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戬:世界历史中的“九一八”

徐戬:世界历史中的“九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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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 日本 主权 道义   
徐戬  

  
  内容提要: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九一八”的世界历史意义并未得到充分重视。 “九一八”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点,而且与现代中国奠定国基的历程息息相关。本文尝试重新理解作为世界史事件的“九一八”,揭示中日战争对共和国政治品质的深远影响。深入分析战后日本的历史衍变,即可发现“大日本帝国”名亡实存,自晚清直至当下,它始终威胁着中华民族的国家安全。为了看清战后格局的实质,本文论述了美国对日本的“教育”,以此折射出百年来中日问题背后的现代性危机。美国对日本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教育”,导致日本一再罔顾道义。只有对日本进行“再文明化”,才能真正避免“大日本帝国”卷土重来。
  关键词:“九一八” 日本 主权 道义
  
  一、引言
  
  1937年7月,日军越过卢沟桥发起对北平的占领性攻击,中国的全面抗日从此爆发,“八年抗战”即从这一“事变”算起。然而,已经过去了整整81个春秋的“九一八”意味着什么呢?严格来讲,人们恐怕未必熟悉“九一八”,至少谈不上真正理解这一事件。
  1931年9月起至1937年7月,这段历史并没有被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之内。如果日军没有进一步向华北发起攻击,仅此为界,中国是否就不会有抗日战争了呢?可以看到,“九一八”之后,中国的共和政府并未对日宣战,国民政府让二十多万军队撤出了东北三省。
  事实上,按照“九一八”事件主谋者石原莞尔的设想,吞并中国东三省后,日本不应继续南侵,而是以此为基地进占蒙古,然后以整个中国作后方基地应对俄国。倘若日军采纳了这一密案,中国与日本的疆界就会划在距离北京以北两百公里的地带,因为,“国际正义”打算认可这一疆界。“九一八”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中国的建国根基,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东亚”的现代性乃至所谓“国际正义”秩序。
  “九一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点,而其结局仍然规定和制约着如今整个亚洲的秩序。历史和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淡忘历史意味着我们将再次遭遇“不宣而战”。
  
  二、不宣而战
  
  81年前的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不宣而战,对中国重启战端,第二次中日战争拉开帷幕。今天有必要重新理解“九一八”的历史意义,因为“新中国”的建国根基正是在由此开端的抗日战争中奠定的。如今,“八年抗战”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说法。然而,这种习惯用语却很难经得起推敲:既然第二次中日战争起于“九一八”,那么战争阶段当持续15年之久。中日第二次战争在共和政制同天皇体制之间展开,实为长达15年的殊死较量——学界向来有所谓“十五年战争”的说法。“八年抗战”的说法表明,我们尚未充分理解“九一八”的真实性质,从而无法看清中日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
  欧战之后,国际格局风雨飘摇,“九一八”的直接背景是列强的全球争霸。从全球秩序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源于凡尔赛体系的危机。日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形成的脆弱格局发起冲击,这一格局终于首先在中国东北发生断裂。西方学者强调,“九一八”不仅是中日战争的肇端,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点:
  从结构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代表了两大阵营之间对1919年以后国际现状的全球性争夺。从这一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在日本1931 / 1932年占领东北亚(中国东北)就开始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以及1937年开始的中日战争是其继续,希特勒对波兰的袭击则导致了英国和法国对其宣战。
  回顾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历史行程,不免令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感叹。民国肇造,未料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内战频繁使共和政制名存实亡,强敌环伺令中国文明危在旦夕。更为不幸的是,内忧和外患紧密关联在一起。百年以来,中日始终处于敌对状态,“九一八”仅是众多冲突中的一环:日本窃据琉球之后,甲午战争对晚清帝制形成了致命一击;民国成立不久,日本即把“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支持袁世凯颠覆新生的共和政制;此后,五四运动更与日本强占中国山东直接相关;到了北伐时期,日本为阻碍中国统一不惜制造了“济南惨案”。倘若将诸多“事件”连缀起来,“九一八”恰好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
  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始于卢沟桥事件,显然是日本复制“九一八”侵略模式的结果。因此,“九一八”对整个中日战争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它不但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政治格局,更在“新中国”的政治品质中留下无法抹除的印迹。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是 “欧洲内战”,随着新兴强权的崛起,世界历史的重心已然东移,中日战争可以视为现代性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扩散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权力格局,成为真正的“世界内战”。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作为大战起点的“九一八”就具有了深远的全球性含义。
  “九一八”爆发之时,没人会料想到这一“事件”会演变成第二次中日战争。无论是中日双方还是国际联盟,没人将这一事件视为真正的“战争”——直到今天,我们仍将这一事件称为“事变”而非“战争”。理由不难理解,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未因此向日本宣战。这一绥靖态度造成了人所共知的严重后果,那就是日本帝国步步进逼,一再打断中国建构主权国家的现代步伐。我们必须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角度理解“九一八”的现代性含义。
  在传统帝制全面瓦解之后,辛亥革命催生出来的中华民国险象环生,并未扭转近代以来的社会分裂和外交颓势。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到蒋介石挥师北伐,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克服辛亥革命以来的共和危机,建立自由、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按照孙中山的建国构想,实现共和需要依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逐步达成。北伐之后,张学良易帜标志着中国在形式上达成统一。就政治体制而言,国民政府正在由“军政”过渡到“训政”,近代以来中国人所殷切期盼的“新中国”似乎遥遥在望。国民政府于1931年5月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准备依照孙中山的建国方案逐步再造民国。恰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国撞上了这场不期而遇的战争。
  日本的进犯之举并非起于甲午战争,而是早在明治时代就埋下伏笔——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实际上始于日本染指台湾。1871年,66名琉球渔民漂泊到台湾,其中54名被牡丹社居民杀害。明治政府借机出兵台湾,真实动机却是宣示对琉球拥有“主权”,将琉球王国作为“琉球藩”窃为己有。②通过把琉球划为“例外状态”,如今的美国操纵了琉球的实际主权,使琉球成了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基地。琉球的主权问题迄今仍悬而未决,必须从日本到美国的战略继承角度加以重新思考。回首中国的百年沧桑,我们今天难免产生如履薄冰的历史感觉。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战争当然以其“满蒙”战略为背景,直接动因是出于对张学良妨碍日本利益的不满,尤其是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令日本惊惧。易帜之举使中国达成形式上的“大一统”,这正是日军阻挠国民党军队北伐以来竭力避免的局面。中国文明的历史连续性必以国家统一为政治前提,日本深恐中国迈向共和政制下的新“大一统”。出于这一帝国韬略,日本军方精心制造了先发制人的“九一八”战争。
  “九一八”以后,中国的政治版图已然发生根本改变,建国进程从此同抗日运动密切交织在一起。“九一八”之后,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立刻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功臣。作为享有“鬼才”称誉的战略家,石原莞尔迄今仍在日本赫赫有名,他的战略构想始终是日本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中日爆发全民战争之前,石原莞尔竭力坚持“不扩大”政策,主张利用中国共和革命之后的割据局面进行分而治之,趁机循序渐进地推进“满蒙”计划。
  国民党党国体制的法理程序是“党、政、军”,而实际顺序却是“军、政、党”。“九一八”前后,国民政府呈现为“武人”凌驾“文人”的新型政权结构,从根本上逆转了国民革命以来“以党治军”的理念。关键在于,一党专政并不一定意味着“强势国家”,国民政府恰恰是施行独裁的“弱势国家”。国民党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涣散的状态,从来就不是拥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徒具“无所不管”的表象,而这不过是去政治化的外在形式,丧失了政治品质的政党只能造成“弱势国家”。③将国民党党国体制同强势国家等同起来,不过是一种政治天真。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并未因“九一八”而对日宣战,历史留给我们的是深深的叹息。
  不难设想,只要日本没有贸然发动华北战争,“满洲国”就极有可能维持现状,按照西方国际法所谓“依据现状”,就会最终迈向“独立”,成为日本的属国。只要“满洲国”依然存在,“新中国”的理想就会遥不可及。如果日本这一守成战略能够贯彻始终,同时避免同美、苏进行正面冲突,今天的东亚格局很可能就要彻底改观。中国的地缘格局不但会受到打通朝鲜和“满蒙”的“大陆日本”的钳制,奠定未来东亚格局的朝鲜战争也将不再可能。
  在经济全球化一路凯歌的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切身体会曾经亲历、甚至仍在经历的历史危难。从纯粹智识的角度看,石原莞尔的构想不能不说极为高妙,对于日本人来说,自然是错失良机,对于我们来说,就不仅是令人不寒而栗。问题在于,在当今的日本、尤其作为日本替代者的美国,石原莞尔这样的“鬼才”还大有人在。如果中国被迫面对一个远比日本更加强大、险恶的敌人,情况又将如何呢?历史的可能性实在不堪设想。
  
  三、主权问题与共和国的根基
  
  就世界历史含义而言,“九一八”所标志的世界变局成为撕裂现存国际秩序的起点。早在1929年,蒋介石就曾作出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起,亦必在中国。”而且,“远则不出15年,近则随时均可发生”。④他清楚地看到,列强相争必然会引发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者之在东方,或在中国,其冲突均随时可以发生。他们的利害,无一时不相冲突,英美之于日,日之于俄,其冲突尤觉显然。冲突之焦点,必在中国。
  如此敏锐的历史感觉,让今天的我们难免感到惊讶。如果国民政府始终保持警醒,至少可以对日本的伺机寻衅做好心理准备。历史的走向却背道而驰,正是由于未能应对“九一八”,日本才得以步步实施侵略计划,最终将中华民族逼到生死存亡的边缘。
  “九一八”爆发之时,蒋介石正在江西指挥“剿共”。日本遽然不宣而战,实在出乎国民政府各方意料。万宝山事件发生之时,蒋介石电告南京政府:
  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共产党利用,逞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外患当前之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蒋介石的处境确实颇为艰难——国民党内部矛盾尖锐,甚至有爆发内战的危险,共产党则雄踞一方,其潜力远非传统军阀所能比肩。蒋介石认定,中国的弱势地位源于国家未能统一,因此,内忧高于外患。从这一判断出发,他以为,隐忍的态度或许可以避免日本图穷匕见。
  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中,蒋介石解释“安内攘外”的政策时说:
  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此次如无粤叛变,朝鲜惨案即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
  早在北伐期间,日本就不惜出兵打破统一态势。而且,张学良归顺国民政府,这种形式上的统一已然触动日本的地缘利益。日本不失时机地发动战争,恰恰因为中国有渐趋大一统之势。日本进行侵略的理由(防止“攘外”必先阻止“安内”)恰恰成了蒋介石规避侵略的理由(只有先行“安内”方能“攘外”)。“中村事件”之后,蒋介石深恐事态扩大,叮嘱张学良: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备受诟病的“不抵抗”政策表明,蒋介石在“攘外”和“安内”的漩涡中进退失据。无论蒋介石还是张学良,起初都以为“九一八”不过是突发的偶然事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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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6日, 6:30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