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报人胡绩伟

  

61e04755jw1dzcracu8ibj.jpg  2012年9月16日上午7点零5分,著名老报人、《人民日报》原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在北京逝世。

  得到这个消息,感觉到很突然。9月12日,杜导正老曾去看过他。那天说胡绩伟报病危,可是杜老去了以后,觉得老人没有事。“感觉他精神还很好,见到我拉着手不放,跟我说话。看样子还能撑一段时间。”杜老电话里对我说。怎么突然就走了呢?

  从1936年参加革命开始编报算起,到1983年退休,胡绩伟编报近50年;退休后他又接着搞了五六年的《新闻法》——尽管后来胎死腹中,他在新闻界从业时间有50多年了。1990年被结束政治生涯后,他被誉为“两头真”的思想者。

  “摇笔杆子是我最合适的工作”

  初见胡绩伟,是在1999年。那一年,为纪念胡耀邦逝世十周年,胡绩伟在《书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读那文章,能明显的感觉到被编辑的痕迹。我想看到原稿,就贸然闯到他在煤渣胡同的住所讨要。他是我们刊物的编委,因为这层关系,他对我的鲁莽举动也不介意。我也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半是聊天半是采访地和老人摆起了“龙门阵”。

  “摇笔杆子是我最合适的工作。”谈到半个世纪前为何选择新闻行业,老人那像他家乡乐山大佛似的脸庞露出了笑容。“这有主客观的因素:主观因素是我从小读书比较多,尤其是进步书刊多,笔头上很利索;客观因素是我身体多病,到战场上抗日那是承受不了的,也就只能选择用笔来为抗日做点贡献。”

  若说到胡家三代,胡绩伟可以说是在四川的一个革命家庭长大的。他的祖父胡福全经营一个小茶馆,家境还算殷实;他的叔祖父胡素民参加过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与孙炳文是至交好友,与邓演达、吴玉章等人时有往来,是国民党的左派;大伯父胡良辅(字驭垓)也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参加同盟会,并担任过四川民众保路运动东路军指挥,后被杀害。如今,到胡绩伟家乡威远县,还能在县城看到保存完好的“胡驭垓烈士殉国处”石碑。

  先人的革命影响,少年时代的胡绩伟读了很多进步的书刊。1935年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考进华西大学数学系,只读了一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放弃了科学救国的理想,于1936年考入四川大学政治经济系,选择用笔来做武器。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胡绩伟一方面受生活书店(邹韬奋主办)出版的进步书刊的影响;一方面受中共地下党员车耀先、韩天石等人抗日救亡思想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的五个成员之一。“由于我读的进步书刊较多,遇事总能讲出一番道理来,我在部队就分管宣传,开始出版刊物《大声周刊》。”胡绩伟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那天,为了对中国的现实发言,胡绩伟等人成立“图存社”,出版《图存》周刊。在起草发刊词时,胡绩伟等三个编辑决定同时写,择优采用,结果,胡绩伟的稿子被认为最好。“从那以后,我就坚定的认为自己以后就‘摇笔杆子’了。”

  1937年12月,胡绩伟加入中共后,他成为在成都影响很大的救亡团体“星芒社”的领导骨干,并为这个团体创办了一份报纸:《星芒报》。当时,文艺界正在提倡通俗化、大众化,创作大批直接为工农兵大众能够阅读的通俗读物。新闻界也在提倡创办“老百姓报刊”,使识字很少的老百姓都能看懂,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胡绩伟任主编的《星芒报》也加入推手的行列。《星芒报》的文章很短,充分发挥了四川人“摆龙门阵”的特点,对很多社会现象的抨击,甚至采取如今我们流行的“段子”的方式。

  比如说,因为《星芒报》宣传抗日,经常遭遇国民党封查。该报就以《校长与军长》为题进行调侃:

  有人看见某校长亲自出马,捣毁星芒报和战时出版社,便问校长与军长有何区别?夫子曰:军长主战,校长主降;校长击内,军长击外;军长抗日,校长反俄。马占山曰:幸好校长不是军长,否则,祠堂街已踏为平地;殷汝耕曰:可惜军长不是校长,否则,我大皇军已统一中国;老子曰:天下事,本有幸,有不幸焉。

  这样的办报风格,直击“校长”蒋委员长,自然要遭遇国民党的查封。从1936年至1939年,胡绩伟参与主办《活路旬刊》《大声周刊》《星芒报》《蜀话报》等,一出刊就被查封。封了又办,办了又封,只不过是改个名字而已,加起来有十次之多。

  在这样的拉锯战中,胡绩伟也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办报风格:报刊不仅要为人民服务,而且要为人民所直接掌握。

  1939年,胡绩伟到了延安,主持创办了《边区群众报》并担任主编,一办就是十年。胡绩伟把自己的努力目标概括为:办一张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报纸。他十年如一日地、全心全意地努力办好这份报纸。在他的主持下,报纸不只是在内容上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呼声,为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幸福而奋斗;而且在形式上力求大众化,让识字不多的边区群众能看得懂,让不识字的人能听得懂。这样一份边区人民自己的报纸,受到了边区人民的热爱。当然,胡绩伟也是带着很强的党性来办报的,他的努力,也受到陕甘宁边区党委(以后改为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的称赞。1944年,他被选为边区的特等文教模范,《边区群众报》也被评为特等文教模范单位。

  从1949年5月西安解放到1952年底,胡绩伟担任中央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的总编辑。“在以习仲勋为首的西北局的领导下,我工作得非常舒心。”胡绩伟说,“我与习仲勋同志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对于西北局当时的施政方针和政绩,《群众日报》都作过比较系统的报道和宣传。”其中令胡绩伟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习仲勋对民族和民主人士予以团结、感化、争取、帮助的宽容精神。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前后,习仲勋对胡绩伟一再嘱咐:一定要对每一个民族和民主的代表人物进行认真的宣传报道,他们在会上的发言,同工农知识分子代表的发言一样对待,一律在《群众日报》上全文刊载,不能登摘要;对这些代表人物在会前和会中都要进行深入采访,对每个人都要写一篇访问记。习仲勋对每一篇访问记,都要亲自审阅,并找到他和记者,一面问一面改,改好后还要再看一遍,才放心拿去登报。习仲勋的这种政治品德也对胡绩伟以后的办报产生过影响。

  1952年底,胡绩伟担任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做总编辑邓拓的助手。那时,“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无论政体还是国体,甚至报体也都是苏联的。《人民日报》成为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翻版。《真理报》的基本经验概括地说,就是“党报要作党委的驯服工具”。换句话说,“党报就是党的喉舌”。尽管胡绩伟对个别问题有点怀疑,如对每天必须发一篇社论,社论的字数必须一样,而且一定要排在报头旁边的固定地位,他感到未免过于机械,甚至有点形式主义。但也只是怀疑而已。作为副总编辑,他必须让报纸成为党的喉舌,而不再像以前十多年办报一样实现自己的办报思路。

  因此,在那些年,胡绩伟没有多少选择,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和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人民日报》都是率先垂范的。“放高产卫星的新闻是经我手发出来的,现在想想,真是觉得荒唐。”谈到这段历史,胡绩伟无论如何都不原谅自己。

  1956年,在毛泽东“大鸣大放”的推动下,《人民日报》进行大改版,改版的社论题目就是《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改版的重点是要扩大反映实际情况和人民意见,要更多地研究和关心各项实际问题,特别是要开展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即使是同我们共产党人的意见相反的文章”也允许发表。胡绩伟完全信以为真,协助邓拓满腔热情地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革新,使报纸面目焕然一新。谁知,他们为“使《人民日报》成为群众欢迎的生动活泼的报纸”的一切卓有成效的努力,很快就被毛泽东指责为“死人办报”,因为《人民日报》没有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号召各界人士“大鸣大放”、对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的“阳谋”。最终,这次大改版以邓拓被调离,不少编辑记者被打成“右派”而收场。

  毛泽东指责邓拓“死人办报”那次谈话,胡绩伟也是在场者。毛指责“几位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邓拓),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的话,胡绩伟一直记忆犹新。“毛主席讲完后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我实在憋不住,就提了一个建议。我认为办好《人民日报》的关键是要有一位敢于独立思考、独立决定问题的中央委员主持报政。于是,我说:‘《人民日报》的工作十分重要,有一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报社坐镇。’毛说:‘《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是需要有一个或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得住。但现在没有适当的人选。’以后想起来,我当时的话也太幼稚。你以为中央委员就敢于独立思考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有一点独立思考,不也落得那样悲惨的下场?关键是体制问题,而对于党报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

  此后,胡绩伟一直在探索如何解决党性和人民性这一矛盾的途径。在“文革”关牛棚挨斗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思考过。因为“文革”时《人民日报》的主持者将“党性”发挥到极致,而在群众眼里则成为“戈培尔的报纸”。

  听话,不听话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主席华国锋点将,胡绩伟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此时,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旧交替的时代。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去向留下了诸多的选择空间。如果把毛泽东的遗产比作一间房子的话,一部分瞻仰者认为:这房子很好,我们要供起来,不但什么也不要动,而且以后盖房子的时候必须原封不动地照这样来。这一派人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派。另一部分人认为,房子留下来,但样式陈旧,我们可以盖和这个房子式样不一致的房子。这就是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的看法。邓小平说,我们应当世世代代完整、准确地继承毛泽东思想。怎样完整、准确地继承毛泽东思想?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推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派的做法,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叫做“拨乱反正”派。胡绩伟成为这一派的重要的一员。

  在“文革”十年,胡绩伟对自己的办报生涯进行了长久的深思,发现自己过去20多年的办报生涯里,在党正确时,报纸也正确;在党犯错误时,报纸也跟着犯错误。他想:当党犯错误的时候,如果报社领导人的头脑是清醒的,有独立思考能力,报纸是不是可以不跟着犯错误呢?他以为,这是可以做到的,是应该做到的,是必须做到的。这样,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就是不一致的,是对立的了。要使这二者统一起来,就只有使党性服从人民性,坚持人民性高于党性。如今,毛泽东去世后留下的政治选择空间,给胡绩伟在《人民日报》展现自己办报思路的机会。他适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党中央定稿批示发表的。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社论一出,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胡绩伟也有同样的认识,但他说自己“只好服从”,而这种服从“不是盲目的服从,而是睁着眼睛违心地服从”。“听话,还是不听话?”胡绩伟在徘徊中走向了“不听话”。

  按“两个凡是”的观点,1976年发生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就不能平反——那是毛主席定的;而天安门事件不平反,对中央高层来说,邓小平等众望所归的领导人就无法复出;还有“文革”十年冤案如山,再往前溯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都是毛主席定的,也无法平反;“文革”宣告了毛路线的破产,中国如果没有新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支撑,就无法向前进。

  胡绩伟主持的《人民日报》,在胡耀邦的领导下,在上述问题上一一“拨乱反正”。在推动平反“天安门事件”过程中,胡绩伟曾被负责宣传的政治局常委训斥“党报不听党的话”,但他依然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向前推进,与新华社等单位联手,最终使这一事件获得平反并由此开启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幕。在终结“两个凡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人民日报》在1978年3月26日刊登的《标准只有一个》,提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思想评论很短,没有引起普遍重视。但文章发表之后,报社收到二十几封读者来信,除一部分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外,大多数是提出问题的。

  在胡耀邦指导下写作的两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发表后,胡绩伟坚决支持,安排《人民日报》转载。他说:“这样的好文章本来应该用《人民日报》社论来发表。但是,当时社论要送给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来审查,肯定会被扣压。于是胡耀邦想到用‘特约评论员’的形式——表明不是本报人写的,而是社外人写的。”但是,党报的地位不同,即使是转载,胡绩伟还是招致了上面严厉的批评:先是吴冷西的指责,认为这篇文章是“砍旗”。后来,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人在一次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按劳分配》这篇文章,是邓小平和李先念同志审查过的。)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思想的。”

  不过,胡绩伟并不在意,他和当时其他人如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老干部一起,以民心所向为行为的准则。由此,一起推动了中国历史大转折进程。

  很多过来人都记得胡绩伟主持的《人民日报》。当年,这份党的机关报发行量达到300多万份。人们记得,《人民日报》首先发表文章,对因“农业学大寨”而一路升天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提出批评,导致这位副总理下台;人们也记得,一位商业部长因为在丰泽园吃饭欠账或者“吃了一整桌宴席才花了一碗汤钱”而被批评,《人民日报》立刻转载,并发表中纪委对这位部长的通报批评;人们更记得,震惊全国的“渤海二号沉船事故”,《人民日报》以无先例的口气发出批评,并发表记者的调查报告,此后,石油部长被解职,甚至连主管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也被给予记大过处分。

 

来源: 《财经》杂志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1212727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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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3日, 12:15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