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雷磊 特约撰稿 习宜豪 发自：宁夏
编者按:在北海、南宁、来宾等传销据点被清理之后，传销者北移至贺兰，将此地发展为培训全国传销骨干的基地。
传销头目鼓吹仇富，渲染“西方经济侵略”，以此增强内部凝聚力；伪造“国家政策”，通过惩戒屏蔽杂音，来维持谎言。
“咱们国家的贫富差距太大，富人不管我们穷人的死活。穷人们就应该自力更生，团结起来变成富人跻身中产阶级。这是国家给我们这个体系的任务。”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在经济领域打压中国，中央汲取了苏联灭亡的教训，让体系在民间从事资本运作，从而富国强民，对抗侵略。”“我们是得到政府私底下支持的，是为了国家经济忍辱负重的爱国者。”
图中这棵枯死了的樟树，被传销组织视为圣树，寓意一个人带两个人的行业死规矩。 （习宜豪/图）
“体系”
连国家宣布“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消息，都被传销者拿来做他们所需要的解读。
蔡志远再次从电视里接收到党和国家的最新指示。这一次的要求是“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播放这则新闻时，蔡志远正在做饭，他连忙打电话通知自己在行业里的朋友，“这真是一个能让整个行业沸腾的好消息。这是国家的目标，也是国家给我们组织下达的任务。”
蔡志远是贺兰传销组织的理论研究人员。十八大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电视机上，看到重要信息时他都会记下笔记反复研读，眉头紧锁。“体系”给他的任务，便是接收、分析中央的最新指示。
贺兰县城这套两居室里，只有寥寥的几件家具。现在，蔡志远只是租住在这里，他是河南南阳人。为了接待客人，他购置了一套一万多元的沙发，鹤立鸡群般摆放在客厅，屋内还种了几株兰草。30岁的主人站在沙发旁边，精干自信，从二楼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贺兰建设中的青黑楼宇框架。
10个月前，蔡志远经过朋友介绍加盟“体系”，学习“纯资本运作”。按照介绍人出生地划分原则，蔡志远的体系被称为“南阳体系”，是贺兰县最早也是比较庞大的体系之一，另外还有“郑州体系”、“周口体系”、“江浙体系”等旁系。“体系”内的长老告诉他，贺兰县资本运作行业创始人就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的张长慈，作为老乡的蔡志远算是“系出名门”，具有正宗血统。
从长老开始往上，便是体系最核心的人力架构。他们神龙见首不见尾，即使蔡志远这样的骨干，也很难见到。
拥有了“贵族”身份，但蔡志远彼时仍不过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初级业务员，处在“体系”的最底端。在“体系”光荣历史的感召下，蔡志远埋头苦干迅速拉来了大量“下线”，他的团队突破了200人。这些人和蔡志远一样成为了“体系”的一分子，他们自称是来宁夏贺兰县搞西部大开发投资扶贫工程的“新贺兰人”。
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蔡志远所在的贺兰传销，属于新兴的“南派传销”。相对于近年来已渐式微、以发展下线兜售实物为特点的“北派传销”，南派传销以“纯资本运作”为最大特点，没有实物，常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西部扶贫”缺少资金的幌子，不断发展下线集资。
如此迅速地成长，蔡志远成为“体系”里的榜样人物。作为曾经的生意人，他活络的头脑和良好口才在此受到看重。“体系”内碰到难搞定的“新人”都会想到请蔡志远，他讲的“国家形势”以及“西部大开发政策”极受称道。在这背后，蔡志远花了大量的时间看电视新闻，上网阅读政策资料。
一次，一个新人听过他“从苏联解体讲到中国未来20年的经济形势”后，兴奋地夸赞蔡志远是他在“体系”里见过最好的讲师。蔡志远当时就恼了，像是受到了羞辱，“我是传道授业，向你传递一个机遇，给你一个创业的机会，怎会是传销讲师呢？”
培植欲望
挣钱者在这里受到无上的追捧，失利者则遭到鄙弃，所有的财富梦想，都有种叫做欲望的燃料。
朋友带来一个名叫小兰的新人，想请蔡志远讲讲课，女孩是个高中生。虽然不太情愿，但作为行业内的口碑人物，他还是应了下来。小兰出生于1993年，家在河南省太康县一个偏僻闭塞的村庄，辍学后去深圳打工，刚被同学邀至贺兰。
蔡志远明白要说服这个贫穷的辍学生，就要给她“梦想”。因为，几乎没有人能抵制欲望的诱惑。当然，首先得辅以温情。
在这之前，体系已经带着这个女孩子游览了体系“圣物”林立的贺兰县城，向她介绍这边的“开发热潮”，圣地欣兰广场也已朝拜过。整个过程，“体系”的志愿者请吃饭、付车费。小兰的家人重男轻女，从小她就只能看着弟弟好吃好喝，而自己则要家务全包，爸妈动辄拳脚相加。在这里，她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
蔡志远跟小兰介绍说，只要她投入3800元钱就可获得“体系”的注册资格，之后可再介绍两人加入。之后，按照几何级数倍增的发展方式，她的下线会越来越多。而按照自己名下份数不同，级别也从低到高分为5个级别，从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到“上平台”成为高级业务员，而在平台上再上三级，她就可以孵化出局，拿到380万的现金。
孵化的过程中，参与者也是有收益的。达到一个级别后，小兰可每月按照“五级三阶制”的分配法则，领取自己的工资，每个级别上的人每直接发展一个份额，都可以得到不同的提成，而老总的提成最多达到52%。
这几乎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小兰在她面前有些羞涩，蔡志远知道她将信将疑，这有点像之前的自己。一年前，蔡志远刚来贺兰时曾有个姑娘向他画图演示“投资3800元钱如何变成380万元”的过程。“要交3万多块钱，还要拉两个人入伙不是传销才怪。”生意场上混的蔡志远不信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听了不到一半，他忍不住“一拍桌子”，把那小姑娘吓跑了。这天半夜，蔡志远趁人不注意拿着厨房的菜刀从二楼的窗户跳了出去，跑回了家。从此和邀约的朋友绝交。
但2011年春节的一餐饭，却勾起了他心底的欲望。一位外号“铁公鸡”的朋友，平时连一只烟都不舍得散的家伙竟然大手一挥，把账结了。“他脖子上还戴着很粗的金项链，手上也有金戒指，几乎都晃得人睁不开眼”。蔡远志心中震动，和这位“暴发户”聊天，他得知此人在贺兰县赚了钱。
之后，蔡志远转让了自己生意火红的餐馆，单枪匹马地返回了他曾经逃离的地方。在“体系”里，他见到了更多戴着金项链和金戒指的人，他心里的火苗被迅速煽动起来。这是“体系”发给成功者的奖赏，就是要让他们展示出来激励后来人。“别人能成功，你为什么不行？”之后，蔡志远经常用自己这段亲身经历反问那些已经和他一样激动的新人们。“坐飞机到香港喝茅台，吃国宴，抽中华，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生活。”
仇富脐带
欣兰广场的一个洋娃娃雕塑，据说象征西方的经济侵略，传销者都会对这尊石雕上踹几脚，以表示“体系”捍卫国家经济安全的决心。
在小兰动心之后，蔡志远的工作则转移到论证“体系”的合法性上了。这是他的强项，他能从金融政策说到西部地缘优势，再从国家安危谈到“体系使命”。这一阶段，他要让新人相信“体系”背后是“有国家支持的”。
而“国家支持”的原因，是为了对抗“西方的经济侵略”。苏联解体，是蔡志远不断提及的案例。在他的阐释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在经济领域打压中国，中央汲取了苏联灭亡的教训，让“体系”在民间从事资本运作，从而富国强民，对抗侵略。
这一套话语是小兰所熟悉的，她从教材和新闻媒体上获得的一知半解的“国际形势”，与蔡志远的说辞形成共振。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蔡志远又拿出一摞标记为“绝密”的红头文件来讲解，这些真假难辨的文件，内容都是在讲述“连锁经营企业收税”、“支援西部开发”等内容，实则都是为了表明“体系是政府允许的”。当然，这些落款错误百出、错别字到处都是的“红头文件”都是“体系上面”发给蔡志远的。
作为“体系”的理论研究兼宣传工作者，蔡志远打心眼里相信自己的论述。他握着这些“文件”时，有一种神圣感，他联系自己平时所看的新闻时事，将这些东西讲得浅显易懂又有生趣，小兰已经有些信任了。
贺兰县城的欣兰广场，是每个加入“体系”的人必定要去瞻仰的圣地。这里的确已经是“体系”按照他们的谎言重建过的圣地。蔡志远告诉小兰，广场的一切都源自“体系”的安排，东侧树木茂盛，西侧很稀疏，寓意为东部人多，西部人少资源匮乏，必须让东边的人来支持西部；广场上的电视是600块，象征着600份就可以上平台；广场的东侧的钟楼写了一个数字“19”，这暗示“高级业务员”拿完19份才能出局。
“我们是得到政府的私底下支持的，是为了国家经济忍辱负重的爱国者。”蔡志远告诉小兰，之前香港某卫视曾抒情地报道，在祖国的大陆上，正发生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支不穿军装的部队，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一个打造百万富翁的摇篮，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有志之士，他们在媒体的掩护下，忍辱负重，积极运作，默默构筑着祖国的经济长城。“这就是指的我们，我们也是为了国家啊。”
蔡志远告诉小兰，“出局”后体系会给她颁发“西部大开发建设功臣”的证书，还将分给380万资金。这些钱用于消费、捐赠、投资，也就是给国家帮了忙。“但在这之前必然会经历磨难，需要忍辱负重。”对于欣兰广场的一切，“体系”都规定不允许破坏，惟独广场西缘“洋娃娃”和一个没头没尾的兔子石雕例外。
“兔子象征着胆小鬼，没头没脑的人是干不成行业的，洋娃娃则意味着西方的经济侵略，你看这个小孩长得就像外国娃娃嘛。”来到这里的人，都会在这两尊石雕上踹几脚，以表示“体系”捍卫国家经济安全的决心。
仇恨的意识最终落脚到推动着新人加入“体系”的目的。“咱们国家的贫富差距太大，富人不管我们穷人的死活，他们经常一顿饭就吃掉我们一年收入。”蔡志远告诉小兰，穷人们就应该自力更生，团结起来变成富人跻身中产阶级，“你可知道中产阶级数量大了，国家才稳定？”
如今，两尊石雕周围的草都已被踩死，露出板结的土质。为表姿态决心，蔡志远踢了石雕一脚。
“家法”恐怖
体系时刻在看着你。“每位业务员要关心他人、大公无私、树立勇为他人做奉献的精神，认真做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风貌。”
蔡志远说，“体系”的魅力除了能够让自己增长财富，更重要的是给自己为人处事树立了准则，让自己养成了良好的人生习惯。
夏天炎热时，蔡志远曾和体系内的两个老乡在房中喝着啤酒玩斗地主。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就打开了房门，结果是“体系”派人来查房。蔡志远当场就被罚了600元，理由是他违背了三条规定：打牌、喝酒、事先没有接到电话就将房门打开，每条200元。“唉呀，还真有国家管着我们呢。”虽然被罚，但是蔡志远心里更踏实了些。
导致蔡志远被罚钱的规定就是“生活管理二十条”，是“体系”制定出来用以约束成员言行的纲领性文件。“每位业务员要关心他人、大公无私、树立勇为他人做奉献的精神，认真做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风貌。”“生活管理二十条”的第一条就强调业务员有“觉悟”。其他的内容还包括：有礼仪礼节，不拿当地群众一针一线，作息饮食规范，行业成员之间相互监督等等。
这份规定完全按照官方文件的模式行文，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行业的生存，达成“体系”内部“平等、团结、自律、稳定”的生态。对于胆敢违反的人，体系会毫不犹豫地清理门户。2011年夏天，太阳城小区的几个周口人醉酒与保安打架，就在“整风运动”中被劝退。按照“生活管理二十条”第十条规定：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不利于行业发展的话不说；不利于行业发展的事不做“。对经常违反行业制度或妨碍行业发展的，经教育不改者，逐步断绝其业务往来，劝其回家。
相对于对“酗酒、赌博、吸毒、偷窃”私德的管理，“体系”对于危及体系生存的“杂音”的管理更为严格。
河南的刘生财是2011年6月被亲哥哥带来小城的。他将自己全部身家七十余万元投入到了“行业”，摇身一变成为“高级业务员”，住在太阳城小区里面的高档套房里。然而好景不长，他的下面进不来人，“发展不起来了”。钱没赚到，他幡然醒悟，但为时已晚。穷困潦倒的他，与家人搬到离县城较远的农村的一套房，这里一年只要三千元租金。
刘生财买来一辆东方红牌三轮摩托车，起早贪黑拉着橘子卖，一天挣一百来块钱。小城下雪了，还穿着迷彩单衣。但曾为“高级业务员”的落魄，显然于“体系”的形象不利。体系的警告随之而来，他发现周围的摊贩虽是同乡却各怀心事，多是传销组织的耳目。他已经被体系依照“家法”多次惩治、罚款、暴打，甚至被捅过一刀。
“在欣兰广场时，讲师就告诉我们那里安装电子眼的寓意，就是告诉我们要守规矩，因为上面时刻有人看着你。”这一警告带来的恐惧令刘生财憋屈到了极致。
“组织”与“支部”
“成立支部主要是加强对组织的管理。支部的职能是负责宣传政策，监督组织内成员的自我管理。”
非法组织“新贺兰人第一党支部”成员合影。 （习宜豪/图）
作为一个布道者，蔡志远最先“放倒”的人是他自己。不过，他对此并不在意，在这里他除了关注财富之外，也实现着自己。蔡志远幻想成为“上流”，与达官贵人觥筹交错，而“体系”实现了他的愿望。
“南阳工商系统的一位局长”、“漯河民政系统的一位局长”、“大学教授”，紧接着他老家的名人“黄牛专家李复兴”也来了，蔡志远的客厅变成了“体系”内上流人士的沙龙。 “人家的脸可比我这金贵，拿着国务院的特殊津贴，我们整个县城的人都知道他。”“黄牛专家”的到来对他有不可辩驳的说服力，蔡志远再接再厉拉来了弟弟和姐姐。姐姐原来极力反对他加入“体系”，曾带着公安局副局长到贺兰解救他，蔡志远将姐姐当成一个“目标”，通过不懈的劝说和引诱，他成功地攻克了这道难题。
11月15日，蔡志远带新人到贺兰县欣兰广场“考察”时，遇到一位郑州市的中年男子。“工资低，没有活力，升迁无望，整天受领导排挤。”男子自称在公路局做了十多年的公务员，在单位办了停薪留职手续来到贺兰。对于如何攻破这类人的心理防线，蔡志远已经摸索出了自己独特的方法：对方要是公务员，就找一个比他级别高的人来说服；对方若是个农民，没有自信，就找一些不如他、比他惨的成功典型来劝服，让他相信自己也可以成功。
这些“体系”内的头面人物，蔡志远是通过一个名为“新贺兰人第一支部”来结识的。“支部”内有“濮阳邢姓派出所所长”、“平顶山的马书记”、“濮阳工商局局长”，他们都是“国家干部”，也都是这个“支部”的成员。“邢所长”告诉蔡志远，“组织”是2012年8月28日在贺兰县检察院大楼二楼会议室里成立的，贺兰县政法委的领导命名为“新贺兰人第一支部”。
“支部管理着整个组织，以后会成立第二、第三、第四的支部。”“邢所长”眉飞色舞跟蔡志远说道，现在贺兰县仅河南的成员就有1万多人，“支部”就是从这庞大的基数中选出的两百多人，之后大家又经选举产生了数位“支部委员”，他是其中之一。“成立支部主要是加强对组织的管理。支部的职能是负责宣传政策，监督组织内成员的自我管理。”这个新生的“支部”还宣称进行过数次政府文件的学习讨论，并举行了系列献礼活动。
蔡志远一直想加入这个支部，但“新贺兰人第一支部”一直拒绝吸纳他这个积极分子。但不重要，支部给他提供信仰、信念，以及劝说新人加入体系的证据。还有什么，比支部和组织更能说明“国家支持我们呢？”
“8月28日，我们确实召集了一批贺兰县流动人口开过会。”就传销组织内存在“支部”的疑问，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贺兰县政法委副秘书长尤进忠，他负责全县的流动人口管理及打击传销工作。
2012年8月份，在县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内，尤进忠将29名参与传销的核心成员召集起来，“聚在一起，就是将县法院9名河南人组织传销罪的一审判决书资料给他们看，让他们学习，回去向亲友解释传销的危害。”尤进忠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从社会治安方面考虑的，之后也并无其他活动。
常年领导县里的打击传销工作，尤进忠希望这些核心成员能够“发扬觉悟”战胜传销的诱惑，“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之后，有着“贺兰县流动人口‘新贺兰人’第一支部支部成员合影留念”字样的照片开始在传销组织内传播。尤进忠确认了这张照片的确实拍摄于8月28日的会议现场，并在照片中认出了“邢所长”，他没有否认此人的公职身份。尤进忠说，照片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上面的字样和蓝色背景是自行加上去的。
尤进忠的忧虑自然传递不到蔡志远这里，照片在“体系”引起了轰动，“邢所长”成为了“体系”的英雄。与此同时，长老们通知蔡志远，他再有一个月就可以晋升“高级业务员”，届时“体系”将为他举行隆重的仪式，为他戴上沉甸甸的金项链和金戒指。蔡志远和同事们在震撼和惊喜中，再度感到“国家是支持我们的”。他将“支部”的照片放在电脑的桌面，看了又看，这令他倍感安心。
他崇拜“体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蔡志远为化名）
一个贺兰，两个世界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雷磊 特约撰稿 习宜豪 发自：贺兰
警方每敲开十户房门，就有一户是传销窝点。在这个常住人口大约5万的县城里，每四个人中就可能有一人是传销分子。在打击行动中，贺兰县打传人员共入户走访6653户，发现涉嫌传销窝点679个，发现涉嫌传销人员1927人。
疯狂的租房业
常住人口只有五万人的贺兰县城长宽不过几里地，却或许是中国租房业务最繁忙的小城市。这个秘密张扬在它大街小巷的信息张贴栏，栏上的房屋出租转让的广告纸层层叠叠，一条广告的寿命常常捱不过2个钟头，就会有急等着变现和加入这座城市的人撕走。
如果将广告上的小区剪贴，会发现拼成的地图几乎就是整座城市。贺兰县城居身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界，空旷处向西远眺可以看到贺兰山高大黑黢的身形，而往北就是腾格里沙漠。展开于黄河冲积扇上的街道平直宽阔，房屋整齐地排列在街道的两边。新建的小区在城市周边扩散开来，由于多数房屋建于最近几年，小城给人簇新之感。泥头车和塔吊密布城市的边缘，仍推动着小城在地面的扩张和高度上的跨越。
这是一座不停开价售卖的城池，空虚而撕裂。填补空虚的人群低调神秘，他们通过信息栏同这个城市取得联系，拨通那些广告上留下的电话号码，缴纳租金然后填充那些闲置空间，给房屋带去温度，为窗户打上灯光。对于这些人的身份，知情人总显得难以启齿。
王飞雷是贺兰县工商局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负责全县违规经济活动的纠察，从2009年开始他与同事们就开始了与神秘人群的周旋，并陷入日后他们疲于应付的“猫鼠游戏”。“鼠”是指需要隐藏的一方，是潜伏于县城庞大的传销网络。“最高峰时期，这里聚集的传销人员有近20000人。”这令他和同事们感到头疼，在这个常住人口不多的城市里，每四个人中就可能有一人是传销分子。
“贺兰是南派传销在西北最深入的据点。”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曾于2009年底前往贺兰县解救参与传销人员，当时正处在贺兰县传销组织的发展时期。此后，他所领导的反传销组织又多次派志愿者前往贺兰进行解救活动。一个内陆腹地的小县城聚集了这么大量传销人员，在他经验中绝无仅有。
在城市如同海绵一样膨胀开来的同时，传销分子也像吃水一样浸了进去。传销人员的加入，使得原本宁静的小城被撕裂成两个平行世界。面色黝黑的本地人，每天晨练、上班、吃羊肉饭、睡觉，按照社会管理和秩序过着平淡普通的日子。与此同时，另一群人则受控于庞大的传销组织，他们多数来自河南、江西、四川等地，没有正式职业，大部分时间待在出租房里，三五一群“串门”学习传销知识，被一个暴富神话鼓噪得难以入睡。
因为传销组织的严厉规范，两者之间并无太多接触，只是空间上刚好都在一座小城里。大部分贺兰人对于租住他们房屋的人了解仅限于“外地人”，房租一年一交都通过银行转账，至于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则说不清楚。这种隔阂，使得作为熟悉的陌生人的两者在小城中相安无事，达成某种平衡，这里是一个有着二元世界的地方，界限井然。
并无交集的两个世界却有一个重合点，这是贺兰县城中心的欣兰广场。欣兰广场是当地人饭后休憩的地方，也是传销组织和成员心中的“圣地”。
圣地
作为本地人，宋美云从欣兰广场建立开始便在这里工作，她是广场的管理人员。常年的观察，她发觉来广场休憩的本地人多数都是一家子，晒晒太阳、散散步，等寒冬炎夏时人就不多了。而操着外地口音的游览者则是寒暑不辍，他们多数穿戴整齐，有着不同于本地人的白皙面容，三五一群，指来指去，像领导考察一样。
虽然占据着打量这座城市的最佳“观测点”，宋美云并不知道她所管理的欣兰广场是传销组织的洗脑基地，被尊称为“行业的宝塔山”。这座2002年建成的广场位于小城中央，占地8万平方米，气势恢宏。
“他们很规矩，有生人就不说话，只听说这些人是搞传销的哩。”她看到，这些“考察的人”一般会从广场东边进入，经过一座钟楼，然后在一棵樟树下停留几分钟，之后走上喷泉台，之后从广场西缘出去。让她惶惑的是，被这些人奉为神树膜拜的居然是一棵死樟树。这棵移植的樟树前两年死了，只留下枯枝干部分，每个树杈都分成两个枝桠。为了不影响美观，工作人员用一些塑料花草对这棵树进行了装饰，并用装饰布将树干裹了起来。
郭宇是王飞雷的同事，通过长期与传销人员的交手他才弄明白欣兰广场一草一木在传销课程中对应的解释。广场东边的大钟，是“持久牌”钟表厂生产，寓意“行业持久”。而“树杈分作两枝”则代表贺兰传销行业“一个人可以带两个人”发展，树干缠裹着装饰布条是暗示“行业有国家支持”。
“广场液晶显示屏背后有5台空调机降温，被称为“五级”；喷泉台有3级阶梯，则意味着“三阶”；合起来就是传销行业的模式‘五级三阶制’。”这个被“神格化”的广场一切都被赋予同传销有关的意义，将传销行业所有的知识点形象化，并且不断为行业新的谎言提供佐证。
宋美云关于“神树为何是死树”的疑惑很快就被传销组织攻克。“树死了，就意味着‘一个人带两个人’这是个死规定，不能破例。”
被忽悠进传销组织的人们，一遍遍地来到这个广场，瞻仰每一处“神迹”，将他们第一次在这里听过的“神话”，讲给之后带来的人听。平时只能潜伏在县城出租屋里的“梦想者”，在这里进行着他们唯一露天的“精神生活”，同当地人站在了一起沐浴阳光和风，不过彼此无关。虽然荒谬不经，但这些神话故事确有其吸引力，不然难以解释在欣兰广场“考察”的人群几乎从未断过。
“他们说广场喷泉有600个喷头，被解释为够600份的参与者就可以躺着拿钱。”作为一个打击传销的执法人员，郭宇知道，他所见到的每一个传销者都曾无数次来过这个广场。“但却没有一个人识破，那个喷泉的喷头明明是800个。”
市民休闲地、行业教学基地、洗脑的教堂，比之小城的撕裂，欣兰广场似乎更甚一层，作为实实在在的实物，却又是一个虚空谎言的生产地。
打而不绝
传销势力进入贺兰的时间已不可考证，但流传下来的故事却颇具宗教色彩。贺兰传销组织内口耳相传，数年前为了扶植西部大开发的进行，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24名“行业精英”在一个深夜被一辆军车从广西北海秘密护送到宁夏。“资本运作”事业由此在当地扎下根来，并开枝散叶。
“实际上，南派传销正是从广西扩散到云贵川，再到甘肃、宁夏的。”对全国传销状况了如指掌的李旭觉得，上述传说是有其真实脚本的。广西是南派传销的发源地，北海、南宁、来宾等地都曾十分猖獗，近年来南派传销逐渐北移，沿途城市纷纷沦陷。南派传销脱离了北派传销“以实物销售作为基础，控制人身自由”的窠臼，而仅以缴纳现金作为入行条件，更为隐秘也难以被侦查到。
传销分子选中贺兰县城绝非偶然，王飞雷发现传销组织最感兴趣的就是贺兰充足的房屋资源。贺兰县城离银川仅10公里，被称作银川的“后花园”，房价却只有银川的一半，空气和绿化都较好。近年来贺兰县城新开的楼盘就有七十余个，在这些楼盘中，占地3000亩的太阳城小区号称可居住50000人，这差不多能住下县城所有的常住人口。
“贺兰县城房价低且闲置率高，而且房屋建设都很漂亮，和在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简直是天堂。”郭宇说，传销分子最常见就出现在大中城市的城乡接合部，过着大锅饭、集体住宿的苦日子。小城作为一个内地县城的城市管理比大城市则显得较为宽松，降低了传销行业存在的风险。传销分子在这里找到了“世外桃源”。
贺兰当地政府对传销的打击，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力度最大的时候，当时传销组织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包下了大巴车从太阳城直接发往河南，号称逃出贺兰县就是胜利。”郭宇说，2011年夏天那次专项整治后，有不少传销组织为了保存下来，整体迁往中卫、固原等地。小城震动，政府新闻网站扬眉吐气地写道：火车票代售点门口买票的人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龙，其中80%的人买去往河南的火车票。
根据2011年6月16日至8月1日的统计，贺兰县打传人员共入户走访6653户，发现涉嫌传销窝点679个，发现涉嫌传销人员1927人。在打击行动中，郭宇和他的同事们每敲开十户房门，就有一户是传销窝点。
药渣
几年折腾下来，拥有最佳观察位置的宋美云已经掌握了这个小城的“脉动”。
她发现欣兰广场“考察”人群的疏密度与县城房价、租金和菜价都存在着正相关的联系，人多时房价涨菜价高，人少时房价就下跌。而碰到严打传销的时节，租金菜价就一起往下掉。作为城市化的受益者，她家的土地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被征收，获得三套房子的补偿，如今家人住一套房，另外两套就被用于出租。
2011年6月时，是贺兰传销最为猖獗的时候，欣兰广场的人络绎不绝，宋美云家的房子租出了最高的价一年一万多元，她的邻居甚至租上了一万五。贺兰很多小区的房价也一路涨破五千。虽然心里开心，但菜市场的菜价却都上涨了，原先两三元一斤的蒜薹，却卖到了7元钱，比过年还贵。而等之后全县清查传销，她家的房子租金又一路降到了三四千元。
鸡和鱼是“体系”内特别敬奉的食物，取其谐音“机遇”。体系内有一位山西的酒厂老板，负责造起了“鸡鱼酒”。每月1号，是行业内的“机遇日”，这天大家都要吃“鸡鱼宴”。在传销旺季，鸡鱼的销量，会明显影响整个贺兰县的菜市场。
“为了保存下来，组织内制定了严格生活管理方案，禁止与当地人来往，细节方面也是严抓严防。”来自周口的刘生财平时就在太阳城小区门口卖水果，和他一样小区里所有的摊贩几乎都是“组织”的成员，只是分属不同的“山头”而已。很多人甚至把孩子都带到了这里，就在小区里的学校上学。
有成功者，也有落魄者。而刘生财是一个从“初级业务员”奋斗到“高级业务员”再落魄为小贩的典型。他自己的70万陷进去，背后还有一大批被自己引进来的亲友，家乡已成畏途。在被“组织”榨干以后，这些人像药渣一样丢弃在这个伤心之城“刨食”。刘生财参加传销前，有个老乡劝他，他不听，现在他把他称为恩人。两人每次见面都要喝酒，以浇心中块垒。
街头信息栏里的广告刷了一层又一层，刘生财知道这意味着“组织”又增添新鲜血液了，而自己就像被掩盖（在）里面的广告纸一样，没用了但仍被粘连其中。偶尔碰到一个老乡来买橘子，刘生财才会从怅然若失的状态中回过神，表情戏谑地问道：你加入组织没。
无人理会，就像他是在另外的世界里自我调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大参考】传销，为何在中国屡禁不绝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孙乐涛
阳谋论与现代政治格格不入，是政治运作宫廷化、暗箱化、权力不见阳光的产物，是非民主政治的通病。
阳谋论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长期盛行，“阳谋文化”成为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传销骗局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轻易击退了社会上下十余年来“打传”的努力。
2011年8月中旬以来，广西来宾等地异常猖獗的传销引起广泛关注，这些传销者动辄万人聚集、公然在市政府、公安局门口聚集。媒体曝光后，公安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最高领导都做出批示，打击传销专项行动再次登场。在抓获传销分子九百多人后，浩浩荡荡的传销队伍正撤离广西，据报道，来宾、南宁等地的火车站的离站人流因此猛增数倍。
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对传销的扫荡式打击多次上演，但历年“打传”的经验告诉我们，传销很难从此终结。
1998年国务院10号文件全面禁止传销。十几年来，国家各有关部门大力打击，媒体对其危害性大力宣传，传销却屡打不绝：今日之传销队伍已不乏大学生、研究生等高学历人员；许多被解救者对有关部门的解救行动极为抵触，他们痛哭流涕，痛斥解救行动毁了其光明前程；许多人千里迢迢去解救亲人，但一与传销团伙接触，却很快变成狂热的传销分子……诸种荒谬绝伦之事，在神州大地，在光天化日下，连篇累牍地上演，实在令人困惑：传销何以有如此魔力？
近年来，针对不断进化、升级的传销活动，“反传销协会”、“传销康复中心”等公益组织积极介入，一些媒体、作家深入调查，许多曾经的传销受害者主动现身说法，专家学者们开展一系列研究，这些努力使我们对传销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以解开上述谜团。
一个基本答案就是，传销的魔力，在于它不仅是一种骗术，一个“非法集资、携款潜逃”的骗局；它更像邪教，是一种带有很强的宗教、意识形态色彩的精巧、严密的洗脑术。这种洗脑术之所以如此成功，正因为它与当下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心理十分契合，犹如一款犀利的病毒软件，轻易突破国人的心理防火墙，侵入到人们的思想观念系统，篡改系统，使系统按照它的设计运转，实现非常“完美”的洗脑。
当下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心理基础是传销活动赖以生存、壮大的肥沃土壤。这种土壤不被改变，传销就难以禁绝。下面我们将依据近年来出现的有关传销的一些调查纪录、亲历报告，来分析传销为什么是一种带有邪教性质的洗脑术，以及这种“邪教”由此兴起的文化心理基础。
（崔敬梓/图）
一场造就“新人”的革命
“洗脑”是精神控制的一种形象说法，其目的就是全面改变、控制一个人，使被洗脑者沦为操纵者的工具。被洗脑者不仅是被动的工具，他可以去对他人进行洗脑，将洗脑程序无限地复制下去。事实上，一切宗教、意识形态都谋求全面改造一个人。传销在这一点上与之非常相似。
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宗教，向来是穷人与受压迫者的福音，传销团伙吸收的对象也主要是农民、下岗工人、退休人员、刚毕业的大学生等“弱势群体”：“这么好的行业，我们穷人翻身就指望这个了！”在传销者口中，“行业”是神圣的字眼，“行业”就是他们的上帝、大救星。
宗教讲“奇迹”，传销也大讲“奇迹”：“你不相信奇迹，但奇迹就在你身边”。宗教讲“见证”，传销叫“分享成功经验”。教会有一套由各级主教、牧师组成的教阶制度，传销也有一套等级严明的干部队伍担任组织、布道工作（上课），“课堂”就是集中布道的场所。宗教都有自己的圣典，如“福音书”等等，传销也有其圣典。
作家慕容雪村在其亲历传销后写成的纪实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中讲道，传销者每天要做的一项重要功课就是抄、读那份文辞粗陋、错字连篇的《业务洽谈》：“一个字都不能抄错，连标点符号都不能错！为什么，我告诉你，《业务洽谈》四千二百九十五个字，每个字都有它的含义，每个标点符号都有它的道理！你错一个字、错一个标点符号，意义可就完全不同了！”传销团伙中还经常开展煞有介事的“整风”：“只要你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是交心的行业。”宗教有成佛登仙的美好愿景，传销者管这叫“上平台”。传销者中流传的说法是：上平台那天，会有数辆奔驰或宝马来把自己接走，所有人都投来羡慕的目光，像崇拜大明星一样，对自己高声尖叫。
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一个重要特点是口号盛行，传销团伙中也盛行各种口号。一切思想观念都被标语化、口号化，比如“四大快”、“五大保障”、“六大杀手”、“十二心态”、“三多三宝”等等。而实际上，所有口号、标语的实质就是将一种哲学、思想删略、简化，使其庸俗化、教条化，以便传播，动员群众，口号的大量出现正是一种有活力的思想沦为教条化意识形态的重要标志。被洗脑后的传销者，头脑中充满口号。这些口号的作用，正如密尔所说，只是把人心僵化、硬化起来，并像一名监守心灵的哨兵一样，阻挡任何其他鲜活的信念、思想进入。
宗教性的组织形式，加上信息隔离、言论控制、高强度的宣传攻势，以及运用“找平衡感”、“提生存危机”、“提自信”、“提激情”等一整套心理操控术，成员之间互相监督、感染，一个个“新人”就诞生了。
绝大多数传销者入伙后精神面貌会焕然一新，觉今是而昨非，人生一下子找到了方向。湖北青年王浩根据自己半年多的传销经历，写成《传销洗脑实录》一书，里面记录了某传销者的肺腑之言：
“以前的我是个结巴……很多人看不起我……别人发给我的工资比当初承诺的要少，我却因为胆怯和结巴，不敢找人争辩。在社会底层，我过得很难受。可是在这里，我得到了大家的尊重，找回了自信。只有在这里，我才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他们主动把讲故事、讲课的机会给了我，让我得到了锻炼……”
传销团伙中严明的纪律、高强度的励志操练使挫败感很重的底层民众一时斗志昂扬、精神焕发。团伙的组织管理也相当“人性化”。通常每一套房子住十几个成员，被称为一个“家庭”，成员之间倡导热情待人，感恩敬业，杜绝酗酒、赌博、吸毒、偷窃等一切坏毛病。
很多传销组织号称有18种好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人帮人”。在这种氛围中，社会上饱受欺凌的弱势群体极易找到尊重感、归属感。
社会生态的丛林化、过度贫富分化、道德失范，正是传销兴起的重要根源。
披着政治化外衣的传销话语
传销话语体系具有强烈的泛政治化色彩，把本与政治无关的东西都扯到政治上来，以政治的概念术语、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来对待这些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中央集权传统最深厚的国家，两千多年来，政治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强大的主导力，社会完全从属于政治，独立于政治的市民社会迟迟不能真正形成。这导致中国人在对待经济、科技、艺术、教育、体育等一切问题时都有强烈的政治本位意识，离开政治思维模式就无法理解这些问题。
泛政治化现象在传销话语中有典型体现。比如传销组织中广泛流传的《生活经营管理二十条》的第一条：“每位业务员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关心他人、大公无私、树立勇为他人做奉献的精神，认真做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风貌，……”第十一条：“各级业务员要把上级的会议精神不折不扣地及时传达到位，一级抓一级，层层抓好。”这完全是模仿政治文件的口气、叙事方式。
传销团伙有个众口一词的说法，认为传销是国家暗中支持的一个新生事物，是国家为对抗国外企业入侵、应对WTO、保护民族经济等等特地引进、扶植的，因而不但合法，还肩负着救国救民的伟大、神圣的使命。广西的传销组织中广泛流传这样的荒唐说法，说是凤凰卫视曾这样报道他们：
“在祖国的大陆上，正发生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支不穿军装的部队，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一个打造百万富翁的摇篮，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有志之士，他们在媒体的掩护下，忍辱负重，积极运作，默默构筑着祖国的经济长城。”
他们还有鼻子有眼地杜撰出传销（他们称之为连锁销售、资本运作、网络营销、人际网络、电子商务、直复加盟等等）是原经贸部长某某1998年5月12日从新加坡（或美国）引进的，以及1998年国家在“青岛会议”上制定出“十六字方针”等等。对“十六字方针”的具体内容，各团伙的说法有所不同，有的是“允许存在、鼓励发展、低调宣传、规范试点”，有的是“允许存在、限制发展、低调宣传、严格管理”等等。
除了这些大致的共性外，不同地区的传销组织还附会上一些有各自地域特色的说法，如陕西的会说其所从事的“行业”是国家为支持西部大开发而特地引进的，东北的会说是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河南的会说是支持中部崛起，广西的会说是为了开发北部湾等等。广西的传销群体中曾广泛流传一条短信：“上海东方早报头条：国家投资广西五万个亿，打造七千万个百万富翁”。
经过这样一番泛政治化的论证、包装，“传销意识形态”精确地契入每个缺乏现代政治社会观念、只会以集权政治的思维方式看待一切的从业者的意识深处。
中国特色的“阳谋论”
传销话语中非常吊诡的就是“阳谋论”的泛滥，集中表现在他们关于国家“暗中支持”、“宏观调控”的说法。
十余年来，国家对传销大力打击，媒体猛烈揭批，这些事实显然与传销团伙所说的“国家支持”相矛盾。但这种矛盾并未给他们造成多少障碍，反而成为他们进一步行骗的借口：国家支持是“暗中”支持，并不明说；而有关部门的打击、媒体的报道，其实是国家对这个行业的“宏观调控”。
至于国家为什么要“暗中”支持，他们有多种说法。比如，传销虽是中国民族经济崛起的希望，但WTO不允许中国搞，中国为了钻WTO的空子，就暗中搞，公开大张旗鼓的打击是“做做样子给外国人看”；传销是国家给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发财的农民、穷人的一次翻身的机会，因而要靠穷人之间互现转告，如果国家公开宣传，说有这么一个行业投入几千可以赚到几百上千万，数钱数到手抽筋，那所有人都会趋之若鹜，这不但违背了国家的初衷，还会造成社会混乱；国家打击是为了本行业的健康发展，目的是要淘汰那些胆小怕事的人，媒体的负面报道是“狼”，有狼存在，兔子（传销者）要经常奔跑，因而保持良好的体魄，反而能生机勃勃等等。
打传行动中，“网头”极难抓到，抓到的基本都是下层人员，传销的受害者，达不到犯罪的程度，一般在说服教育几小时后就被放了。这正成为他们坚信“国家支持，宏观调控”的铁证：“如果我们真犯了法，为什么不抓我们去坐牢？这不是宏观调控又是什么？”这样，他们很快又回到“传销第一线”。这就是“国家打击反而成了行骗的借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吊诡局面？这里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是中国政治长期以来“阳谋”盛行的结果。政治中的阳谋论，主要表现就是权力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可以采取各种欺骗手段，可以信誓旦旦、暗下杀手，可以“钓鱼”、“引蛇出洞”，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然，这种“目的”被宣称是利国利民的，否则就是“阴谋”。
阳谋论的流行有非常恶劣的后果，就是社会中丧失一切有公信力的话语。一切明言的东西皆不可信，“暗中”都可有其他解释。因为是“暗中”，所以存在无限种可能，怎么解释都行。这时公权力机关的各种辟谣、声明都无济于事，反而会被视为新“阳谋”。“阳谋”正是这样一个“自我毁灭的怪圈”。
有现代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公开性是现代政治的根本原则，公共事务的公开化、透明化是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根本不同之处。在现代宪政民主国家，政府指示媒体大量发布欺骗民众的信息，又在暗中做相反的事，这是骇人听闻的，这样的事一旦曝光，必致政府下台。阳谋论与现代政治格格不入，是政治运作宫廷化、暗箱化、权力不见阳光的产物，是非民主政治的通病。
阳谋论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长期盛行，“阳谋文化”成为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传销骗局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轻易击退了社会上下十余年来“打传”的努力。
出路何在？
传销是一种带有邪教性质的组织性犯罪，不仅使广大受害者的财产蒙受重大损失，而且对其心灵造成深刻、长久的毒害。传销绝非疥癣之疾。如上文分析，传销大肆兴风作浪，有深厚的社会事实基础与文化心理基础。因而，要消灭传销，不能仅靠工商、公安等部门一阵风式的“打传”行动，消灭其赖以生存、壮大的土壤，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消除过度的贫富分化，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使民众获得生活上的安全感；要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使民众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能够获得基本的尊重，从而对社会产生归属感；还要使广大民众逐步具备现代政治观念，提升公权力的公信力，培育其他有公信力的社会力量，才能使传销组织“宏观调控”式的诡辩、蛊惑无机可乘等等。
这些正是目前改革开放面临的根本问题。解决上述问题，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然而，这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作者为湘潭大学教师）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11/25.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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