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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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兼任上海市社联常委、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哈佛大学、“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日本爱知大学担任高级访问学者或客座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近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启蒙的自我瓦解》(合著)、《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合著)、《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一书2005年获得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上海
  
  我坐了两个小时车到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和许纪霖先生谈了两个小时,再坐两个小时车回上海市区。摇摇晃晃的车程中,脑海闪烁着许纪霖笔下大时代中知识人的形象。而对许纪霖影响至深的王元化先生和张灏先生,我都有幸采访,不免心生感慨。
  许纪霖回忆1980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光,对理想主义依然充满深情。他在1996年以史铁生为例写了《另一种理想主义》一文,后来成了他的一本自选集的书名。他很欣赏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那种西西弗斯的精神,支持着我的‘后理想主义’,人生是荒谬的,但是人的意义是战胜这种荒谬。不同的时代,我会迷恋不同的思想家,我迷恋过罗尔斯,也迷恋过哈贝马斯。但是精神上,我受加缪的影响最大,他很平和,有一种地中海式的阳光。”
  从1980年代开始,许纪霖关注知识人的精神世界。近年他研究较多的是思想史:“因为内心在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大的问题太多了,所以我不得不回应、思考这些时代的大问题,做得比较多是思想史。但我真正的想法还是要回到历史,把20世纪中国知识人的精神世界能够做出来。我不希望做成史诗性的多卷本,像别尔嘉耶夫写《俄罗斯思想》这本很薄的书,却勾勒了整个19世纪俄罗斯思想,这是我向往的。但是要做好这个东西很难,需要更多地积累人生的感悟,它又和年龄有关。最重要是不要着急,听从内心的召唤去做,不要有功利的念头。”
  许纪霖以前只喜欢读书,不喜欢东走西走。后来他发现,仅仅读书得到的知识是间接的,到现场以后才有强烈的感官冲击。“那种冲击是任何知识不能替代的,哪怕看电影、现场直播都不能替代,它有一种氛围,我们称之为一种‘场’,所以现场感是最重要的。”911事件发生时,许纪霖在美国,现场感促使他深思。“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911当中死去的大部分都是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这是一场人类的悲剧,不是美国的悲剧。后来我到911现场,看到的是一个个人名。纽约消防队半军覆没,死去的人的一张张照片放在那里,给我很大的震撼,那是活生生的人。我最欣赏哈贝马斯的那一句话:‘911触动了世俗社会的一根宗教神经。’我们都以为世俗社会来了,物质丰富了,人民都不再关心内心的终极关怀,宗教的问题。恰恰是911提示着人类:我们过于忽视宗教,忽视人的精神问题,这是亨廷顿说的文明冲突,也在提示着我们要正视文明的问题。”
  许纪霖认为中国从1895年以后的一个多世纪,正经历着一个大时代。研究民国时期的人才辈出,许纪霖说:“同时代人通常看不清楚同时代的人,要由下一代人来评说。能够成才,不仅靠自己的天才,还要靠氛围,要有个风气。今天风气坏掉了,天才也被埋没了。”对自己亲历的时代,许纪霖感慨:“我们这代人真的很幸运,见证了太多的历史。我1957年出生,成为一个大时代的见证人、参与者。一个人活得长有什么意思?如果很平庸,即使100岁我都觉得很无聊。现在每隔十年就会有让人想象不到的变化,让我觉得一生很值。”
  
  崇尚民国范儿正如想念“祖父”
  
  时代周报: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校园里弥漫着理想主义?
  许纪霖:我是1978年“文革”后第一届通过高考入学的大学生。这一届学生,班级里按照年龄排的话,我是倒数第七,大部分都是老三届、红卫兵。我是红小兵,年轻时读的书都是红色的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像塑造我们人格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另外一部分倒是资产阶级的,像19世纪的俄国文学。我们特别迷恋十二月党人,男孩子又特别希望娶到一个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十二月党人被镇压、流放到西伯利亚后-妻子都是一些贵族少妇-她们为了忠贞的爱情,跟着丈夫去了西伯利亚。哇!我们觉得跟女神一样。还有一本书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是一本影响了两代人的书,它描写的是19世纪法国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也充满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文革”前的大学生都读过这个书,都是深受感染。我们那时候也读这些东西,在这一点来说,我们的精神谱系和革命的精神谱系是一脉相承的。
  时代周报:有些老先生说现在大学的理想主义已经越来越稀薄了,是现实主义盛行的时代,他们很怀念以前理想主义的时代。
  许纪霖:我也很怀念。我理想中的大学就是生机勃勃的,不是用李零教授的话说成为“养鸡场”。如今的学生最关心的都是个人的前途,忧虑多些。不要以为我们那时候的前途很灿烂光明,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特别是我是上海人,上海人要离开上海觉得很难,很多人就是因为怕离开上海-虽然他们的水准很高-不考大学。我们考进大学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现实可能就是要分配到外地去,那时候是国家分配到哪儿就哪儿。教育部来指标,四川三个,陕西五个,组织上派到谁就是谁。我们那一届华东师范大学招的全部是上海人,“文革”当中到外地去的知青回来了,这批人肯定是不能再到外地去的,该到外地去就是我们这帮年轻的、没有成家的学生。如果按照今天来看,我们从大一进去就要愁死了:没前途,到外地去,外地对于上海人简直就是像地狱啊!但那时候的整个氛围非常好,谁太早地考虑个人事,谁就被人看不起,就特庸俗。大家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拼命地读书,谈理想,谈知识,关心国家前途,也搞过竞争的人民代表选举,公共生活很丰富。但是私人生活倒是很单调。现在倒过来了,私人生活很丰富,娱乐、恋爱,各种各样。我觉得和上世纪80年代比,现在是一个大倒退。
  时代周报:那时候的老先生还在,你听谁的课印象比较深?
  许纪霖:我在政教系,系主任是冯契先生,大哲学家金岳霖的弟子,也是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徐怀启是中国研究欧洲基督教史的第一人,他是何光沪的老师(赵复三先生)的老师。赵复三先生原来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徐怀启先生也给我们上课,讲西方基督教史。那时候中文系、历史系有很多名家,我们就去蹭课。老先生那时候还在,我们很幸运,能够接上跳过那段,接上老先生的传统-我说的老先生是1949年以前培养出来的。我曾开玩笑说:年轻人永远有一种“弑父情结”,看不起自己的老师,试图打倒他,通过打倒他、超越他,证明自己长大成人。但是年轻人通常会崇拜祖父、特别是曾祖父,因为祖父和曾祖父已经去世了,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也不会成为前进当中的绊脚石。所以,我们今天想念的民国范儿,就是一种对祖父的想象。后来对我个人影响比较大的两位先生,一个是陈旭麓先生,一个是王元化先生,他们也都是从民国走过来的。
  
  后理想主义“追求理想”的过程
  
  时代周报:你在《读书》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研究黄远生的,当时为什么对这样一个记者出身的人感兴趣?
  许纪霖:我毕业留校,组织上分配我去研究中国民主党派。我对民主党派历史没啥兴趣,反而对民主党派中的大知识分子有兴趣。后来我就转而去阅读民国时代的大知识分子的史料、生平、思想。研究黄远生纯属偶然-他不是我研究对象-我很偶然读到了《远生遗著》,也很偶然看到他竟然写了一篇《忏悔录》。巴金的《随想录》里面讲了要说真话,巴金很真诚地忏悔,黄远生的《忏悔录》不就是中国的《忏悔录》吗?巴金之前,中国人也写过像卢梭式的《忏悔录》,这让我很感兴趣。那时候对知识分子也有很多感受,因为“文革”当中有太多人被迫害,知识分子们都跪下了。“文革”结束以后,很多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控诉的都是别人不对,很少有人想想,自己是否为黑暗的帮凶?缺乏的正是这种忏悔。我觉得黄远生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忏悔自己,所以有感而发,写了这篇文章,成了研究的一个副产品。恐怕我写的刚好切合了1980年代,这篇文章今天如果发表的话,相信没有反响,因为现在知识分子不再思考“我忏悔”了,都是“我要”:我要什么,我要控诉什么,都是体制不好。自己都是好的,都是被迫的。那时候我虽然是《读书》的读者,但不认识《读书》的任何人,自己投稿过去,没想到他们就用了,而且一发不可收,后来就成为《读书》的作者。
  时代周报:《读书》以前的编辑扬之水在《〈读书〉十年》里,记录她在上海的编辑活动,好几处还写到你。
  许纪霖:我只是参加了几次而已。后来《文汇报》编辑陆灏约我写一篇《〈读书〉十年》的评论,我在《文汇报》上发了一篇,也是短的随笔。198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有一个启蒙阵营。虽然那个时候争得也很厉害,但还有点赤诚相见的味道。《读书》也好,《二十一世纪》杂志也好,被认为是公共刊物,容纳不同的声音。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分裂了。随着思想的分裂,出现了一个个的山头。现在的知识分子完全分裂了,各自有各自的刊物,有自己的阵地,有自己的人马。
  时代周报:我访问过范用和沈昌文两位先生,讲那时候的《读书》,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时候《读书》的主编都没什么文凭出身,不是大学教授,却可以把《读书》办得雅俗共赏。现在刊物上的一些大块文章,没有多少人愿意看了。
  许纪霖:这也和1990年代中期的变化有关,就是知识分子回到了学术体制。过去的知识分子,一批人在体制里面,还有一批人完全不在学术体制里面,三教九流都有。三联书店从范用先生到沈昌文先生到董秀玉,简直是个奇迹。吴彬、赵丽雅也都没有学历的,但是他们去编《读书》,有很高的造诣,他们知道知识的公共性,知道怎么面对公众来表达。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在体制里,都是写学术论文出身的,文章没有光彩、灵气,太多工匠气。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
  时代周报:时代转变以后,你还保持着理想主义吗?
  许纪霖: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对理想、未来没有那么有信心,被称为一些“后理想主义者”。所谓“后理想主义者”,就是我们不把理想看做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我们追求的不是它的目的本身,而是这个过程,注重的是在实现理想、追求理想过程当中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是“西西弗斯精神”。我从史铁生身上也看到了这种东西,他从个人的情怀等各方面都展现了一种后理想主义。
  
  “新天下主义”,中国要加入建构普世文明
  
  时代周报:你什么时候觉得研究思想史或者研究近代历史,要以一个个人的个案作分析?
  许纪霖:我过去是一个文学青年。第一志愿是中文系,阴差阳错没有被录取,但一直有文学梦。华师大中文系的大家钱谷融先生的话是“文学就是人学”,所以我也一直很关心人的命运。虽然后来我研究的都和历史有关,但我一直关心的也还是历史当中人的命运。我后来做知识分子研究,一开始就从个案做起,关心一个一个的人。人是复杂的,我特别喜欢展现人性中的复杂性,我不大喜欢那种太简单的东西:说英雄是英雄,魔鬼是魔鬼,这是给小孩子讲故事。人是具有神魔二元性的,具有神性的一面,也有魔性的一面。但正是这样,才更体现出人格的完整性。我研究过很多人物:黄炎培、黄远生、张君劢、胡适、傅斯年等等,在这些民国的人物身上看到了我们的影子,有时候我是用自己、用我们这代人的困境去想象那代人的困境。实际上,隔了一个时代,困境感是相似的。我后来发现,好像这些东西写了三十年,竟然还没过时,竟然还有人要看,我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印了1万多册,竟然全部脱销,最近刚刚出版了增订本。
  时代周报:在9·11事件之后,你对“新天下主义”或者“世界主义”思考比较深?
  许纪霖:我们这代人永远不以中华的崛起为满足,我们永远关怀着世界的命运、人类的命运,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根深蒂固的情结,这个情结与儒家的“天下主义”一脉相承。我现在特别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是个文明大国,文明意味着什么?文明是天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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