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2114

【明報專訊】編按:中國作家莫言奪得諾貝爾文學獎,中國政府一反先前態度,熱烈唱和,內地網民與知識界則有連番熱議,文學造詣與政治表態之間,是否亦不存在很大的空間?今期本版摘譯本身是中國文學研究專家、曾翻譯《零八憲章》的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擬發表於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評論文章,且看他如何談論莫言的文學作品。
莫言自90年代遇上的一大難題,是尋找他能長遠採用的寫作嗓音。《紅高粱家族》雖然確是突破,但只因為在80年代的政治環境中,中國作家憑着「闖禁」就能出名了,而《紅高粱家族》一口氣闖了兩個禁區:性事解放、就中日戰爭說真話。到90年代,未打破的禁區比前少了,還留下來的(如六四屠殺、高官貪腐、台灣、西藏、新疆)卻都是生人勿近的非常禁忌。
被欺壓歸咎低級官員
他最後找到了一把拉伯雷風的聲音,而且比拉伯雷更貼近世俗。人類擁有許多動物天性——吃喝拉撒、打鬥嚎喊、男女媾合,有時也有一些動物未必有的特質,例如欺侮、合謀、背叛。莫言的表達中充滿嘲諷,也包含了許些狂想,以至有論者將之比作馬奎斯的「魔幻寫實主義」(但實際上他有沒有讀過拉伯雷或馬奎斯,卻令人置疑;當中有所雷同,卻不能認定他受到二人的影響)。
莫言寫社會底層的人,在《天堂蒜苔之歌》中,就明顯站在飽受地方官欺凌的貧農一邊。在當下的中國,同情被欺壓者是有相當市場的,但必須注意,莫言寫被欺者命運的手法,跟劉曉波、鄭義等異見作家不同。劉和鄭譴責整個中國專制制度,包括最上層的人,但莫言等建制內的作家斥責的是地方上的污吏惡紳,高官在圖畫中不會出現。把人民苦難的責任推在低級官員身上,是中國統治精英素來的做法。在網絡崛起的今天,信這一套的人已少了很多,但這論調仍行之有效。莫言這類作家很清楚這一點,他們未必喜歡,但卻接受了讓步,這就是留在體制內的代價。
莫言寫了好些涵蓋中國20世紀歷史相當部分的全景角度小說。「重寫歷史」是90年代開始的中國虛構小說潮流,但對於體制內作家,如何處理大躍進或文革等歷史片段,是一大難關。莫言的方法是,在處理「敏感」事情時,就讓某種瘋狂鬧劇登場。《豐乳肥臀》在第六章寫到大躍進時,莫言拿毛澤東的荒唐農業政策(例如提出動物雜交以繁殖全新物種)大開玩笑,卻隻字不提其後的大災難。兔羊雜交有何不可?書中一名豐乳女志工道,就是把領導的精子打進豬子宮也沒問題!當場爆笑滿堂。
笑談敏感議題
對中共而言,這種寫作模式是很管用的,不僅因為它避開了嚴肅地直面歷史,也因為這種文章能起安全閥的作用。這些敏感話題至今仍然具潛在爆炸力,領導人將之當笑話看待,也許比起完全禁談更屬上策。
莫言想過的,是否比他最終付印的多?對這問題我們最起碼應持開放的態度。他在記者會上被問及劉曉波時,說希望劉曉波能盡早獲釋,有關發言迅速被內地媒體網站刪掉,外界估計可能是惹怒了當局,視之為良心言論。
他這言論當然有其價值,但我認為比起良知和勇氣外,有一個更合理的解釋。無論是體制中人或異見人士,中國公安和文宣官員都會跟名人們保持緊密接觸,提示他們的公開言行。作為諾貝爾獎級別的名人,可以想像,莫言被約談應該不止一次,他們也一定有談及如何回應關於劉曉波的問題。這是全世界記者都會問的問題,他總得有個「說法」。從當權者角度,什麼說法能把傷害減到最低?如果莫言說劉曉波是罪犯、坐牢有理,他的形象勢將受損,他獲獎的榮耀也會受損,而他的榮耀是中共希望鞏固和利用的。可是,要他真心挺劉曉波也不行。最佳做法就是這種溫和的中庸論調,說希望他早獲自由。
曲線論劉曉波
莫言其中一句話令這說法尤其可信。他重複希望劉曉波獲釋時說:「……盡早地能夠『健康地』獲得他的自由。」我不認為他知道劉曉波現在的健康情况。這句話會否是為當局日後容許劉曉波保外就醫鋪路?
(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擬)
文 林培瑞
編輯 黃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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