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垃圾箱，装有一半垃圾。83岁的拾荒老人孙庆英拣出两个矿泉水瓶。第二个垃圾箱，没什么可挑拣。第三个垃圾箱，盖子是合上的。老人用小锄头打开盖子，一股热气扑面扑来。
垃圾桶里没有垃圾，却有五个孩子，整齐地躺着，一个抱着一个，“像是睡着了”。孩子们身旁有一些燃烧过的枯木，一个破砂锅，冒出淡蓝色的烟。老人用锄头挨个碰孩子们的小手，没有反应。她大叫，“死了人了！”附近的居民纷纷围了过来。
Li Yuanlong/Associated Press
11月16日，贵州毕节，五个男孩死在这个大垃圾箱里。
有人报了警。法医到来后确认，五名孩子均已死亡。这个绿底白盖的垃圾箱，从孩子们临时的家，变成他们的“棺材”，直接被运走。
这是11月16日早上8时30分的贵州省毕节市。阴冷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散去，五个孩子被发现死在流仓桥街道办事处附近的垃圾箱里。
事后，警方确认，五个孩子来自距离毕节市区20多公里外的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他们在垃圾箱内生火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当晚22时30分，在当地官方及本地媒体的沉默中，凯迪网友李元龙发帖透露了这一消息。第二天，他将更为详实并附有图片的帖子“五流浪儿为避寒闷死垃圾箱，事发贵州毕节”，发在网上。
与安徒生童话中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如出一辙的悲剧，震动了整个社会，这是另一中国。
孩子们的“家”
出事的那天，毕节街头人行道上放着十多个同样的垃圾箱，长1.5米，宽1.3米，近一人高。这些垃圾箱刚刚刷过漆，上面写着：“人人动手参与创建 个个争当文明市民”。
垃圾箱附近有一个拆迁工地，破旧的围墙开了道口子。孩子们曾在围墙里面，用一些塑料篷布、水泥砖和三合板围起来，在里面住了好几天。11月20日，事发后第四天，这里还可以看到，茅草尖上挂着一个用过的一次性饭盒，旁边有一张装汉堡的包装纸。水泥砖中卡着一只羽毛球拍，还压着一个半新的浴帽。
沿着土坡往上走五米，有一堆烤火留下的黑色灰烬。土坡左边是一排店铺，楼上是流仓桥街道办的办公地。从楼上望去，周边一览无余。周围的居民称，出事前三四天，还曾经看到过五个孩子在围墙内玩皮球。
孩子们更早一些时候的栖身之所，是距离这里大约200米远的地下通道。附近一家眼镜行的老板告诉财新记者，前阵子他还提醒孩子们玩皮球小心一点，“不要弄到我的店里来。”他说，前两年，五个孩子中大一点的两个孩子就常来这里，冬天睡在地道内，盖着一个垫家具用的破毛毡。“今年，他们又带来了三个更小的孩子。”他们找他要过钱，说“饿得厉害”，他就给了两元钱。
就在这个地下通道的阶梯上，在距离他们被发现死亡前不到24小时，有路人用手机拍下了五个孩子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他们穿蓝色布衣，脚上穿着水胶鞋，脏兮兮的小脸上笑得阳光灿烂。
地道出口处，有几个卖麻辣烫等小吃的小摊。一个小摊主说，孩子们曾经来问她能不能给一块卤豆腐吃，“我想了一下，没有给”。
地下通道、拆迁工棚、垃圾箱，这是五个孩子近期的住所。直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这些曾经与他们有过交集的周边居民才突然意识到，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些孩子叫什么名字，他们从哪里来。
擦枪岩陶家
11月19日，事发后第三天夜间，毕节市政府公布了五名死亡孩子的具体信息。他们家住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分别是陶中井（12岁）、陶中红（11岁）、陶中林（13岁）、陶冲（12岁）、陶波（9岁）。
在百度地图上测量，从垃圾桶到擦枪岩村，直线距离约为20公里。从擦枪岩村到海子街镇，直线距离约为10公里。
然而擦枪岩村位于大山深处，通往外界的道路狭窄崎岖。财新记者沿着五个孩子出山的路线逆行进山，路上的泥泞没及脚踝。短短10公里，即便是面包车一路颠簸，也需近一个小时。村民们平时出山，多半都是步行，成年人大约需要两小时，才能走到镇上。不少村民一般只有两双鞋，一双水胶鞋，一双解放鞋。只有晴天，才会换上解放鞋。
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旱地多，水田少。联合国的有关机构曾经将这里划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当地村民称，旱地只能用来种玉米，碰到灾年，收成还不够一家的口粮，“家家户户都必须出去打工，不然一定会饿死”。
财新记者进村时，遇到了陶家的一个儿媳妇。她正在屋外用一个大盆煮猪食，一并拿了些土豆埋在火堆里烤。土豆拌盐巴，就是他们的午饭。
陶家这五个孩子的父辈共有五兄弟，学历均不超过小学二年级。而孩子们的这一辈，男孩共有12个，加上女孩，一共有20多个，“具体数字我都不清楚”。这个妇女说，大多数孩子都没有上户口，属于“黑户”，“上一个户口要1000块钱，我们上不起”。
陶中林是老二陶进友的第六个孩子，陶进友夫妻均在家务农；陶中井和陶中红是老四陶学元的儿子，平日里与80岁的祖母同住，而陶学元夫妻目前均在深圳捡垃圾；陶冲和陶波是老五陶元伍的儿子，陶元伍和老婆离婚了，现在也在深圳捡垃圾。陶元伍前妻时不时回村里，给孩子们做饭吃。陶家的老大陶进财，实际上成为这些孩子的监护人。
陶中林的二姐陶中会今年24岁，刚从打工的地方深圳回来。她打开一间土坯房的房门。这是老二陶进友家的房子，约20平方米，没有窗户，地面凹凸不平。
靠墙的位置是一张宽约一米二的床，是陶中林的大哥和嫂子的床。靠里的一张床不到一米宽，陶中林和他三岁的侄女平日里就挤在那睡觉。房间里还烧着煤火，用来做饭。“人最多的时候，这个房子里要睡十多个人。只是我们都在外面打工，平日没住这。”陶中会说。她自己没读过书，也不识字，“几个小的都读了书，但都不超过小学三年级”。
陶中林读到了小学三年级，在陶进友家的几个孩子中，“算是文化程度高的”。陶中会说，父母和孩子们的关系“还可以”，也曾经督促陶中林好好读书，“如果不识字，将来出去打工会吃亏，找不到钱。”这是陶进友教育孩子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老五陶元伍的房子在老二家隔壁，家徒四壁。几乎同样大小的屋子，里面摆着两张床，一张床上铺着一些稻草，没有被褥，另一张床只有木板。家里还摆着一个柜子，此外再无他物。房间里散发着强烈的霉味。陶家人称，陶冲和陶波以前就住这里，“但现在这样子像是很久没住人了，他们住哪里也不清楚”。
这里是苗寨。村里干部介绍说，全寨95户，其中93户是苗族，共有2000多人。当地人均收入每年不到1500元。陶学元和陶元伍在深圳捡垃圾，每月能挣到1000多元。陶姓是村里的大姓。计划生育政策在这里得不到严格执行，往往一户人家有三四个孩子甚至更多。
村民告诉财新记者，在这里一定要生儿子。村里没有自来水，要走两里的山路，才有一口水井，去晚了往往就没有水了。“男孩子力气大，女孩子挑不了多少水。”
村子里的“黑户”女孩子，绝大部分和陶中会一样，没上过学。财新记者见到的那位陶家儿媳妇，也是本村的，“17岁结婚，22岁生孩子，然后就出去打工了。这在我们这里算是很晚的”。村民们介绍，在当地，大部分女人都是18岁就生完孩子，然后出去打工。
《贵州市流浪儿童问题研究》一文介绍，从“五普”资料推算，毕节地区7岁-16岁少年儿童的数量居全省之首。2000年人口普查0-4岁组和5-9岁组儿童，至今已经成长为8-12岁组和13-17岁组的少年儿童，这正是流浪儿童年龄分布的主要阶段。
村民们称，村里每家的光景都“差不多”，但陶家的孩子太多，陶进财的儿女均已外出打工，留下七个孙子，他“根本没有精力来管陶中林这一辈”。这次出事的五个孩子，仅有陶中井还在读小学六年级，其余四个都辍学在家。他们每天在山上疯跑，偶尔放放牛。孩子们都会煮稀饭，但时常吃不饱。
陶进财家里养的鸡，“隔三差五就被这些孩子偷去吃一个”。村里小卖部的老板汤明强称，有时候，孩子们也会爬上一些水泥房的屋顶去偷瓦卖钱，然后在小卖部换点吃的。更多的时候，是直接在小卖部“顺走”点吃的，“真的很可怜，我看见了也不想说他们。他们去外面乞讨，也许会过得更好一点吧”。
面对一波波的记者询问，陶家的亲戚们时常无法回答一些细节问题。甚至，连某个孩子多少岁，某个孩子的名字究竟叫什么，不同的亲戚亦都会有不同的答案。这几天里，陶家80多数的老祖母不停地哭，吃不下饭。
远在深圳拾荒的陶学元和陶元伍，事发后很快坐飞机回到当地。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坐飞机，机票钱是政府支付的。截至11月21日，他们仍然没有回到村子里，也从未在记者面前露过面，只是在官方发给媒体记者的书面材料中，他们曾为孩子们的死说过几句话。
家住陶进财家隔壁的吕婆婆或许是村里最后见过这些孩子的人。11月5日，五个孩子出村的路上，遇见吕婆婆。吕婆婆问，你们又要去哪里？“出去混。”孩子们说。
不归路
这一去，竟是他们的不归路。
这些孩子跑出去好几天不见踪影，人们已习以为常。村民们几乎都知道，2011年6月，这五个孩子曾经跑到毕节市大方县，后来被大方的警察送到毕节，再由毕节警察送回来。五个孩子是坐着警车回来的，警察和家长在路边签字，几个孩子就从警车上跳下，飞跑进大山，再次不见了踪影。
2012年1月，这五名孩子就曾经被当地媒体拍到合影，他们在街头变压器箱边不足两平方米的封闭空间内住了十余天。此后，他们曾被送往毕节七星关区民政局的安置点，并留下合影。
据当地媒体《乌蒙新报》此前报道，这些孩子六次跑出去，六次被民政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找回来。民政局救助站工作人员说，这些孩子特别调皮，白天答应乖乖在救助站，但是晚上便撬开门窗跑了。2012年1月12日，民政局给陶冲的父亲打电话，电话那头，陶元伍说，“我不要了，他们爱到哪里就去哪里。我们现在在外面打工也很难。”（引自《乌蒙新报》报道）当时陶冲对民政局的人说，“不想回家，妈妈已经嫁人了，回家要被爸爸打，他一喝酒就打我，有时候把我按在地下打，我真的不想回家，只要你们叫他接我，我就要逃跑”。（同上）
他们还因为肚子饿，去过学校周光地老师所在的寨子里偷东西吃，被人追着打。周光地将孩子们救下，给孩子们做了饭，让他们吃饱之后，找了个车，把他们送回来。同样是车刚刚打开车门，五个孩子再次跑到大山深处。
11月5日，周一，陶中井没有去学校上课，他的座位是第一排正中间，空荡荡的。班主任郑少权当天下午放学后就准备去家访。走到村口，遇到陶进财。陶进财说，“前一天就跑了，不知道去了哪里。”郑少权吩咐，尽快让陶中井回学校上课。
陶进财给几乎所有的亲戚都打了电话，问了一圈，亲戚们都表示，几个孩子不在。陶进财没有报警，他觉得，孩子们总是会回来的，就和以前一样。
11月16日，郑少权再次家访，得知几个孩子仍然没有回来。他又带了几个懂苗语的学生，准备问问孩子的祖母到底是怎么回事。
郑少权今年9月才来到这所小学。全校188个学生，八九个老师。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他说，“我真的尽力了。”
校长周旺至今表示“无法理解”：为什么学校有免费午餐可以吃，有免费的学可以上，孩子仍然不愿意上学？为什么我比他们的家长还关心他们？即便如此，悲剧还是发生了，“非常痛心”。
毕节的流浪儿
最初，毕节官方对从外地赶来的记者严防死守。然而很快，越来越多的记者赶来，当地政府官员显然已经无法控制舆论的进一步发酵。
11月20日，毕节市官方宣布，已对有关人员作出处理。事发地七星关区分管民政工作的副区长唐兴全、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区长高守军停职检查，同时接受组织调查；七星关区教育局党组书记、教育局局长张羿，区民政局党组书记、民政局局长焦中华，海子街镇党委副书记、海子街镇镇长穆元兴三人被免去职务；海子街镇中心校校长吴康琴，擦枪岩村干沟小学校长周旺亦被免职。
当晚，官方还宣布要“深刻吸取教训”，对全市范围内的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并“进行地毯式拉网排查”，“力争做到流浪乞讨人员早发现，早救助”。
11月21日，事发地的垃圾箱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毕节，由这几个孩子的死亡引发的讨论，似乎已经逐渐归于沉寂。周边的居民，已不再愿意向记者讲述当天早上围观的情况。
在离出事的地方不到十米处，尽管这里无法过马路，亦不是交通事故高发区，但已经有一个摄像头开始工作。未来，这里可能再也不会有流浪儿童可以躲进垃圾箱了。
没有人知道这个摄像头是何时安装的，不过效果显著——事发后四天，财新记者前往现场拍照不到十分钟时间，就有警察赶到了现场。
但是，在毕节，流浪儿童远不止这五个孩子。当地一个叫李玉的青年，三年前在游戏厅中结识了两个十岁左右的流浪儿童，并与他们“做过朋友”。两个孩子是扒手，“每天偷来的钱都要交给一个大人，然后这个大人会给他们一些钱去买吃的。如果没偷到足够的钱，就没有饭吃，也可能被打”。
后来，这两个孩子离开了当地，与李玉失去了联系，但李玉此后开始特别关注毕节的流浪儿童。李玉说，毕节的流浪儿童非常多，“你去公园路、南关桥附近看看就知道了”。
11月20日夜间，财新记者前往上述地段，没有看到流浪儿童。在五龙宾馆附近的一座桥下，一名守公厕的大爷说，“就在对面那个桥洞里，以前经常住着八九个流浪儿童。”这些孩子“有的脏兮兮的，有的穿得很好，还染头发”。他们往往在凌晨时分，趁着大爷睡着以后来上厕所，“拉完就跑，从不给钱”，但他们“从不在他们住的桥洞里拉尿”。
沿着河的两岸，有一排搭着帐篷的烧烤摊，多名摊主都称，经常在条街流浪的儿童至少有“十多个”。白天他们就在附近乞讨，晚上在烧烤摊烤火，“有时候烤一会儿火就去乞讨一个小时，冷了再回来。”烧烤摊往往开到夜间一两点，关张之后，孩子们就回桥洞里睡觉。
摊主们经常会给他们弄点吃的，天冷了，也送点衣服。一名摊主说，“我上次想给一个孩子送件衣服，他不要，说，穿得太好了，我就讨不到钱了”。
毕节的流浪儿童究竟有多少？目前并未有准确的数字。据2008年贵州大学余丹的硕士论文《贵州市流浪儿童问题研究》显示，贵阳市的流浪儿童主要来自贵州省的九个地州市，来自本省的流浪儿童占87%，其中来自毕节的就占到了37.6%，第二位是本地（贵阳市）的，占10.8%。
该论文称，流浪儿童的总体趋势是从农村流向城市，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有的流浪儿童也会在冬天有意识地到昆明、广州等比较温暖的地方过冬。
如今，无论是垃圾箱、拆迁工地，还是地下通道，都已经没有了这五个孩子的欢笑声，连他们居住过的痕迹都在逐渐褪去。
当财新记者问及平常那些流浪儿童目前的下落，这些摊主也突然发现，原本每天游荡在各个街道的孩子，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原本每天都会被丢在桥洞里的破被子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午夜时分，有官员模样的人，穿着羽绒服，拿着白酒瓶，守候在桥洞口。寒气逼人，他们不时地喝上几口。
没有人知道那些一夜之间消失的孩子们究竟去了哪里。但这些与他们有过交集的人们，包括守公厕的大爷、烧烤摊的小贩，都坚定地对记者表示，“过几天，总是会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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