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小叶 来源:文汇报


图片作者:张小叶
图片说明:滴水铺小学的学生八成是留守儿童。 均本报记者 张小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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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滴水铺小学的留守儿童,大部分人吃住都在学校,老师当起了孩子们”监护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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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叶娜卧室的一面墙上贴满了奖状。从小成绩优异的她,成了这个贫穷家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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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佳佳不满6岁,但双亲不在身边,只能住在当地的小学里。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留守儿童数量占到七分之一。本报记者近日走访了陕西省一所典型的留守儿童学校,记录下孩子们真实的境遇和感受 被留下的一代

本报记者 张小叶

■长途汽车司机徐师傅说,每次过完年后,他都要把一车车农民工送上返城的路,“这每一车啊,都很难准点开。那些孩子一边哭,一边跪在地上,死死抱着父母的腿。”

■当了20年乡村教师的王康告诉记者:20年前,农村的孩子“赤脚上学、借火看书”,坚信知识才能改变命运;20年后,孩子们心中却过早萌发了拜金主义,初中毕业后就想跟爸妈去城里打工。

陕西省宁强县滴水铺小学,距离县城20公里,被群山环绕,是一所典型的留守儿童学校。88名在校学生中,八成以上是留守儿童。由于当地资源匮乏、经济落后,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都选择了进城务工。同时,伴随着贫困的,还有当地居高不下的离婚率。近几年,几乎每十个学生中,就有一个来自单亲家庭。

在这里,每一个远离父母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每每提及对父母的思念,他们都会止不住泪水涟涟。因为留守而引发的一系列儿童教育、监护和心理健康的问题也牵动着人心。许多人认为,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困境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如何让这群孩子拥有一个完整的童年,应当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的良心和责任。

小叶娜的心事

叶娜说:“我给你看妈妈的模样。”但相册里没有妈妈的照片——所有的照片都被拿走了。她皱起眉头,再次意识到这个残酷事实——妈妈已经离开了她的生活。

2011年春节,是叶娜记忆里最后一次见到妈妈。离开那天,门外漫天白光,妈妈逆光站在门口,在她的视野里留下一道被拉长的阴影,让这个8岁的小女孩毕生难忘。

和这个年纪的孩子一样,叶娜也习惯用“无忧无虑”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的童年。出生7个月时,她就被父母带到了打工的地方生活。那个要换好几种交通工具才能抵达的地方,有着和老家截然不同的美景:天空很蓝,大地辽阔得看不到头,推土机在荒地上“欢快地跑”——这一切,构成了她童年里最甜美的回忆。

4岁以后,叶娜回到了村里,就在当地上了学。

小学没有地理课,但叶娜却早早地建构起了对空间的认知:新疆,是父母打工的地方,它在太阳落山的方向,在版图上形似翘起的尾巴,而自己的家乡滴水铺,处在陕西省最南边,是“雄鸡”的中部。这段漫长的距离,不仅意味着截然不同的风景,还意味着一天一夜的奔波、一月两次的电话和一年一会的思念。

更糟的是,8岁时她失去了母爱。

叶娜的“不对劲”,是她的班主任先发现的:“这女娃整个人突然变得安静了,除了上厕所,就没见到她离开座位。”

“她妈春节的时候走的,不回来了。”没费多大功夫,老师就从其他孩子那里知道了原委,村里那些家长里短的事,总是没几天就会传到孩子们的耳中,“她妈嫌家里穷,改嫁咯!”

叶娜的故事并非孤例。在陕西省宁强县滴水铺小学,因贫困或长期分居而离婚的家庭比例高得惊人。“十来个学生里,就有一个父母离婚的,而且每个学期都会冒出新的单亲家庭。”校长姬正义说。

“在咱们这片山里,嫌穷改嫁的女子可多啦。”在半山腰的老土屋里,叶娜的爷爷一边搓着玉米棒,一边和前来家访的老师说,“我跟儿子说,咱家女娃模样漂亮,成绩又好,将来出息了,就该是不要家的媳妇后悔了。”

叶娜坐在边上,默不作声地听着爷爷絮叨近些年来的家事:“屋子是2009年盖的。地震把老房子震塌了,家里只有1.8万元积蓄,不够盖房,所以到处借了3万。”爷爷说话的时候,叶娜就把装满玉米粒的簸箕倒进旁边的箩筐。玉米粒加麸皮搅拌后,就是鸡饲料。

尽管父母在外打工已逾9年,但叶娜家的条件还是捉襟见肘。新房的土墙材料是最原始的砖块、泥水和麦秸碾料。屋顶上的瓦片,有不少已经残破。在这间常年暗沉沉的土屋里,女孩叶娜,就像一个发光体,爷爷奶奶只要朝她身上一望,眼神就会发亮,语气也随之振奋,她给家人辛苦、沉重的生活带来了盼头。

5年前,叶娜被父母送回老家,爷爷奶奶没精力带她,就早早地把她送到了学校。奶奶至今仍记得爷爷第一次拉着孩子的手送她去上学的情景,她倚门看着爷孙俩下山,直到消失在树林深处:“(孩子)背影小得跟个猫儿似的,书包一背就看不见人了。”

“她和山里其他的孩子可不一样。”爷爷总爱把客人带去叶娜的卧室,那儿的一面墙上贴满了孩子从小到大获得的奖状,“有一回她对我说,爷爷,我以后最起码要当医生,或者教师。”

那天,我和叶娜坐在一起聊天,她说要给我看妈妈的模样。但翻了好久相册,却发现所有妈妈的照片都被拿走了。她皱起眉头,再次意识到这个残酷事实——妈妈已经离开了她的生活。爷爷缩着头站在房间门口,犹豫了好一阵,从床底拖出一个箱子来,翻出了两张儿子儿媳的结婚照。

“这就是妈妈。”叶娜抚摸着照片上和她眉眼相似的年轻女人,沉默了很久,似乎回忆与妈妈相伴的时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最终,叶娜什么也没说,再抬头的时候,已是满脸泪水。

王老师的“悲哀”

在每年的学生作文《我的理想》中,孩子们的理想变得单一起来,向钱看齐——“初中毕业后我要随爸爸妈妈出去打工”;“以后想做生意,当老板,赚大钱。”而想当医生、教师、科学家的越来越少。

“当老师的这20年来,我是看着中国的留守儿童是怎样出现和成长的。”乡村教师王康说。每当提到这一点,他的心里就“充满了悲哀”。

王康执教的第一个班,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初三班级,班上学生的刻苦程度超乎想象。王康说:“许多人熄灯后就伏在老师的办公室窗前,借着灯光看书。”后来,这个班33个学生中,有8个考上了大学,3个进了大专,后来都“进了编制”,成了国家干部。

当被问及当时的农村娃“赤脚上学、借火看书”这些让城里孩子倍感励志和惭愧的细节时,王老师点头证实:“没错,就是这么拼。倒不是农村娃个个天生爱读书,这都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如果不好好读书,就得一辈子在深山里种地。那时人们深信,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变化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在当时刚满20岁的王康看来,价值观的标杆开始不同了,“80年代,即使最偏僻的山沟沟里,大家也点头承认‘读书人最有出息’。但后来,村民更关心如何致富。”

当“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出现在农村的同时,知识似乎开始变得“廉价”起来。

上世纪90年代末,进城务工的浪潮开始涌现。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希望通过打工的方式,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逐渐冷清、荒芜的村庄,和第一代留守儿童。

“到了这一代留守儿童,看到父母没读过什么书,靠打工也能赚那么多钱,孩子们的心理开始失衡。”王康说。在他的学生中,许多人已经过早萌发了拜金思想。在每年的学生作文《我的理想》中,孩子们的理想变得单一起来,向钱看齐——“初中毕业后我要随爸爸妈妈出去打工”;“以后想做生意,当老板,赚大钱。”而想当医生、教师、科学家的越来越少。同时,由于缺乏父母管教,许多年幼的孩子甚至误入歧途。

今年12岁的刘凯便是一例。王康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模样:一脸稚气的男孩,却染着一头“黄毛”。他被“神情疲惫”的父亲送到滴水铺小学,这样的入校方式并不算光荣——因为他是被县城小学“劝退”的。

刘凯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收入还算不错。为了弥补不能陪伴孩子的遗憾,他们让爷爷奶奶每周给孩子20元零花钱,结果这些钱全被刘凯用来上网了。县城小学的老师打电话来联系转学事宜时,告知了“劝退”的原委:“那个周五,他跟学校说回家,跟家里说住校,结果两边都没去,跑去网吧泡了两天。自从迷上网络,这孩子的成绩越来越差,最近一次统考直接交了白卷。”之后的语气近乎无奈,“我们的评定是有成绩指标的,不能让他这样拖后腿……”

王康说:“那天我拍着他的肩说,刘凯啊,你到镜子里看看自己的样子,这样真的好看吗?去村里的理发店,剪成板寸再回来上学。”

当我在教室里找到刘凯时,男孩靠在窗边,头发已经恢复成了黑色。他说,现在最喜欢上语文课,“因为喜欢王老师。”在一片澄黄的阳光里,他的表情包含着一个孩子所能理解的全部感激,“因为王老师,他不放弃我。”

孩子们的孤独

随着年岁增长,童年的留守经历在孩子们身上的影响逐渐显现,一大批学生到了初中毕业就辍学了。而没有学好文化就外出打工,大部分人的未来是越走越窄的。

12岁的王小莉,今年开始在滴水铺小学读六年级,她也是个不久前才来的转校生,现在就住在距离学校一公里的半山腰上的一间土屋里。土屋残破不堪,连一件像样的家电也没有,是她爸爸每年花500元向别人租来的。

一年前,王小莉的父母离婚了。她爸爸带着一对儿女,翻了几座山,换了个地方生活。他说,这么做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彻底割裂和妈妈的关系。

“这些都是农村人真实的想法。男方觉得离了婚,孩子就跟前妻没关系了;女方也觉得若跟前夫的孩子太亲密,难免影响自己未来的生活。”校长姬正义说。因此,父母离异,对像王小莉这样的山里孩子来说,很可能意味着永远都见不到父母中的一方了。

为了照顾孩子,王小莉的爸爸没有外出打工,家里的几口薄田种的粮食只够自己吃,收入几乎是零。

尽管王小莉的成绩很好,她的班主任王康认为“若是给她换一个家庭环境,这孩子百分之百能上个好大学”。但六年级开学没多久,王小莉跟老师谈心时就说:“我初中毕业就打算去打工,赚钱供弟弟读书。”

“在宁强县,基本上所有学生都能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没有经济压力地读完初中。”王康说,“但是再往上,就有一大批学生辍学。像王小莉这样因家境贫困不得已想外出打工的学生毕竟是少数。厌学现象实际上普遍出现在留守儿童身上。祖辈的过分溺爱、父母管教的缺失以及过早萌生的拜金主义,让他们根本就不愿再读下去。”

这也是王康老师“内心悲哀”的原因:“打工当然也是一种谋生方式,但是没有学好文化就去外面闯荡,大部分人的路是越走越窄的。孩子们的父母这么辛苦地在外边打拼,做水泥工、挖煤、开荒……也是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孩子能够不能么辛苦,能够做一份体面的工作。”

下课铃声响了,校园变得沸腾起来。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从教室里跑出来,在山雾浓重的操场上疯跑、欢笑。

滴水铺小学,这座被深山包围的小学校,此时此刻与其他学校并无不同。

“大部分时候他们活泼开朗。”在学校专设的“留守儿童之家”活动室里,负责相关工作的教师刘红告诉我,“但缺少亲情是他们心里的一层痂,每当掀开就流血不止。若是不与他们细谈,你不知道孩子们为此流过多少泪,承受过怎样的孤独。”

“留守儿童之家”是一间活动室,三面围着软沙发,一头摆放着一台大屏幕电视机。每隔两周,学生们就会在这里组织活动:看电视、做游戏、互诉心事……不少孩子反映说,这种“亲友会”般的活动形式让他们找到了“心灵的慰藉”:“感觉身边的同学都是兄弟姐妹。”

读四年级的王倩,已经4年多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了。“从我上小学以后,他们就从来没来看过我。”每每说到这里,王倩就忍不住掉下眼泪,“我拿了好成绩、主持班级活动、做升旗手……我做了那么多事情,他们一次都没看到过。”

“我爸爸已经很久没回来了,但是每次看到他还是感到很亲切。”读六年级的姚莹莹说,“我每天都想给爸爸打电话,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只能说,我会好好学习,也希望他在外面当心身体。”

“这些孩子有多痛苦,咱们理解不了。”徐师傅说。他是个长途汽车司机,每次过完年后,他都要把一车车农民工送上返城的路,“这每一车啊,都很难准点开。那些孩子一边哭,一边跪在地上,死死抱着父母的腿。车上没人敢下去劝,想想被自己撇下的孩子,都忍不住哭啊!最后还得靠我们司机,一个个地拉开,一个个地推上车。这种场景,旁边看的人都受不了。几年没见,关系怎么还能这样亲?可这就是亲情,他们就是这样亲……你说这些小孩,该有亲情的时候没亲情,怎么行呢?”

■专家访谈 我们如何关爱留守儿童

近年来,因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广大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2012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达1.5亿,其中农村留守儿童共2200万人,占14.7%。这一现状的存在和对将来社会的影响,已成为无法忽视的问题。为此,记者采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和北京西部阳光基金会秘书长杨晓燕,他们分别从政策层面和操作层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从顶层制度入手

当下,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支教团和志愿者深入农村地区,组织规模不一的捐助、支教和调研活动,帮助当地孩子改善学习和生活的条件。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但要彻底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并不能依靠好心人或公益组织随机、非常规化的帮扶、支教,而应该从顶层制度入手,获得财政、专业社工的支持。

比如,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去购买社工服务,同时提高教师的收入,让他们更多地去承担留守儿童的教育工作。

资金的到位离不开政策支持。现在,国家和各地教育厅都出台了与留守儿童相关的政策,诸如2006年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但杨雄认为,有些文件层层传递下去之后,效应就边际化了。对留守儿童较多的小城市、农村地区,国家应该出台政策,由某个部委办或专业性机构开展专门的留守儿童心理支持工作。“如果没有严格的规定和政策,可做可不做,到了最后谁都不会重视。反之,如果学校达不到标准不能评优,政府达不到标准就要扣分,下面自然会拨经费、出配套措施。”

杨雄还建议,在现阶段,可以通过一个市、一个镇甚至一个村来试点,由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项目,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才能让好的政策真正起到实效。

要把人放在首位

西部阳光基金会是致力于改善西部农村教育和促进社区发展的民间基金会,秘书长杨晓燕带领她的团队深入过许多“留守儿童村庄”,在实践上有大量的经验。

杨晓燕认为,3-6岁的幼童是留守儿童的“主力军”。由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比较难带,在城市打拼的父母往往会把他们留在老家。而3-6岁的儿童又正处在国家基础教育尚未覆盖到的学前教育阶段,地方政府对这一块的投入相对较少。许多农村地区至今没有学前班和专门的幼师,等这批孩子升到了小学,和基础教育的衔接会变得非常困难。

杨晓燕提出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开设寄宿制学校。但如果没有好的师资力量,寄宿制学校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比如,由于教育理念的落后,许多乡村寄宿制学校往往缺少对孩子生活上的关注,音体美课程几乎没有,也没有丰富的课外活动,甚至没有生活老师教授学生基础的生活常识。孩子们每天除了读书就是读书,有很大一部分人产生了厌学情绪。

还有一个问题是,乡村学校的孩子往往在最需要建立社会认知的阶段缺少成人的指导。“正如我们一位志愿者所说,孩子没有成人指导去建立良性的社会秩序,就会形成丛林法则的社会。可以想象,较弱的孩子会受到怎样的伤害。”杨晓燕说。

“只依赖资金是不够的。”杨晓燕反复强调。这些年来,国家在农村教育上的投入不少,很多乡村学校硬件都是一流的,“但是,孩子们最缺乏的是人的关爱,我们要做的也是把人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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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11/03.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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