”和“负责任国家”等正面而积极的分析与期盼，也有一些“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等负面及恶意的评判和论调。这些国际舆论所针对的具体问题领域虽然不同，但都涉及中国的国家形象。
东南亚地区紧邻中国，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部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持有警惕与戒心，怀疑崛起后的中国将在地区安全与稳定中起何种作用与扮演何种角色。长期以来，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敌对关系、战略合作关系、非敌非友关系到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形象由负面到中性，最终成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正面形象的过程。然而必须承认，尽管中国已经与东南亚国家普遍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区域以外的干扰因素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还存在“南海问题”等尚未彻底解决的争端，使得部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仍存有疑虑和戒备，尤其表现为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引起了最多的误解和歪曲。如何打消这些国家的顾虑，使之确信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基本战略、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立足于防御的军事战略以及军事力量增长的合理性，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安全互信，进而深化合作的关键所在。一言以蔽之，中国如何在东南亚地区塑造“去威胁化”的国家形象以及如何使东南亚国家认可该形象，是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课题，不能掉以轻心。
一、软实力以及作为软实力的国家安全形象
软实力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作为与物质性力量相对应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思想性力量，这一概念随后成为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学中被普遍接受和使用的概念。虽然学界没有一个统一的软实力定义，但普遍认同该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对软实力的基本解释，即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具有的能使他国按其意愿行事的能力，该能力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
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对他国产生的文化吸引力；二是在国内和国际上都能得到遵循的政治价值观；三是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对外政策。软实力与传统的基于政治、军事和经济能力的硬实力共同构成国家的综合实力。在权力根源上，软权力主要来源于三个层面的资源：一是观念层面，二是制度层面，三是实践层面。前两个层面是软实力的基础与来源，后一个层面则决定着软实力的“兑现”与运用。从范畴上看，软实力大致包括文化、观念、国际制度、发展模式、国际形象等。根据软实力的范畴，软实力是基于文化、观念的同化性权力、基于发展模式与国家形象的认同性权力、基于国际组织创设与领导的制度性权力的集合。从作用方式上看，与运用命令、制裁、威胁等强制性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和获取利益的“硬实力”不同，软实力依靠影响、吸引与说服等软性力量来达到人随我欲的目的，也就是说，软实力具有一种道德感召力。在国家对外关系上，借助软实力，可使对外政策易于被接受并持久地发挥效用，并且由于软实力引起的排斥和反感相对较低，巧妙地运用软实力，能够作到硬实力难以作到或者需要付出较大成本才能作到的事情。基于这些特性，软实力成为各国非常重视并积极培育的战略能力。
由于软实力的范畴非常广泛，涉及到国家非物质资源的方方面面，各国在软实力建设和运用中，依据国情的不同而走了不同的路径。比如美国重点宣扬其自由价值观、民主政治制度、高科技能力等；欧盟国家则以悠久的人文传统、发达的一体化意识、领先的环保理念，强化欧洲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吸引力；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交往中曾着力突出其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奇迹、大规模的对外经济援助以及反核反战的和平主义原则等；中国近些年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重点和突破口，向世界宣传及弘扬“和谐”、“友爱”等中国优秀文化。无论何种路径，各国的软实力培育与建设都契合同样一个逻辑：塑造本国的良好形象以赢得别国的好感、认同与支持，进而增强本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形象不仅属于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和载体。对外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作为软实力的国家形象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并将国家形象作为软实力培育和研究的重点。例如英国曾开展“新英国运动”以改变其昔日帝国形象；印度从1998年开始，用了十年的时间向世界推广它的全球形象；2003年1月21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正式成立“全球传播办公室”，负责实施美国的国家形象战略；中国在北京奥运会前后，在全世界大规模推广中国新形象，其措施包括在美国主流媒体刊登中国形象广告，在纽约时代广场等公共场合播放国家形象宣传片等。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诸方面相互交往过程中给其他国家及其公众留下的综合印象。它是一个国家表现给外界和被外界认知的总体特征。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思·布丁(Kenneth Boulding)认为，国家形象体现为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其认知的结合，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国家形象是一个“结构明确的信息资本”。这个认识揭示了国家形象的两个重要属性：其一，国家形象依赖于外部的判断与肯定。其二，国家形象是一种资本，这种资本能够在国际交往中给国家带来收益。国家形象的收益体现在三个方面：(1)吸引别国追随自己；(2)使别国配合本国的政策；(3)降低别国对本国利益的排斥与抗拒力度。这三个方面的收益主要建立在国家形象魅力所产生的吸引与同化力量上。从国家形象的概念和收益效果来看，国家形象不仅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软实力，二者有着直接的正相关关系。
作为软实力的国家形象何以具有如此功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独立解放运动的发展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国家间关系正在发生着本质上的变化。虽然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并未退出国际关系舞台，但一个国家依靠暴力征服去控制和影响其他国家越来越行不通，各国愈加注重以间接的、非强制的方式来影响他国的政策和行为，将谋求其他国家的认同、接受、跟随与同化作为本国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目标。国家关注其它国际关系行为体对自己的印象和评价，良好的国际形象可以改善外交环境，引导国际舆论，争取其他国家对其政策和利益的支持，增强国家的对外交往力量，使国家以较低成本实现国际合作和实现本国利益。相反，负面的国家形象往往会在国际交往中付出更多的“无形成本”。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都力争在国际上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就连奉硬实力为圭臬的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也承认国家形象在国际权力斗争中的作用，认为国际政治“不仅以传统的政治压力和武力方法进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争夺人心的斗争”。
根据国际互动的领域，国家形象可分为国家政治形象、国家经济形象、国家文化形象以及国家安全形象等。基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安全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交往中的首要价值。一个国家首先要保证自身安全，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果A国家视B国家为其生存与发展的“威胁”，那么必然对其采取敌视、反抗、防范、疏远、冷淡等态度，双方很难有和谐的关系与实质性的合作，更谈不上B国家对A国家实施软实力。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安全形象不但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形象的基调，影响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状况。换言之，安全形象是一个国家对国际社会或他国的安全是否构成威胁的“他者”认知和判断。当一个国家被视为威胁国际社会或他国的安全时，该国家的政治形象、经济影响与文化影响将很难是积极和正面的。在这个意义上，安全形象决定国家形象的基调。例如冷战时期，视苏联为安全威胁的西方国家，基本上没有与苏联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合作；因此，几乎谈不上苏联对西方国家的软实力。
二、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形象：塑造及认知的形成与变迁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历史悠久。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一番波折；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形象，特别是安全形象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塑造和平友好的国家形象，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与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周边国家外交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不同的时期，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安全形象有不同的认识和判断，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安全形象呈现出复杂性、变化性和多面性。复杂性体现在同一个时期，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安全形象有不同的认识。当然，东南亚地区国家数目众多，这些国家的国情政情经情民情史情不同，对中国有不同的认识可以理解；变化性既体现在随着时代的不同，总体上中国的安全形象在变化，也体现在同一个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的安全形象认识有变化，甚至有些国家的变化可谓“极端”；多面性则体现为中国在东南亚的安全形象不够“纯粹”，一些国家在视中国为抵御外来威胁的安全伙伴的同时，仍然怀疑中国在其国内安全上起到负面作用。基于此，本文不详细分析中国在每一个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形象变迁，只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大致整体安全形象进行分析。
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包括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以及苏加诺时期的印尼等国家，这些国家视中国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事业以及“不结盟”运动的伙伴，对中国的态度较为友好。另一类是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亲西方国家，这些国家持反共排华的立场，敌视中国，认为中国是他们的安全威胁，参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围堵并组织东盟对抗中国。这一时期，在东南亚国家眼中，中国在本地区的安全形象截然对立。在对华友好的东南亚国家眼中，中国不是本地区的威胁，有的国家甚至依靠中国的援助来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这些国家眼中的中国安全形象是本国安全与地区稳定的提供者与协助者。相反，在敌视中国的东南亚国家眼中，中国是本国政权的“颠覆者”，是地区稳定与安全的威胁。
自20世纪70年代到冷战结束，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形象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一方面中苏关系恶化而中美关系缓和，另一方面，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划线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强调独立自主，实行“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外交方针。中国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得到了缓和。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大多数东盟国家都改变了反中排华政策，实现了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并且双方开始在结束越南战争，缓和中南半岛紧张局势以及经贸合作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接触。中国也改变了对东盟性质的看法，承认东南亚国家联盟是一个区域组织，并公开支持东盟在1971年发表的《东南亚中立化宣言》。与之相反，随着越南侵略柬埔寨，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中越关系发生逆转。1979年中国发动对越南自卫反击战，此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中越处于军事对抗状态。这一时期，在大多数东盟国家看来，中国不再是地区安全的威胁者，相反能够在抵制苏联和越南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和霸权主义方面起到建设性作用，中国的安全形象由安全威胁者变为安全合作者。显然，在越南等国看来，中国是其安全的威胁者。
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瓦解，国家之间关系的调整迎来了新的契机。中国及时调整对外政策，把和睦的周边环境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致力于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一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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