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别建在我家后院！”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网络、在街头喊出了这句话，并且让事情发生了改变。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12年10月29日傍晚，宁波政府承诺不再建设PX项目。一个星期的激烈冲突，从镇海区蔓延到宁波市区，游行抗议、打人抓人，事件以官方的让步结束。
这样的事件早已不是第一次。2007年以来，厦门PX项目、大连PX项目、什邡钼铜项目等项目已经让当地民众大规模地走上街头表达诉求，乃至造成冲击政府机构的剧烈冲突。
可以想见的是，中国在接下来还将迎来更多这样的“邻避运动”—— “邻避”，意为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产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的心理，并采取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
本期1510周刊，关注发生在我们自家后院的“邻避运动”。
“邻避运动”起源于欧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法治、政府管理和公民参与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在中国，邻避运动近年才出现，崔筝报道的2011年北京西二旗居民反垃圾场项目即是一例。“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邻避运动正成为一个潜在的冲突源”。
对于宁波人民来说，PX项目的停建，是一种胜利吗？易鹏认为，项目的停建总体上是一个双输的结局：“这必定会影响到宁波在区域发展格局的竞争力，而且影响也会波及到宁波老百姓的收入。”至于发生冲突的原因，这次宁波事件和之前的大连、厦门一样，“让老百姓参与、知情方面都做得不够，政府习惯性为民做主的思维依旧存在，最终导致了项目卡壳。”
除了应该在项目上马前扩大公民的知情和参与，谭翊飞和贺涛还提到，相应的配套改革并不可少。无论是什邡还是启东的大规模环境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目标很明确——停止建设某个工程。这种现象也让化解相对容易，只要项目停止建设，群体性事件的动员基础就瞬间消失，事件能较快平息。“不过，这种简单粗放的处理方式往往造成多输局面”。其实，从国外应对邻避免运动的经验来看，已经形成了两大协商方式：回馈补偿和缓解风险。而这些方式的实行，都要建立在法律和制度配套改革成功的基础上。
邻避运动的发展还与社会的民主程度有关。冷哲认为，“民”要想做好“主”，就必须具备搜索信息、读取信息和判断决策的能力。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有一些基本的方向可循，比如把政府的公示制度做好，实现教育和就业的公平化。
相比起中国大陆邻避运动的短暂历史，台湾的邻避运动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台湾不大，但有四座核电站。郑东阳在文章中介绍了台湾的兰屿反核事件，引入了台湾的“公害选址”制度。这个制度的原则是“专家负责选址、民众有权否决”。而在香港，对于邻避事件，“每个人可上网查询区域规划及项目环保报告，可申请旁听环保咨询会议，还能提出司法复核。”
最后再回到中国大陆。何艳玲以美景花园的反变电站事件为例，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式邻避运动的特殊性，并且认为涉及具体利益诉求的邻避冲突的存在是当代中国城市中的常态，因此重要的问题不是有无冲突，而是能否把这些冲突纳入制度化途径，即建构一种基于“制度缓解”的、恰当的邻避冲突解决机制。在这一系列环境邻避事件的背后，田飞龙和王又平认为是“环境政治”在中国登场的表现。对于事件的解决，不管是厦门PX的“善治”模式还是什邡的“停工模式”，最终还是要回到政府对于信息公开的治理和对政治治理路径的探索上来。
看来，对于那些要建在我们后院的工程，不仅仅是说声“不”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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