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费铭,毫无疑问是我们那群皮孩子的绝对领袖。

我们模仿着黑白电视机里的“黑社会”那样,叫他费爷——虽然那时他才十五岁,腰里也没有黑亮的手枪——但他好像很不在乎这个在我们看来,无比光荣霸道的称呼,只有在邻班的苗苗路过我们时,他才会顺其自然地享受这个称呼,在我们叫他“费爷”时深沉地转身,眼神沉静地清叱一声“什么事?”

其实,费铭以前叫作二傻。组织里还有大头和三楞,我是最小的四喜。

大头的头还是那么大,三楞还是楞了吧唧的,四喜还是风流倜傥但经常挨揍的四喜,但是二傻已经变成了费爷。所以我们这群革命老区的小伙伴们,便在县初中里,跟着费爷一起鸡犬升天。不对,我不是鸡犬,三楞才是。

老子是他奶奶的喜子哥。

10109879106ec23406

我们四个都是一个村的孩子,一起上树跳井,一起摸鱼扒虾,一起爬北边的荒凉山头,一起偷李老汉家的桃子陶老汉家的李子,一起把村里的一切翻个底朝天搅个龙宫乱,然后拖着长长的鼻涕被爹娘拿着笤帚揍得鬼哭狼嚎。

家里不栽果树的老人们则欣慰地任由我们胡闹——“这么点的小娃娃,正赶上调皮时候,让他们作吧!大了想作还作不动了哩!”

我们四个娃娃是同岁,大头生于飘雪纷飞的正月,我生于飘雪纷飞的腊月。

那时的费铭我是记得的,就像每一个普通的农村娃娃一样普通,却又有些怯懦和怕生,村落很小,挨家挨户都很相熟,但是他见到我爹还会怯怯的,耷拉着瘦瘦脖颈上的大脑袋,眼睛仔细盯着脚尖,两只小手不安地揉捏着脏兮兮的衣服角,直到揉得皱巴巴,薄薄的嘴唇里嘟哝出一句“福叔”,仿佛声音大了就会显得不礼貌。

除了我们,他见到谁都这样,他爹也一样。

“老费家那小子脸皮儿可真薄!将来指不定是个文化人!”我爹喝了两盅烧刀子,在炕上大声嚷嚷道。我想就二傻那小子,遇到十以上的算术题就开始脱鞋数脚趾,还不照样得回家拉弯弯铁。

乡村的日子在我们四个孩子的笑闹哭声里溜走,赤脚趟过的河流与在手心里蹦跳的滑溜溜的鱼儿,毛桃刺手的痒与李子甘甜的香,在日后想来都是极为平淡美好的回忆,时针跑在城里的一圈一圈,无关于乡下的日出日落。我们四个小娃娃就在平淡的年光里上学、调皮、撒野、挨揍,构成了那时老人们心里,又一代人的童话童年。

我们四个就这样缓慢地长大又坚定地抗拒成长。大头依旧最疯胆儿最大,二傻依旧傻傻的不太说话,三楞不知道自己是谁,只听大头和我的话,四喜还是那个嘻嘻哈哈的调皮四喜。

直到有一天,费铭当兵的远房表叔路过这里,给他带来了一个小玩意儿。

那是个会发光的圆筒子,敲一下屁股头上就会喷出洁白的光辉,我从未见过那么长的光束,从村头能照到村尾,连村长家的一百瓦大灯泡也没有那个小筒子厉害,更何况我家燃桐油的马灯。筒子通体黝黑,不知涂了什么材质的油漆却没有漆味儿,仿佛比黑夜还黑的身体,日落时一定会不见踪迹。过了好久的以后,费铭只让我摸它的时候,透心儿的凉气从手心里蔓延进身体,我才明白这玩意原来是钢铁造的,更加羡慕地张大了嘴巴,灌了一腔子气喘吁吁的风雪。

那天夜里,费铭轻轻地敲了筒子的屁股,我第一次在黑夜里看到了洁白纷飞的雪柱。他就坐在身边看着我,眼里的神色耐人寻味。

67071284655291035

不久,我们三个都知道了二傻原来有一个当特种兵的表叔!他表叔还给他带来一个手灯。

“三楞,那不叫手灯。”

“拿在手里的灯俺家也有!就是光是黄的,俺家那个叫手灯,凭啥你这个不叫手灯?”

“不一样,你不懂。”

“嘿!那你小子说,你这黑乎乎的玩意儿叫啥?!”

“听好了,她叫——战,术,手,电。”

费铭叹了口气,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九岁的娃娃会叹气。

费铭从此以后就变了。

费铭渐渐地不屑于白日的摸鱼偷桃儿,而是把大多的精力留在了夜里。恰巧那时的我们渐渐长大,吃腻了汁液丰美的果子也爬够了树摸够了鱼,我们时常打量着村北面的山峦,眼里有着探险的火苗与畏缩的惊恐,这两种情绪杂糅到一起,成为了楔在心上的欲望。

终于在一天夜里,大头对我们说,走,咱去北边的山上瞅瞅去。

“俺爹……俺爹说山上有蛇……还有狼……”三楞声音有些颤抖。

“咱要不白天再去吧。”我也有些害怕。

“怕个球!你们摸摸自己的裤裆里有卵吗?!”大头的声音微颤,却强行压抑住声音里的抖,把这些细节用更大更恢弘的声音掩盖住,瞬间成为了伟岸的领袖,像是独立寒秋俯瞰湘江的毛主席。

我默默地摸了摸裤裆,发现卵都被冻得回了老家冬眠。但还是不忘大声吼了声“有!”那一刻我昂首挺胸,仿佛洗去了罪孽的恶人,成为了知错就改的好同志,成为了被组织挽救了的好党员。

“那就走吧。”先前一言不发的费铭突然说道。

“走!”我们四个小娃娃,在村头的小路前,一齐奋力地吼道,仿佛准备献身一场注定流血的革命。

“等等,咱们得找个火把。”大头说。

“不用,二傻有手灯。”我赶紧补充,之前可没看够费铭的手灯的威力。

“那叫战术手电。”费铭有点生气。

“对对对,战术手电!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