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委员会”的与众不同在于“独立支出”，即该机构不能同其所支持的候选人进行沟通，亦不能在政治活动中进行协调。而之所以被媒体冠以“超级”的绰号，则是因为个人或机构向这种委员会进行捐款时，没有金额上的限制。在美国这样一个金钱和政治紧密难分的社会里，“无上限”的捐款，自然会带来“超级”的政治影响。”
无上限捐款带来的“超级”政治影响
2012美国大选刚刚拉开帷幕，一件新式竞选武器就开始发威了，那就是“超级政治活动委员会”（SuperPAC，以下简称“超级委员会”）。
在美国，候选人参加政治选举，或者一些社会机构想要对各级政府议会的立法行为进行影响和游说时，需要成立“政治委员会”来向社会募集资金，然后通过该委员会进行各种政治活动。
“超级委员会”的与众不同在于“独立支出”，即该机构不能同其所支持的候选人进行沟通，亦不能在政治活动中进行协调。而之所以被媒体冠以“超级”的绰号，则是因为个人或机构向这种委员会进行捐款时，没有金额上的限制。在美国这样一个金钱和政治紧密难分的社会里，“无上限”的捐款，自然会带来“超级”的政治影响。
今年3月6日，美国共有10个州同时举行共和党初选投票，即俗称的“超级星期二”。这也是“超级委员会”初次大展神威登上舞台的时候。在迄今为止的共和党初选中，这些政治组织通过广告投放等活动，极大地影响甚至左右了一些州的选举结果。
比如在第一个举行初选的艾奥瓦州，前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ringrich）在投票前一个月的时候还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但是在这一个月中，支持另一个候选人罗姆尼的“超级委员会”投入大量资金在电视上做广告，对金里奇展开全面攻击，到了投票日，金里奇只得到了13%的票，排名第四。
金钱与民主的博弈
“政治行动委员会”作为一种政治选举组织，最早出现在美国政坛是在上世纪40年代。当时美国的一些支持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的工会组织成员，为了绕过当时工会不能直接向候选人捐款的法律规定，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向工人直接募集政治捐款。
在2010年以前，美国的选举法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向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每次选举不能超过5000美元。但是这个规定，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而被改变。
2008年，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作为候选人参加民主党总统初选。一个叫做“公民联合”（Citizen United）的组织制作了一个攻击希拉里的纪录片打算在电视上播放，后来地方法院裁定，这个纪录片性质上等同于竞选广告，在播出时间和制作费用上违反了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公民联合”于是将此事诉诸最高法院。
2010年1月，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当时施行的相关选举法规违宪。根据这个判决，美国的商业公司、工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向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时，不应该有数额限制。
这个判决结果一经公布，立刻引起美国舆论大哗，不仅媒体对这个结果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总统奥巴马也在国情咨文中指斥这个判决是民主的倒退。反响如此之大，是因为对公司政治献金的限制，是美国选举财务法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在美国历史上，政治捐款同竞选政治几乎是相伴而生的。在1828年的总统选举中，安德鲁·杰克逊发动了第一次有组织的政治竞选活动。通过有计划的发动各种集会和活动宣传自己的主张，号召选民为自己投票。通过这种直接向选民宣传的竞选方式，杰克逊顺利当选美国第7任总统。而四年之后，美国的一家银行因为杰克逊的政策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便拿出相当于今天100万美元的资金试图阻止杰克逊的连任。
1867年美国通过了第一个对选举捐款进行限制的法律。1907年的提尔曼法案（Tillman Act）则是第一个对选举捐助进行全面规定的竞选财务法。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便是明文禁止银行、公司对政治选举进行金钱捐赠，以消除金钱对民主选举的影响。此后的一百多年中，美国相关的法律几经变革。在对商业机构进行限制的基础上，又陆续出台了要求竞选财务公开，对联邦选举竞选金额进行限制等内容。
在美国选举财务法案的变革和进化过程中，国会和最高法院一直是两种对立的力量。往往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马上便有一些政治团体对其内容提出挑战，一路告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又往往同国会意愿相左，对新的法律痛下杀手。
前述攻击希拉里的“公民联合案”便是持续多年的斗争中的新的一章。最高法院认为，政治捐款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不应予以限制。而工会和公司是由具体的公民构成的，所以应该享有同普通选民一样的权利。
但是最高法院也考虑到无限额捐款可能带来“重金购买有利政策”的“副作用”，所以在新规定中贴了一块“补丁”，要求接受无限捐款的政治委员会不能同候选人进行沟通，要保持“独立”。
高法的这个判决最初只对公司和社会机构进行了规范。但是在两个月后，一个地方法院在这个判决的基础上进一步判定，个人也可以向“政治行动委员会”无限捐款。于是“SupPAC”应运而生。
美国大选是一场金钱与民主的较量，但游戏规则并非单一和一成不变的，已经历了近百年的各种政治势力的博弈。
助选“双刃剑
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12年有近400家“超级委员会”筹集了1亿多美元的竞选资金。参加共和党初选的几个主要候选人，其背后都有一个或者数个“超级粉丝”鼎力相助。其中最为财大气粗的是支持罗姆尼的“重建我们的未来”（Restore Our Future），共筹集了3600万美元。排在第二位的是一个支持金里奇的“超级委员会”，筹到了1300多万美元。
这些超级委员会的资金来源，除了小额选民以外，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亿万富翁级别的捐赠人。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支持金里奇的“赢得我们的未来”（Winning Our Future） ，几乎所有资金均来自拉斯维加斯经营赌场的谢尔顿·阿德森。安德森曾公开表示，为了能帮助金里奇当选，自己可以捐出1亿美元。
有了强大的金援助力，像桑托勒姆和金里奇这样底子薄、队伍小的竞选团队，在往年可能会因囊中羞涩而功败垂成，今年却可以靠外援来攻城掠寨，成为令人瞩目的黑马。
在今年的选举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超级委员会与其助选对象之间的“默契”。在某个州即将要举行选举前，候选人去出席各种活动、站台拉票，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支持这个候选人的“超级委员会”则在该州电视上大打广告，抹黑对手。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分工明确，配合无间。
因为超级委员会往往由专业政客操控，对选情判断十分精准，根本不需要跟候选人的竞选团队直接沟通。而且委员会的首脑，往往也是候选人的老部下、前幕僚，所以最高法院给“超级委员会”贴上的“独立补丁”在现实中形同虚设。
不过虽然“超级委员会”战功赫赫，但是由于大量资金被投入到对竞争者的攻击当中，虽然某个候选人可能一时得益，但是共和党的整体形象却在选民中受到损害。而且由于“外援”加盟，使战线加长，虽然黑马选手得以在持久战中幸存，但是长时间互爆家丑，几个月下来，几乎每个候选人的支持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起码目前看，可以说，“超级委员会”助推的一场混战之中，没有真正的赢家。找“超委会”助拳，颇有些“饮鸩止渴”的味道。
尽管副作用明显，但是在选票的巨大的诱惑面前，没有候选人会对“超级委员会”说“不”。就连曾对高法院判决公开表示不满的总统奥巴马，看到“超级委员会”在共和党初选中的巨大杀伤力，也不得不“与时俱进”，在今年二月改变立场，鼓励选民给支持自己的“超级委员会”捐款。
从美国以往大选的经验来看，90%以上的选举中，都是资金最多的那个候选人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毫无疑问，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金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超级委员会”便是这种金钱政治中最新出场的一个生力军。
不过，也要客观地看到，虽然金钱对选举结果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能否左右政策的制定，却不那么肯定。三位麻省理工学者在对1976年到2002年间的几十项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结论，大多数情况下，政策制定并没有受到选举中政治献金的影响。
今年“超级委员会”的一些主要捐赠人也表示，自己出巨资支持候选人，主要是出于政
治理念和立场上的认同。虽然在选举策略上彼此配合心有灵犀，但是在政治主张上“超级委员会”却保持对候选人绝不干涉的立场。
即便如此，美国各界对“超级委员会”主体上仍持否定态度。很多政治组织已经在积蓄能量，筹划通过立法或者其它途径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决。在今年选举中大展拳脚的“超级委员会”，搞不好在四年后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杜剑峰，美国波士顿大学博士后。原文刊载于《社会观察》杂志2012年第04期。原文链接：http://www.guancha.cn/life/2012_04_06_68508.shtml）
拓展阅读：
詹姆斯·班内特：新代价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2/10/the/30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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