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友琴

我是北大学生时没有上过林焘先生的课,但是后来我跟林先生有过象上课一样(也许应该说是比上课更加)严肃认真的谈话。我写文&革历史,访问了他,聆听他讲北京大学的文&革历史。他的谈话记录,和我做过的大量采访笔记一起,矗立在纵贯全墙的长书架上,从书房的一边排到了另一边。我一直想把正在写的《63名受难者和北大文革》新书一完成就请他看,但是现在已经永远不可能了。

  林焘先生给我的印象首先是和蔼从容。两位与他相熟的同学告诉我,林焘先生曾和他们谈1966-1976年的经历。于是我就想访问他。尽管当时我已经为这段历史做了很多次访谈,但是我仍然感到每次都依然相当吃力。实际上,文革访谈的场面常常发生些紧张感。原因显然是因为这话题至今仍为权力当局所不准。当我一提出要求,有的人自然会马上想到是否会惹麻烦。另外,因为和我素不相识,所以被访者对我个人的动机和目的也会怀有疑问。我自己从本性上说就不是一个善于社交的人,所以尽管我的动机和研究方法都很简单,要对受访者很快做出一个明白清晰而且令其相信的解释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可是当我问林涛先生是不是可以访问他时,他说,好啊。接着我们就约好了一个时间。他的口气平和,表情从容,就好像班上认识的学生来请教一个汉语语言学问题–他熟悉精通的专业。他的和蔼从容让我有了轻松感。

  关于文革的采访会有紧张感,显然和人们的不安全感有关。这种不安全感的存在是合理的,因为在文革的残酷境遇中生活过来,人们自然就会缺乏安全感,因为他们确实不安全。在压迫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警觉,显然很难生存。但是这种不安全感本身其实也很可能成为一种心理病症,给人带来伤害还不为人知。这一点说起来也许是有点太抽象,但是感受起来却是很具体的。

  和林焘先生谈过话后,我想,林焘先生和蔼从容,最深的原因是,他想告诉我的是他了解的那时的事实和他的思考。他的叙述和判断,是出于对事实和真理的追求。这就是他的主要关怀,别的因素都不那么重要。本来,在理论上,这是一个当教师的人应该有的方式,但是在现实中,尤其在对待文革历史这一特定案例中,并不是有很多人能这样做的。

  林焘先生在那场运动中是中文系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之一。他曾经长期被关押在校园监狱中。现在谁要敢在校园里关押人,恐怕是要被当作“绑架罪”处罚的吧。那时候北大里却建立了大小各种监狱也就是所谓“牛棚”数十个。现在的考古博物馆所在地点,就是当年最大的校园监狱,被称为“黑帮大院”。他告诉在那些校园监狱里身经目睹的种种迫害和暴行。他告诉我事实的同时,也袒露了他的正义原则。我知道相当多的人对那时的罪恶已经缺乏正义感来指责,因而也就遗忘甚至否认当时暴行的存在。林焘先生却不是这样的人。受难者已经被害死不能复生,幸存者身受的痛苦也不可补偿,林先生记忆和讲述文革罪恶,不能是为了别的,只能是出于他的道义原则和责任感。

  林先生告诉我,化学系职员林芳是他的远亲。1968年,林芳的丈夫,化学系副教授卢锡锟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参军为帮助中国抗日的美国军队作英文翻译,1968年为这样的所谓“历史问题”遭到迫害而“自杀”。他服下剧毒杀虫药“敌敌畏”,毒性发作后极其痛苦,用刀砍烂了自己的手臂。林芳在一个月后也“自杀”。我在这里使用了引号,因为这些都不是通常意义上说的自杀,而是残酷迫害造成的死亡。在北大,这样“自杀”的人有49名。这样血腥的罪恶,近四十年来没有得到记载。如果林先生不说出来,后来的北大人只会对这种水洗一样的遗忘本身也浑然不觉。后来,在我的《》书(2004年出版,2004页)中记载了659人的悲惨遭遇,林芳卢锡锟夫妇也在其中。

  林焘先生讲述了他自己1968年他在那座校园大监狱里的日子。连他在内,中文系有十一人被关在那里。其中有十名教员,一名干部。半年以后,他从那座大监狱出来以后又进了中文系在19楼的小监狱。他说一度还压力似乎有所减轻,因为整人者那时忙于“揪”新的一批“牛鬼蛇神”,中文系又有五名教员被关了起来。他告诉了我所有的名字。这一点也给我很深的印象。林先生不但记得自己的痛苦,也记得别人的痛苦。他不是个视野狭小只顾一己的人。他的同情和关注是阔大的。也正因此,他对北大的文革暴力迫害有相当全面的记忆。

  他没有向我炫耀他的道德原则,但是他的叙述显示了他真的持有高尚的道德原则。另外,他也没有隐瞒他的弱点和狼狈相,甚至是在一个并不相熟的晚辈学生面前,而且这个学生会把这些并不能令人自豪的事情写出来。

  他说,在“牛棚”中有“监规”:看守人员叫到谁的名字,就必须马上立起来走过去。那里还关了一位教授名叫“林超”。“林焘”和“林超”声音相近。每次叫到其中之一,他们俩都一起跑,怕去慢了挨打。在“牛棚”中打人是随时可以发生的事情。林超是地理系教授,已经去世。
  他说,他曾和中文系章廷谦教授关在一间房子中。有一天章廷谦说,他很苦恼,因为冯友兰教授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是国民党区党部委员,那样就是“历史反革命”了,但是他并没有当过。后来,军宣队在大操场召开全校大会,把章廷谦当作“抗拒从严”的典型用手铐铐起来塞进一辆吉普车当众带走。林焘先生怕被戴手铐抓走,就承认了他们逼他承认的要炸水塔(并无此事),然后得到了“在党的号召的感召下坦白罪行,予以从宽处理”的“结论”。他感到内疚,军宣队利用章廷谦作牺牲品制造恐怖气氛的手段在他身上奏效了。
  (章廷谦的“历史反革命问题”,在数年之后据说调查清楚没有了。1980年代,学者钱钟书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讲话中责备冯友兰给章廷谦先生带来灾难,妻子疯了,儿子自杀。1990年代末,冯友兰家人指控钱钟书诬蔑了冯友兰,还说要找律师起诉–后来没有做。当时钱钟书先生已经病重住院无法作答。报载这场争论的结局是,钱钟书先生的妻子杨绛出面说钱没有这样说过冯。事情就此平息。令人惊讶的一点在于,章廷谦和林焘等先生受到的迫害,在这个争论中被放在一边了。另外,对于发生在北京大学的大规模迫害——63人被害死,占全校总人口的二百分之一,长期以来一直不见报道和记载,更不见分析和研究。而且,也看不到当年施害者的忏悔和道歉。在公众记忆中,那时的大图景和个别事件都变得模糊不清。这是怎么造成的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林焘先生也是最早告诉我1968年6月18日为“纪念”北大文革暴力迫害发生两周年而举行的更大暴力迫害的人。在1966年6月18日,北大发生了大规模的对文革对象的暴力行动。由于毛泽东把这天的暴力行动称为“革命的”,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在全国兴起,造成了无数人的死亡和被打残废。在北大,从当时的北大报纸可以看到,对这个日子多次举行“纪念”活动,实际上就是不断强化暴力思想和实施暴力行动。其中1968年的这一次规模最为巨大。200名“牛鬼蛇神”从校园监狱中被押出来,从临湖轩到大饭厅,路两边挤满了人用棍棒和树枝殴打他们。然后他们被分到各系,继续遭到各种体罚和殴打。这是北大历史上最为野蛮和黑暗的一天,是应该被记住并且加以分析和研究的。林焘先生告诉我那一天发生的。我意识到,对于这一天的历史意义的评估,实际上也取决于历史的记忆者和书写者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那些把人的生命和尊严不当回事的人,就会否认这一天或者假装忘记或者真的也忘记了这一天。林先生记住了。
  林先生自己也是那一天排队过“夹鞭刑”的人之一。他说到,在一片“打倒”声中,他走在王力和朱德熙先生后面。两边棍棒打来,走得快一点就可以少挨些打。王力先生被打得摔倒在地,而且眼镜也被打飞在地上。王力先生比他们二人年纪老,而且深度近视,离了眼镜什么都看不清。林焘先生说,当朱德熙先生觉察到王力先生摔倒,立刻回身停下,把王力先生扶起来,并且把眼镜捡起来,给王力先生戴上。就在这时候,朱先生头上挨了棍子,血流满面。
  林焘先生说,文革后的一天,他和王力先生同行走路。王力先生问他,6月18日那天谁扶了他?林先生说:是德熙。
  朱先生的名字由林先生字正腔圆的声音说出(他是语音学教授),在听觉上都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也认识朱德熙先生。他也是中文系的老师,也是个和蔼从容、善意宽容的人。在那样邪恶恐怖的场面中,他能回身照顾年老的师长,扶起他,帮他拾起眼镜,实在表现了当时难能可贵的善意和勇气。另外,在那样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考虑的时间,支持他这样做的,应该是一种深植于心的道德精神。我进入北大和认识朱德熙先生是在文革之后。听了林焘先生说的这段故事,使我想到,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温和善意,其实并非如有些人想的是因为一直生活在文雅优越的环境中才有的(这应是一个原因)。他们经历过文革和其他磨难。他们的和蔼从容是经历过炼试考验的,是他们的成熟的选择。革命并没有能摧毁他们的道德和价值观念。这种和蔼从容是一种道德、心理和智慧的境界。
  林焘先生能观察和记住朱德熙先生那时候做的这样一件事情,其实也显示了他自己的道德原则和为人。那些权力欲望旺盛、缺乏同情怜悯之心的人是不屑于记住这样的事情的,更不可能有什么“见贤思齐”的愿望,也不会在多年之后讲给一个晚辈听。当我听到人们用十分不同的口气和词语来描述他们经历过的文革历史的时候,我常常会看到叙述者自己的道德原则在其中的作用。
  北大在1966-1976毁灭了63个人的生命,还破坏了什么呢?在我今年完成的一篇文章《摧毁日记的革命》中,我写到了北大人怎么在那时停止了写日记。除了日记,还有什么呢?显然还有校园文明和个人道德。文&革动员学生打老师,又强迫老师斗老师。想想那些用打人来“纪念”打人的野蛮和残酷吧,还有那些迫害老师同学而且至今不思道歉的道德水准吧。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还是可以象林焘先生那样,在不忘却受难者和罪恶的同时,也看到和记住在文革的暴力和黑暗中的道德的闪光。
  道德的光亮是通过人来承载和体现的。朱德熙先生去世多年了。现在林焘先生也已去世。然而,我想,我们还可以把他们的美德写下来,让他们的故事通过文字来和我们永远交通相连。我还采集到了类似的这样的故事。所以,我会在我的新书中设立一个专章,来记载北大文革中的好人好事。并不是要找到完美无缺的人才值得我们效仿,而是前人的美丽的行为应该被记录下来,然后,会像天空的闪亮的星星那样照耀我们的精神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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