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所谓天下主义,大致说来就是国家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文明之间的冲突淡化而融合加强,不同地域的人们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并且择优而从之,从而造成文明之间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套道德秩序,一旦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就诉诸于这套规则进行解决,从而从根本上摒弃掉战争这一手段。即使是不同的宗教也可以和睦共处,甚至彼此交融和相互同化。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天下主义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区域广泛。

先看佛教,佛教则追求纯正完美的解脱道和烦恼及苦的止息,具体说来就是四圣谛:苦,苦集,苦灭,灭苦之道。换言之,佛教其产生就是为了解决天下众生烦恼,这本身就是一种天下主义。这种追求集中体现在“普度众生”的追求上——所谓“普度众生”是佛教中大乘的核心思想,《无量寿经》卷下有云:“佛告阿难:‘彼国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普欲渡脱一切众’。”佛教认为天下芸芸众生,营营扰扰,漂泊于烦恼苦海之中无有出期,为了众生脱离一切痛苦,于是除学人自身刻苦修习外,还为不同根器的众生,分别演说不同的法要,使众生证悟真理,达到涅槃彼岸,让众生都能过着安宁和乐的幸福生活。为此,佛教提倡净化人间、多做善事,帮助许多人脱离苦难的一贯宗旨。就是自己成道只是小道,要成大道就必须帮助众生得道,在佛教中称为“渡”,(其实中国的道家也有此思想),渡到哪?在佛教中有一个词叫作彼岸,我们人所处的是此岸,菩萨和佛的境界一个大的范围称作彼岸。凡是成菩萨成佛的任务是帮助众生“渡”到彼岸,这就是本人理解的普渡众生的含义。 为何要渡?因为众生本就是佛,众生皆有佛性,只有普渡众生才能在这一过程中完善自己,使自己成佛。这正是一种由人及己又由己及人的天下主义

再看伊斯兰教。所谓“伊斯兰”系阿拉伯语音译,公元七世纪由麦加人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上首先兴起,原意为“顺从”、“和平”,指顺从和信仰创造宇宙的独一无二的主宰安拉及其意志,以求得两世的和平与安宁。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称为“穆斯林”,(意为“顺从者”)。7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由麦加的古莱什部族人穆罕默德(约570~632,阿拉伯文儆)所复兴。公元七世纪至十七世纪,在伊斯兰的名义下,曾经建立了倭马亚、阿拔斯、法蒂玛、印度德里苏丹国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封建王朝。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沧桑,这些盛极一时的封建王朝都已成了历史陈迹。但是作为世界性宗教的“伊斯兰”却始终没有陨落。起初,伊斯兰作为一个民族的宗教,接着作为一个封建帝国的精神源泉,然后又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和政治的力量,一种人们生活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发展着,乃至成为21世纪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这原因主要在于:伊斯兰教通过宗教将中东原来八百多神祗统一在“真主”麾下,使其松散的部落文化联合起来,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征战、商业、政治、移民等)使世界各个地区的文化得以传播、交流。在教义上,伊斯兰教有着极强的“天下主义”观念和包容性,其信条的简洁明了,召唤人类信仰应受崇拜的独一的造物主——真主。伊斯兰同时不断地教导人类应用智慧和观察的能力来认识真理。所以,不同的民族,在伊斯兰教的感召下,哪怕有着偌大的差异,也会团结在一起。比如在当时被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虽然资源匮乏,土地贫瘠,但是通过穆斯林的经商,经济很快发达起来。埃及的基督徒,犹太教徒只要缴纳少量人头税就可以保持信仰,所以几乎没有发生宗教迫害的事情。

伊斯兰教不仅在教义上主张天下主义,而且在传播上也实现了天下主义,因而不仅在中东,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教都有广泛传播。就信仰人数而言,伊斯兰教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宗教,超过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2000年,世界穆斯林的人数首次超过基督教徒;到2003年,它已经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宗教,德国和英国的第三大宗教;按现有速度发展,到2023年其教徒总数将超过其他任何宗教。现在,美国的穆斯林已经超过“新教圣公会”的教徒,很可能在10年内变成第二大宗教团体。美国有穆斯林1000万,清真寺3000多个。英国有300多万穆斯林,清真寺2000个左右。德国有400万穆斯林,清真寺现在已经超过2000个。欧洲的”伊斯兰化”这个现象已有很多报导——现今有五千二百万的穆斯林在欧洲。德国政府说这个数字预估在未来的20年将会倍增到一亿零四百万的总数。

再看基督教。耶稣主张超国家主义。超国家,不是无国家,而是使一切国家得有其共同的事业、友谊的关系和统一的标准。这一点,谭嗣同在其《仁学》中有这样的描述:“耶稣之天国,平视万国,皆其国,皆其民;质言之,无国也可也。立一法,不唯利于本国,必无损于各国,使皆有国。创一教,不唯可以行于本国,必合万国之公理,使智愚皆可授法。”换言之,基督不是犹太人的神,而是天下人的神。人间有国、有家、有种族区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但在基督徒看来,人心常向着超乎此种限制的精神境界发展,此即天下主义精神。上帝子女所有的团契,惟以爱为法律,以耶稣为导师——那就是天国。以人为人,不问种族的差异。人间有残杀,须建一不残杀的人间。这世界,充满了残缺纷争,而在天国里,却是悲天悯人。世界不合理,故要有一个合理的世界。按基督教的看法,“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永无穷竟!阿门。”

这种天下主义是以基督教人性论为前提的。基督教是由超世界进入世界,要用超世界的生命力拯救现世界。上帝是父,人类是兄弟。这是世界主义的基本概念。从广义方面说,基督教无国界,无种族界,凡是遵行上帝旨意的,都是弟兄姊妹。虽有形貌上的不同,风俗习惯上的殊别,历史背景的差异,而在要求、愿望、喜惧、爱恶、理智、情性等等上,莫不相同。人类同祖同源,这是天下主义的根据。人类同祖同源的根源又是上帝。世界缩小,人群多接,伦理范围自然要扩大到世界人类。上帝为父,人类都是兄弟的伦理,自是人类必需的理想,必需的伦理。

就中国本土而言,天下主义观念也源远流长。古人认为,地在天之下,所谓“天下”就是大地。司马迁曰:“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天下”既表示统治者的统治范围,也体现人们想象中的世界图景。《诗•小雅•北山》中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反映了这种眼界。钱穆认为,古代中国人以为中国即是整个世界,即是整个天下,中国人便等于这世界中的整个人类。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把其对于全中国的统治视为对“天下”的统治。从文化与文明的发展看,“天下”有“中国”与“四方”之分。在中国早期的文明发展中,发源于黄河流域一带的文化较为发达的华夏族,以为居天下之中,故自称“中国”,而对于四周文化比较落后的部族,则称之为“四方”。当然,“四方”中的每一方都包含许多部族,这样一来,“天下”便隐含着“中国”与“四方”的互动关系。因此,按照中国古人的眼界,“中国”与周边部族或国家是共处于“天下”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并非单纯的地缘关系,而主要是一种文化关系。古人认为,区分“中国”与“四方”的并非自然和地理边界,而是文化,即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种文化主义的标准构成了中国古代天下观的一个重要内涵。与此相应,中国政治哲学思想认为国际关系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由于人际关系的本质是合作与和谐的,因此国际关系也应如此。“和合”文化是理解中国战略文化和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一把钥匙。具体而言,在对世界本质的判断上,“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协和万邦”、“非攻”、“兼爱”等观念都充满了“理想主义”,而重视实力与冲突的法家思想则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在权力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政治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政治与道德密切相联,“仁”处于儒家世界观的核心地位,过分强调权力的“霸道”思想多数时候只能居于推崇道德力量的“王道”思想之下,而“王道”的主旨是讲究君臣民之间的和合以及华夷之间的共处或融合。在对人类前途的态度上,无论是孔子的“修德来远”,还是孟子的“用夏变夷”,都相信后天的学习能够教化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播可以改变狄夷的落后状态和国际关系的不平等状态,促进天下一统。虽然“和合”文化并不排斥权力的作用,但主张权力要克制,要服从道德的制约。总之,“和合”文化是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理念的精髓。也因此,李慎之先生断言“中国传统的理想是‘天下主义’而非‘’”。汤因比也曾说指出:中国自汉以后,就形成了天下主义的文化。

而近代中国所以天下主义消亡,民族主义兴起,其原因在于外敌入侵——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是也。但这种民族主义也是防御的、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不是扩张的民族主义,它是唤起中国民众、免遭亡国灭种恶运的民族主义,它是用来对付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它在世界上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同时声明自己“永远不称霸”。因而,一旦民族危机解除,这种民族主义就会让位于原本占统治地位的天下主义——这也就是李慎之先生所说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到十九世纪末在列强环伺欺压下才产生的。因此,它只能是民族解放主义,而不能是民族扩张主义。在这个加速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复兴而取得与世界各国平等地位以后,中国的文化应该还是回复到文化主义与天下主义——在今天说也就是全球主义。”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家庭、国家、私有制的消亡》一书中曾预言:“家庭、婚姻、国家、私有制等不过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中间状态,而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全部状态及永恒状态。家庭、婚姻、国家、私有制必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终将趋于消亡。”这正是对天下主义肯定和向往。

所谓天下主义,大致说来就是国家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文明之间的冲突淡化而融合加强,不同地域的人们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并且择优而从之,从而造成文明之间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套道德秩序,一旦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就诉诸于这套规则进行解决,从而从根本上摒弃掉战争这一手段。即使是不同的宗教也可以和睦共处,甚至彼此交融和相互同化。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天下主义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区域广泛。

先看佛教,佛教则追求纯正完美的解脱道和烦恼及苦的止息,具体说来就是四圣谛:苦,苦集,苦灭,灭苦之道。换言之,佛教其产生就是为了解决天下众生烦恼,这本身就是一种天下主义。这种追求集中体现在“普度众生”的追求上——所谓“普度众生”是佛教中大乘的核心思想,《无量寿经》卷下有云:“佛告阿难:‘彼国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普欲渡脱一切众’。”佛教认为天下芸芸众生,营营扰扰,漂泊于烦恼苦海之中无有出期,为了众生脱离一切痛苦,于是除学人自身刻苦修习外,还为不同根器的众生,分别演说不同的法要,使众生证悟真理,达到涅槃彼岸,让众生都能过着安宁和乐的幸福生活。为此,佛教提倡净化人间、多做善事,帮助许多人脱离苦难的一贯宗旨。就是自己成道只是小道,要成大道就必须帮助众生得道,在佛教中称为“渡”,(其实中国的道家也有此思想),渡到哪?在佛教中有一个词叫作彼岸,我们人所处的是此岸,菩萨和佛的境界一个大的范围称作彼岸。凡是成菩萨成佛的任务是帮助众生“渡”到彼岸,这就是本人理解的普渡众生的含义。 为何要渡?因为众生本就是佛,众生皆有佛性,只有普渡众生才能在这一过程中完善自己,使自己成佛。这正是一种由人及己又由己及人的天下主义

再看伊斯兰教。所谓“伊斯兰”系阿拉伯语音译,公元七世纪由麦加人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上首先兴起,原意为“顺从”、“和平”,指顺从和信仰创造宇宙的独一无二的主宰安拉及其意志,以求得两世的和平与安宁。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称为“穆斯林”,(意为“顺从者”)。7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由麦加的古莱什部族人穆罕默德(约570~632,阿拉伯文儆)所复兴。公元七世纪至十七世纪,在伊斯兰的名义下,曾经建立了倭马亚、阿拔斯、法蒂玛、印度德里苏丹国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封建王朝。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沧桑,这些盛极一时的封建王朝都已成了历史陈迹。但是作为世界性宗教的“伊斯兰”却始终没有陨落。起初,伊斯兰作为一个民族的宗教,接着作为一个封建帝国的精神源泉,然后又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和政治的力量,一种人们生活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发展着,乃至成为21世纪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这原因主要在于:伊斯兰教通过宗教将中东原来八百多神祗统一在“真主”麾下,使其松散的部落文化联合起来,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征战、商业、政治、移民等)使世界各个地区的文化得以传播、交流。在教义上,伊斯兰教有着极强的“天下主义”观念和包容性,其信条的简洁明了,召唤人类信仰应受崇拜的独一的造物主——真主。伊斯兰同时不断地教导人类应用智慧和观察的能力来认识真理。所以,不同的民族,在伊斯兰教的感召下,哪怕有着偌大的差异,也会团结在一起。比如在当时被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虽然资源匮乏,土地贫瘠,但是通过穆斯林的经商,经济很快发达起来。埃及的基督徒,犹太教徒只要缴纳少量人头税就可以保持信仰,所以几乎没有发生宗教迫害的事情。

伊斯兰教不仅在教义上主张天下主义,而且在传播上也实现了天下主义,因而不仅在中东,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教都有广泛传播。就信仰人数而言,伊斯兰教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宗教,超过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2000年,世界穆斯林的人数首次超过基督教徒;到2003年,它已经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宗教,德国和英国的第三大宗教;按现有速度发展,到2023年其教徒总数将超过其他任何宗教。现在,美国的穆斯林已经超过“新教圣公会”的教徒,很可能在10年内变成第二大宗教团体。美国有穆斯林1000万,清真寺3000多个。英国有300多万穆斯林,清真寺2000个左右。德国有400万穆斯林,清真寺现在已经超过2000个。欧洲的”伊斯兰化”这个现象已有很多报导——现今有五千二百万的穆斯林在欧洲。德国政府说这个数字预估在未来的20年将会倍增到一亿零四百万的总数。

再看基督教。耶稣主张超国家主义。超国家,不是无国家,而是使一切国家得有其共同的事业、友谊的关系和统一的标准。这一点,谭嗣同在其《仁学》中有这样的描述:“耶稣之天国,平视万国,皆其国,皆其民;质言之,无国也可也。立一法,不唯利于本国,必无损于各国,使皆有国。创一教,不唯可以行于本国,必合万国之公理,使智愚皆可授法。”换言之,基督不是犹太人的神,而是天下人的神。人间有国、有家、有种族区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但在基督徒看来,人心常向着超乎此种限制的精神境界发展,此即天下主义精神。上帝子女所有的团契,惟以爱为法律,以耶稣为导师——那就是天国。以人为人,不问种族的差异。人间有残杀,须建一不残杀的人间。这世界,充满了残缺纷争,而在天国里,却是悲天悯人。世界不合理,故要有一个合理的世界。按基督教的看法,“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永无穷竟!阿门。”

这种天下主义是以基督教人性论为前提的。基督教是由超世界进入世界,要用超世界的生命力拯救现世界。上帝是父,人类是兄弟。这是世界主义的基本概念。从广义方面说,基督教无国界,无种族界,凡是遵行上帝旨意的,都是弟兄姊妹。虽有形貌上的不同,风俗习惯上的殊别,历史背景的差异,而在要求、愿望、喜惧、爱恶、理智、情性等等上,莫不相同。人类同祖同源,这是天下主义的根据。人类同祖同源的根源又是上帝。世界缩小,人群多接,伦理范围自然要扩大到世界人类。上帝为父,人类都是兄弟的伦理,自是人类必需的理想,必需的伦理。

就中国本土而言,天下主义观念也源远流长。古人认为,地在天之下,所谓“天下”就是大地。司马迁曰:“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天下”既表示统治者的统治范围,也体现人们想象中的世界图景。《诗•小雅•北山》中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反映了这种眼界。钱穆认为,古代中国人以为中国即是整个世界,即是整个天下,中国人便等于这世界中的整个人类。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把其对于全中国的统治视为对“天下”的统治。从文化与文明的发展看,“天下”有“中国”与“四方”之分。在中国早期的文明发展中,发源于黄河流域一带的文化较为发达的华夏族,以为居天下之中,故自称“中国”,而对于四周文化比较落后的部族,则称之为“四方”。当然,“四方”中的每一方都包含许多部族,这样一来,“天下”便隐含着“中国”与“四方”的互动关系。因此,按照中国古人的眼界,“中国”与周边部族或国家是共处于“天下”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并非单纯的地缘关系,而主要是一种文化关系。古人认为,区分“中国”与“四方”的并非自然和地理边界,而是文化,即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种文化主义的标准构成了中国古代天下观的一个重要内涵。与此相应,中国政治哲学思想认为国际关系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由于人际关系的本质是合作与和谐的,因此国际关系也应如此。“和合”文化是理解中国战略文化和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一把钥匙。具体而言,在对世界本质的判断上,“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协和万邦”、“非攻”、“兼爱”等观念都充满了“理想主义”,而重视实力与冲突的法家思想则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在权力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政治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政治与道德密切相联,“仁”处于儒家世界观的核心地位,过分强调权力的“霸道”思想多数时候只能居于推崇道德力量的“王道”思想之下,而“王道”的主旨是讲究君臣民之间的和合以及华夷之间的共处或融合。在对人类前途的态度上,无论是孔子的“修德来远”,还是孟子的“用夏变夷”,都相信后天的学习能够教化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播可以改变狄夷的落后状态和国际关系的不平等状态,促进天下一统。虽然“和合”文化并不排斥权力的作用,但主张权力要克制,要服从道德的制约。总之,“和合”文化是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理念的精髓。也因此,李慎之先生断言“中国传统的理想是‘天下主义’而非‘民族主义’”。汤因比也曾说指出:中国自汉以后,就形成了天下主义的文化。

而近代中国所以天下主义消亡,民族主义兴起,其原因在于外敌入侵——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是也。但这种民族主义也是防御的、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不是扩张的民族主义,它是唤起中国民众、免遭亡国灭种恶运的民族主义,它是用来对付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它在世界上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同时声明自己“永远不称霸”。因而,一旦民族危机解除,这种民族主义就会让位于原本占统治地位的天下主义——这也就是李慎之先生所说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到十九世纪末在列强环伺欺压下才产生的。因此,它只能是民族解放主义,而不能是民族扩张主义。在这个加速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复兴而取得与世界各国平等地位以后,中国的文化应该还是回复到文化主义与天下主义——在今天说也就是全球主义。”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家庭、国家、私有制的消亡》一书中曾预言:“家庭、婚姻、国家、私有制等不过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中间状态,而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全部状态及永恒状态。家庭、婚姻、国家、私有制必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终将趋于消亡。”这正是对天下主义肯定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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