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

第十四章:  玛曲:河水为什么这样红

初知这场战役,是2007年10月,我在《我故乡的悲惨史》这本书中,看到一小段有关“克森大屠杀”的描述。该书原文为藏文。作者扎益仁波切,名丹增白华尔,他根据“当时担任共军翻译的工作人员才仁和王某某”的叙述,简短描述了这场“围歼战”的大致经过。据书中记载, 1958年4月,河南蒙旗一个靠近黄河,名叫“克森陀洛滩”的地方,解放军兰州军区骑兵第1师对数万蒙藏牧民进行了一场大屠杀。这段描述使我震惊,也使我对中共官方有关“平叛”的历史陈述产生了怀疑。以这个事件为切入点,我开始了对那段历史的追踪。

要确定这个事件的基本情况,首先需要确定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可是,作为史料,这段叙述过于简略,许多关键细节不清楚。“1958年4月”是藏历还是公历?“河南蒙旗”和“克森陀洛滩”在哪里?在互联网上搜索“克森陀洛大屠杀”,指向该书的网络版,并无其它线索。扎益仁波切丹已经圆寂,无法对他进行访谈,确证一些关键细节。而且,他留下的这段记录并非第一手资料,是转述他人的叙述。

但是,发生过的重大事件,绝不可能在历史中彻底消失,一定会在各种史料中留下蛛丝马迹。我仔细阅读扎益仁波切丹的简略叙述,注意到一些部落的名字:达参、白斯、阿柔、斯菇穷巴等等。于是,我就从这里入手,开始追寻那个鲜为人知的事件。

我在文献中找到了“达参部落”所在地。达参部落是一个高度藏化的蒙古部落,位于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赛尔龙乡。那么藏人所说的“河南蒙旗”,即青海省黄南州河南蒙族自治县。

2010年盛夏,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埋头阅读大量枯燥的藏区地方志。《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第五编第七章第六节中的第二段,“1958年平息局部地区武装叛乱战役”,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段叙述显示,1958年5月,“河南蒙旗”发生了大规模牧民“叛乱”;6月1日,“黄河弯曲部北岸和柯生玛尼滩柯斯托洛乎小山包上”,“平叛部队包围聚歼”了数千名“叛匪”。由此可见,1958年,“河南蒙旗”确实发生过一场解放军对牧民的大屠杀。可是,《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中的“柯生玛尼滩”与藏人叙述中的“克森陀洛滩”显然是不同地名。

这场屠杀到底发生在那里?我打开青海省地图和黄河流域图,对照所有能找到的资料,细细搜寻。经多方比较后,我锁定黄河第一弯曲部。

黄河1从果洛久治县向西流出青海,进入甘南玛曲、四川阿坝,复从东北返回青海,形成一个椭圆形右旋,是为“黄河第一弯”。黄河复归青海处,为甘青两省分界。河之北为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河之南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两省交界处,黄河水流平缓,一路左弯右旋,留下片片丰美草滩。

1958年6月1日凌晨, 黄河北岸的柯生托洛草滩上万籁俱寂,数千座帐房沉浸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草滩四周的山包上,一些部落汉子荷枪守卫;不远处,黄河静静流淌,水面上闪着微弱星光。

浓黑夜色中,没有人知道,或许也没有人想到,在他们东面的甘南玛曲县欧拉草原上,许多军人在夜幕掩饰下,正在紧张地行动。

一群训练有素的战马被赶下河,马群拖着一长串用铁链横系的橡皮舟。马群把橡皮船拉过河,一群士兵迅速地在船上铺上木板,黄河上即刻出现了一条临时军用舟桥。解放军骑兵第1师的士兵们踏着舟桥渡过河,在河对岸集结,一声令下,士兵们飞身上马,朝柯生托洛草滩疾奔而去,沉闷的蹄声消失在夜色中。

此刻,草滩上静谧安详。帐房外,牛羊骡马寂寂无声;帐房里,男女老少安然酣睡。牧人以为两省交界处是天罗地网中的空隙,他们终于逃到了一个远离战争的地点。

酣睡中的人们浑然不知,死神正朝他们步步逼来。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记载,1958年5月3日,黄南州所属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发生了“局部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

河南县是纯牧区,居民以和硕特蒙族为主,因此亦称“河南蒙旗”。历史上,蒙旗最盛时曾有四旗,人数达20余万。至民国初年,四旗驻牧地大大缩小,至中国建政时,和硕特末代首领,女亲王扎西才让所统属的河南蒙古族只剩3旗,六大部落,即斯柔琼哇(斯菇穷巴)、达参、藏阿柔、外斯(白斯)等,其中藏阿柔部落为藏族部落,并且是和硕特直辖的四大部落之一。这些部落虽然被外族人统称为“河南蒙旗”,但他们已经与藏文化高度融合,藏语为通行语言,藏文为通行文字,生活习惯也深受藏文化影响。和硕特女亲王扎西才让的夫婿,是拉卜楞寺第五世嘉木样仁波切长兄黄正清之子黄文源。黄正清是康藏近代史上的名人,他的大妹阿珍嫁果洛康赛部落红保康万庆,二妹阿赛嫁康干部落红保康克明,由此可见,“河南蒙旗”与藏人关系十分密切。

历代和硕王爷均为夏河拉卜楞寺寺主,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和久远以来的宗教联系,使得和硕特王爷在青海的黄南、果洛、海北、海南,以及甘肃夏河一带拥有很大影响,在河南蒙藏民众中有相当高的威望。中共建政后,扎西才让是中共极力争取的统战对象。1955年,她被选为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县长。没有资料表明,她对中共强力推行的“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表示过反对;亦无资料表明她当时是否被中共控制。

河南县牧民抵制“合作化”的参与者共1597户,7487人,“绝大多数为被裹胁的牧民群众”。该年河南县总人口为2218户、10500人,其中“牧业人口”为9927人,也就是说,“极力反对合作化运动”的民众,占总户数的72%, “被裹挟的牧民群众”占牧民总数的75%。换言之,中共的“合作化运动”遭到牧民普遍抵制。

迄今为此,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这些牧民对工作队或者县政府发动了攻击。据《黄南州志》记载:“1958年5月3日开始,河南县之达参、斯柔群哇、柯生术、外斯等部落公开叛乱后,叛众携带家属、驮帐房杂物、驱赶牲畜陆续向柯生托洛滩集结,企图渡过黄河与甘南叛匪汇合。”可见河南县的“叛乱”,事实上是这几个部落的民众自5月3日开始,对中共强制推行的“合作化运动”采取不合作态度,赶着牲畜,驮着帐房集体逃亡。各部落在柯生托洛滩集合,意欲渡过黄河,逃往甘南玛曲的欧拉草原。官方资料中的“柯生托洛”与《我故乡的悲惨史》中“克森陀洛”音同字异,应为同一地名的不同音译。据此可以确定,那场“战役”的地点,就在黄南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柯生托洛滩。

这只是牧民部落为求生存的一次躲避,一次逃亡。但是,在中共看来,拒不合作就是“叛乱”,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要动用军队武力镇压。

1958年4月7日,即“循化事件”爆发前10天,中共黄南州委召开大会,州委第一书记宋平作“平叛动员报告”。两天后,黄南州委及军分区党委发出《关于黄南地区备战的指示》,并成立以宋林为总指挥的“平叛指挥部”。不管牧民是否“叛”,是怎么“叛”,中共都将予以军事镇压。

拂晓,骑兵1师赶到柯生托洛滩,占据草滩周围的制高点。 这时,草滩上数千座帐房中,可能还没有人知道,他们已经被一支久经征战的骑兵师包围。

天刚破晓,几发信号弹升上曙光初现的天空。紧接着,激烈的枪炮声撕碎了清晨的宁静。

被中共称为“柯生托洛滩围歼战”的大屠杀,就这样降临在清晨的黄河滩上。

“柯生托洛滩围歼战”是1958年青海省主要军事行动之一。这场针对逃亡牧民的大屠杀,中共至今未公布详情。研究者只能根据目前所见的公开资料,尽可能探寻这场屠杀的大致情况。

根据扎益仁波切的转述,当时在柯生托洛滩“聚集着来自陀戈、达参、百斯三部和措霍尔、斯菇穷巴、阿柔、艾玛格、果洛等地为逃避汉人镇压而流亡的三千多户人家的上万名牧民与几万头牲畜。”解放军某部夜晚偷渡黄河,将聚集在该地的牧民包围,“子弹和炮弹向雨点般地落在牧民居住区,整个山地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扎益仁波切的资料来源没有提供死伤数据。

河南蒙古族县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年编辑出版的《河南蒙古族县志》,提到了这次“战役”,并承认“参叛人数”中“绝大多数为被裹胁的牧民群众”,总数为7487人。如此精确的数据,应该是这几个部落全部人口的总和,也就是说,其中包括部落中的妇女老人儿童和僧侣。这些人中有“持械叛匪1732人,枪支1357支,乘马2535匹。”7

据此资料叙述,当时集结黄河边的,并非全部“被裹挟的7487名牧民群众”,而是1732名拥有枪械的男人。

然而,1999年,作为《青海省地方志丛书》之一、由黄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黄南藏族自治州志》中,提及这场“战役”说:

1958年5月3日开始, 河南县之达参、斯柔群哇、柯生术、外斯等部落公开叛乱后,叛众携带家属、驮帐房杂物、驱赶牲畜陆续向柯生托洛滩集结,企图渡过黄河与甘南叛匪汇合。至5月31日,在该地共集结7487人,其中,可充作战的叛匪1732 人, 所持各类枪1357支, 战马2335匹。

比较以上叙述可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和《黄南藏族自治州志》中所说的牧民人数、拥有枪械的男性牧民人数、以及马的数字完全相同。但当时聚集在柯生托洛滩的牧民人数到底有多少?《河南县志》语焉不详,《黄南州志》则清楚说明,全部7487人都聚集在柯生托洛滩。“甘南叛匪”即玛曲县的欧拉部落,该部落为拉卜楞寺直辖之八大部落之一。1950年代初,果洛地区有一个200余户的部落迁入甘南,因此,扎益仁波切所说当时在草滩上的还包括来自果洛地区的数千人,并非没有可能。

可以判断的是,当时在柯生托洛滩“集结”的牧民,至少有河南县四大部落的7487人。他们中“可充作战”者,即各部落青壮年男人,占总人数的23%;拥有枪械者为总人数的18.12%。也就是说,21.7%的“可充作战”者没有枪,最多只有“各种刀矛”。《黄南州志》中将“乘马”改成“战马”,制造出“骑兵”的印象,可是“战马”比有枪的男人几乎多出一倍,显然这些马不是“战马”,而是逃亡牧民各部落所携带的全部马匹。

这场“围歼战”的过程,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中只有一句话:“……6月1日,持械叛匪全部集结在黄河弯曲部北岸和柯生玛尼滩柯斯托洛乎小山包上,被我平叛部队包围聚歼。”这句话给人的印象是:不足两千名“持械叛匪”在另一片草滩上,被番号不明的解放军某部“包围聚歼”。

根据汉藏两方的描述,“柯生托洛滩围歼战”的地点,在今青海省黄南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东南部,距县城约75公里的柯生乡一带。从卫星图可见,黄河北岸的柯生乡与黄河南岸,甘南玛曲县的欧拉乡之间,黄河绕了两个弯,弯曲部形成一大一小两片平坦的草滩。能够容纳近万人,几万头牲畜的柯生托洛滩应为其中较大的一片,即靠近欧拉乡的那片大草滩。从现柯生乡政府附近的香扎寺到玛曲欧拉乡有两个渡口,一个在香扎寺附近,一个在欧拉乡境内。《青海省志•军事志》中的“1958年平叛略图”标明,6月1日,兰州军区骑1师从东面渡河,兵分两路,从南北两个方向钳状合围柯生托洛滩。卫星图显示,东西向的黄河在欧拉乡附近拐了2个南北向的U字形大弯,从欧拉乡渡河突袭柯生托洛滩,正是南北向的黄河弯曲段。

从《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中可见,柯生玛尼滩曾为“香扎寺农场”的一部分,应该靠近香扎寺,距离柯生托洛滩有一段距离,可能在今毛曲村附近。那里有一大片平坦地区,至今依然可见开垦痕迹。《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所说,“可充作战”的男人全部聚集在一个远离部落的山头,而不是在部落营地四周警戒,这是有违常识的。没有资料显示这几个部落曾经攻击过解放军或中共工作队,他们是逃亡的部落,只想逃避外来的灾难,在这样的情况下,部落里可以作战的男人只是一些要保护自己部落的人,而不是一支有作战目的的武装。这些男人在危险并未解除的情况下,全部离开部落营地,集中在一座小山包上,于理不合。

《黄南藏族自治州志》提供了略微详细的资料:

……此时,黄河对岸欧拉地区已有集结叛匪400余人, 6 月1日晨乘大雾天气渡河支援。解放军骑兵一师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法,于当日拂晓将该处叛匪包围并发起攻击,于当日18时战斗结束。缴获各种枪支1404支,枪弹10976发,刀、矛865把。

从中可见,这场“围歼战”是骑兵1师于拂晓开始攻击,欧拉部落是在早晨,解放军开始围攻柯生托洛滩上的牧民之后,才渡河支援的。这段叙述还说明,作战进行了十几个小时,到下午6点结束。

照理说,有关作战的资料,军方应该更为详细,可是,2001年出版的《青海省志•军事志》中,对这场大战的叙述只有一句话:“6月1日,骑兵第一师在友邻部队配合下,在河南县柯生托落滩歼灭了叛乱武装1200余人。” 然而,“1958年平叛略图”中显示,“柯生托洛滩围歼战”中被“歼灭”的人数为1600人。这些公开资料显示,出版年代距今最近的《青海省志•军事志》信息最少,“歼灭”数字也最低,而且在同一本书中的数据相互矛盾。

几十年后,一个曾在玛曲黄河弯曲部作战的31团士兵回忆:

在老虎嘴我们包围了大量的土匪。老虎嘴四周是山,中间是一片散得很宽的草地。我们在山上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土匪的帐篷白晃晃的一片,草地上还有土匪抢夺的成千上万的牛羊马匹,我们请求空军支援。两架战斗机飞过来了,这是我们这些新兵第一次见到飞机参加战斗,大家都很兴奋,看了一天的新奇。战斗机向下攻击的时候速度很慢,但向上爬升的时候速度很快。飞机的攻击给这股土匪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我们连战场都没有打扫就执行新的任务去了。

他所说的“老虎嘴”是在他的部队用橡皮船架起舟桥,渡过黄河之后的地带,地形符合“柯生托洛滩”的地貌。被包围的地带有大量帐篷和牲畜,也符合藏人回忆和官方透露的信息。

飞机轰炸的可能是甘南玛曲的欧拉部落。该部落5月下旬转场至黄河渡口南岸,距柯生托洛滩不远的地带。《玛曲县志》有如下记载:

5月30日,欧拉一部进至县冷库一带,遭侦察情况的飞机轰炸后稍缓其势。5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玛曲, 6月1日黄河第一弯曲部平叛开始,经过柯生托罗滩等战斗,至8月下旬,迅速平息了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但由于当时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

1958年6月1日,骑兵1师及其“友邻部队”在青甘交界处,黄河北岸的大草滩上,到底做了什么?《黄南藏族自治州志》语焉不详地承认:

由于叛乱的策划者胁迫部分群众参加,在公开叛乱地区形成叛匪与群众混杂,加之叛首及其骨干分子一遇部队围剿,把胁迫参叛的群众驱赶到前沿抵阵,有些围歼叛匪的战斗中对分化瓦解的争取工作做得不够,以致误伤了一些群众。在整个平叛过程中,出现过扩大化的错误。

为保护部落而战的男人,在作战过程中却将自己的家人“驱赶到前沿抵阵”,这是不符合逻辑和常理的。“误伤”了数量不明的“群众”,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才是军方资料对这场屠杀避而不谈的真正原因。

1958年6月1日,青甘两省交界的黄河北岸大草滩上,数千座帐房中的男女老少被激烈的枪炮声惊醒。清晨的雾霭之中,营地弹片横飞,人喊马嘶,血流遍地。黄河南岸欧拉部落的几百名部落武装渡河驰援,有枪的男人拼死抵抗。作战过程中,蒙古部落兵夺取了解放军的几挺机枪,守住一个山口,但寡不敌众,全数阵亡。两路军队的钳状夹击下,退往山地的通路已被阻隔,营地里的男女老少除了坐以待毙死于炮火,只剩下一条路:黄河。

这条路是逃生之路,也是赴死之路。

激烈的枪炮声中,怀抱幼儿的母亲,风烛残年的老人,在子弹炮弹的追逼下,一个接一个跳进黄河。

这是非常惨烈的场景,后人很难相信、也很难想像那天清晨发生在黄河边的战斗。官方正史不会记载正规军队对牧民部落追杀的细节,如今我们只能从当年参与过“平叛”战斗的解放军回忆叙述中,得知这些牧民的命运。虽然无法确定下面这段回忆就是“柯生托洛滩战役”,但是有足够理由相信,同样的情况在这片大草滩上,一定发生过:

叛匪和群众实际上是混在一起分不清的。我们只见身背叉子枪的、挥舞经幡佛珠的、赶着牛羊的、马背上驮着孩子的都搅在一块,在浑浊的黄河里向岸边涌动,拼着命想爬上岸来。而迎着他们的是部队的机枪,随着一阵阵的枪声,一具具尸体在河面漂流,一股股血水溶入河流……

玛曲,来自雪山神界,如吉祥孔雀羽毛一样清澈美丽的河,请接纳你的儿女!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记载了骑1师的战绩。这支红军时代成立的军队,在一支不知是空军还是步兵的神秘“友邻部队”配合下:

击毙265人(其中匪首2人,骨干38人) ,击伤143人(其中匪首5人,骨干11人) ,生俘584人(其中匪首13人,外地骨干40人) ,纳降476人(其中匪首7人,骨干59人) ,泅逃溺水115人,其他原因死亡12人,合计歼匪1595人,占集结叛匪的92.09%; 缴获各种枪支1404支(其中步枪1272支、土枪115支、轻机枪3挺、短枪14 支) ,各种子弹10976发,各种刀矛865把,手榴弹5枚,望远镜5副,银圆1万多元, 人民币1500元, 其他物资多种;逃散叛匪137人( 匪首8人,骨干12人) ,携走枪支约100支。

这段叙述将“集结人数”改成“集结叛匪”,将所有携带武器的部落男人移到“柯生玛尼滩”的一座山包上,造成这些被“歼灭”的人与部落隔离的印象,使后人忘记,他们其实不到当时在柯生托洛滩上全部人数的五分之一。

手无寸铁的6130人呢? 他们显然是部落里的老人、妇女、僧侣,儿童,他们的命运如何?1958年6月1日,有多少老弱妇幼被“误伤”,倒在平坦宽阔,水草丰美的柯生托洛大草滩上? “泅逃溺水”的是什么人?“其他原因”是否处决俘虏?目前公开出版的3份中方资料中,均对此保持沉默。

资料仅仅透露了一点:从破晓到傍晚,柯生托洛滩上的屠杀持续了整整一天。

向晚时分,枪炮声终于停止,草原重归寂静。

苍茫暮色里,夕阳映照玛曲,将红色的河水镀上一层金黄。一河金红的水吟着下游人们听不见的悲歌,淌过血迹斑斑,尸横遍野的草滩,从今生流往后世。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中还提供了另一组数据:

1958年至1961年4年中,全县共捕判、劳教、拘留、集训1513人,占1961年全县总人口的14.44 % ,其中捕判967人,占1961年全县总人口的9.23 % ,据当时复查,错捕错办的即有705人,占全部捕办人犯的46.60 %。

这组数据不包括1958年6月1日,倒在柯生托洛滩上,跳进黄河中的男女老少。

1958年7月15日,中共黄南州委向青海省委提交“黄南地区平息叛乱、发动群众、开展诉苦运动情况的报告”。青海省委于7月24日将该报告转发全省。报告中提到:

……泽库、河南两县,因叛乱平息较迟,诉苦运动正在开展。截至目前,全州共召开了诉苦大会1千多次,约7万5千多人(次)参加,诉苦控诉的有4万多人(次),斗争了600多个恶霸、地、富、牧主和反动的民族、宗教上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由于劳动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反动分子已经完全孤立起来,真是众叛亲离,出现了儿子斗父亲、妻子斗丈夫的生动事例。

那是1958年。随后到来的是席卷大地的大饥荒,大饥荒以后不久就是文革。孔雀河边那些失去了青壮男子的牧民部落,是怎样度过那些年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和《黄南藏族自治州志》均无一字交待。在我读到的所有有关那个地方、那个时期历史的官方叙述中,没有一句话提到过他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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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河,藏语称为“玛曲”,其意有不同解释。据得荣•泽仁邓珠所著之《藏族通史•吉祥宝瓶》,“玛曲”意为“红色的河”。见该书第9页。
2扎西才让(1920—1966),青海和硕特蒙古前首旗末代女王爷,1948年任国民政府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任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区主席,1955年任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县长。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6年自杀。
4《黄南州志》,1032页。
5扎益仁波切:《我故乡的悲惨史》,78页。
6《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731页。
7同上。
8《黄南藏族自治州志》,1032页。
9《黄南藏族自治州志》,1032页。
10《青海省志•军事志》,519页。
11李禄山口述,刘英福整理:“战斗在甘南和西藏”。旺苍县党政公众网:http://www.wangcang.gov.cn/html/article/view/1565.html
12《玛曲县志》,676~677页。
13《黄南藏族自治州志》,1032页。
14扎益仁波切:《我故乡的悲惨史》,78页。
15陈有仁:
16《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731页。
17《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710页。
18“黄南地区平息叛乱、发动群众、开展诉苦运动情况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下),1049~1054页。
(本文已被和谐,翻墙搜寻而成,编者按)
:另一种真实
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de/2012/11/blog-post_9253.html

[西藏甘孜色达:藏人悼念达瓦扎巴遭镇压图片]

《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作者:李江琳

这本书已由联经出版社独家出版。这是相关资讯

不久前我在四川、甘肃、青海藏区旅行了一个多月,专程前往书中写到的几场战役的地点。 到达青海西宁后,恰逢本书清样传到,遂为本书加了付印补记和达赖喇嘛尊者1999年在中央公园演讲时率听众共颂的祈祷词。 因此,这本书以莲花生大师预言始,以达赖喇嘛尊者祈祷词终。

付印补记

本书完稿后,我回国探望母亲。到家后不久,我再次向中国政府某机构提出申请,要求得到去拉萨旅行的许可,申请当即被拒。然而,在法律上,西藏周边四省藏区,即安多和康区,仍然是开放旅行的。于是,我收拾简单行装,驱车在云南、四川、甘肃、青海藏区旅行。

就这样,几年来从资料和采访中熟知的地点,一一出现在我的眼前。在高山、深谷、草原,我寻找那些饱经沧桑的村寨部落,那些曾经辉煌的神圣寺院。我看到了设在寺院大门里的公安派出所,看到以震慑为目的的无数标语和宣传。朋友们曾再三关照我,涉及西藏的话题如今在国内是最为“敏感”的,弄不好就会有人为此进监狱,说话一定要小心。但是,每到一处,我依然随缘顺性,向萍水相逢的藏人老少问询,同体制内干部、生意人、退休老人、活佛僧侣、农夫牧民聊天。我能感受到素不相识藏人的疑虑,他们的恐惧、压抑、悲哀和怨屈,清楚地写在脸上。我用以打破隔阂的工具,是对当地历史的熟悉,特别是1958年“宗教改革”时毁寺事件的了解。

1958年,四省藏区几千座寺院被毁,几无幸免。僧众被批斗,被驱散,被迫还俗,甚至被杀害。藏人以全民族之力,竟一千多年时间积聚于寺院的财富被劫掠,被毁坏,被盗运到不知何处。藏民族千年文明的物质载体,几乎被毁灭殆尽。

藏区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修复寺院,历经三十余年,尽管各地政府把一些重点名寺作为发展旅游业的“面子工程”,投入一定数量的资金,尽管藏民族的普通民众又一次倾力捐款捐物于寺院,如今藏区寺院,仍然不及1958年毁寺前规模的四分之一。在深谷高山或偏远草原上,大片寺院废墟至今仍清晰可见。藏人作为西藏周边四省藏区的主要民族,如今仍然生活在严密监控之下。中国政府强力推行的“爱国教育”、“安居工程”、言论禁忌和逮捕监禁的危险,在威胁着藏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藏文明的生存。

但是,藏民族并没有屈服,他们的精神并没有死亡。在几乎所有寺院,在很多藏人的家里,我都看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高压之下,人们依然在向他们的精神领袖顶礼致敬。这是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只要佛法不灭,这个民族就不会灭亡。

作为这段惨痛历史的研究者,我无法像一个普通旅游者一样,心情轻松地在藏区旅行。一路上,历史与我形影相随,满目皆是半个世纪前那场惨烈战争的遗存。

途中,我特地来到四川和甘肃交界的欧拉草原。连续几天的秋雨使道路泥泞不堪,汽车在寒风冷雨中艰难前行,像一个伤痕累累,举步维艰的部落汉子。我站到高坡上,遥望远处的黄河大湾,不禁悲从中来。五十多年前,几个牧民部落的近万男女老幼赶着牲畜聚集在这里,欲图渡过黄河逃往安全的地方,却遭到中共军队的包围屠杀,曾经有数千藏人倒卧在这片丰美草滩上。

我来到附近的一座寺院。除了新建的经堂之外,这座偏僻寺院仍是一片废墟。连绵细雨中,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妇人弯着腰,步履艰难地围着佛塔转经,一圈又一圈。她,想来就是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她的父兄和丈夫在哪里?半个世纪过去了,除了她,还有谁记得他们?

冰冷的雨水顺着我的头发和脸颊往下淌。我将一条来自达兰萨拉,尊者亲手挂在我颈上的哈达系在经堂门环上,默默告慰五十年前那场战争的亡灵:我已经将你们的苦难告诉了世界,你们,不再会被遗忘了。

2012年8月29日,青海

愿贫穷者获得财富,

愿忧伤者获得欢乐,

愿绝望者获得希望,

获得持久的快乐与富足。

愿恐惧者获得勇气,

愿被缚者获得自由,

愿弱者获得力量,

愿人们的心在友谊中相连。

——— 1999年8月11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纽约中央公园演讲后,率五万余听众共颂的祈祷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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