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选举中,政治人物可以用选民的个人经济利益来引诱和争取他们,在相当的程度上也确实是有效的手段,但是,美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伦理价值观还是对许多选民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把这些价值观也当作与他们息息有关的自我利益。”

 美国的总统竞选中,候选人总是尽量诉诸于选民的“私利”意识,也就是选民的自我利益,就算提到国家安全(例如,本拉登之死)和美国的国际作用(如坚持民主和人权的价值),那不过是次要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不涉及选民自我利益的选举是很难动员选民积极参与和投入的。

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初访问美国时就已经注意到,美国公民的参与方式不止是到投票站去投票,他们更愿意通过社群公益(其中包括了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只是通过个人的投票参与民主政治。他说:“很难使一个人放弃自我去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因为他不太理解国家的命运会对他个人境遇发生的影响。但是如要修筑一条公路通到他家园,他马上会知道这件小公事与他的大私事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必告诉他,他就会发现个人利益和全体利益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因此如果让公民们多管小事而少操心大事,他们反而会关心公益,并感到必须不断地互相协力去实现公益。”民众总是通过与他们息息相关的身边小事,才能理解国家大事与自己的关系。

但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选民来说,什么是他的自我利益呢?他就一定知道那些被他看成是自我利益的,就真的是他的自我利益吗?美国媒体上常常可以看到《你正在违背自己的利益投票》或《投票:符合你自己的利益吗?》这样题目的文章,旨在“帮助”选民认清自己的利益。虽然自我利益在美国是投票的一个重要驱动力量,但它并不能充分解释选民们在投票时似乎与自我利益不符的选择。

在许多与自我利益不符的投票行为中,最令观察者和政治分析家不解的便是“劳工阶级把票投给保守党”的现象,也就是低收入的选民不是把票投给自称代表他们的民主党,而是投给了被认为是代表富人的共和党。不仅美国有这种现象,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也有。2012年6月5日英国《卫报》就曾刊载纽大学教授海德(JonathanHaidt)的一篇文章,问道,“在许多国家,蓝领选民在看上去不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与政治保守派联盟,……为什么工人阶级的个人把票投给保守的候选人呢?自从里根得到了许多工会成员、农夫、城市天主教徒和其他相对无权者们的选票,形成了所谓的‘里根民主党人’以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在令美国左派头痛”。

许多左派人士对这种现象的惯常解释是,这些劳工选民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他们被一些“文化问题”的迷惑,忘记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些文化问题包括同性恋婚姻、堕胎、个人拥有枪支、政府权力限制个人自由、基督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等等。在美国,经济的自我利益并不是每个选民唯一看重的自我利益,许多选民还把维护他们生活中的价值也看成是重要的自我利益,这些价值包括稳定的家庭、社会道德秩序、个人自己的事不要政府干涉、自由企业不要政府干预,等等,这些都是自从里根以后共和党所一贯主张的。

与共和党不同,民主党以另一些主张来吸引选民,例如承诺保护或扩展保护穷人和老年人的福利、为中产收入家庭减税、帮助青年学生获得低息贷款、推行有利于低收入者的全面健保等等。但这些政策往往是以扩大政府范围和权力为代价的,而“大政府小社会”则与许多经济政策受惠者的其他自我利益不尽相符。海德指出,个人在经济利益之外,还有道德利益(moralinterests),在有些情况下,道德利益似乎比经济利益更直接影响选民的行为。

《纽约时报》记者艾普鲍姆(BinyaminApplebaum)在明尼苏达州发现,那里的选民有的虽然直接得益于民主党政府的帮助,但还是会把票投给共和党。在明尼苏达州的林斯屈姆(Lindstrom)有一个名叫凯·古尔布兰森(KiGulbranson)的选民,开一个T恤衫的印字铺子,每年从政府的小企业收入税减免得到几千美元的好处,他的孩子们享受由联邦补助提供的免费早餐和午餐,他88岁的老母亲曾经两次免费做了股骨手术。但是,他却偏偏替茶党印制T恤衫上那些反对政府的文字,认为那也是他自己的观点。古尔布兰森对政府的帮助似乎一点也不感恩,他对记者说,“我又没有要求政府为我做这些”。

像古尔布兰森这样的选民在美国也许还有不少,他们不是不知道在自己的小铺子或小镇之外的事情,他们确实是从政府那里得到了金钱方面的些许帮助,但那钱是从其他纳税人那里来的,不是政府恩赐的。奥巴马政府是给了古尔布兰森这样的小民一些好处,但这个政府给大企业的补贴却要超过百倍千倍,其中包括救援因“欺诈门”而陷入困境的高盛集团、出台优惠通用电气公司的政策等等。奥巴马上台后扩充政府规模,民众从2010年就开始掀起反对声浪,随着奥巴马政府主导的健保计划引发争议,大政府问题更加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在这次大选中,反对政府扩大规模和权力不仅是一个经济的争议点,而且也涉及了美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伦理价值观。

在美国的选举中,政治人物可以用选民的个人经济利益来引诱和争取他们,在相当的程度上也确实是有效的手段,但是,美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伦理价值观还是对许多选民有
相当大的影响,他们把这些价值观也当作与他们息息有关的自我利益。这些价值观比个人一时一地的经济自我利益,更清晰地形成了美国的民意。在这一点上,任何政治人物,就算是总统,也不能充当他们的导师、舵手或总设计师。他们只能是民意的执行者,而不是塑造人,更不要说是强迫民意乖乖顺从他们的统治目的和意图了。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作家。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cf1f30102dzx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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