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县长 省长 九号院(上篇)

赵树凯:县长 省长 九号院(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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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号院 王郁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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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准确些说,是从1979年初到1990年夏,九号院的农村工作机构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迁。第一段即农委(国家农业委员会)时期,约两年,负责人先是王任重,后是万里,他们都是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本职来兼任;第二段为农研室(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时期,约七年,负责人为杜润生;第三段为清查和善后阶段,是属于九号院的尾声阶段,时间一年多。若论政策研究影响,尾声阶段可以说毫无建树,但对于这个院子里的人们来说,这段生活可谓刻骨铭心。在这短短一年里,这个院子里的人们,上至部长,下至普通办事员,几乎都经历了迷茫、纠结,甚至颇有些惊心动魄。若干人的际遇命运由此发生转折。谈到九号院,这段事情无法不说。这段时间的负责人,即清查清理和遣散分配的主持者,是王郁昭。
  王郁昭是九号院的后来者。他调来的时候,我在秘书处工作,日常有所接触。后来,我做他的秘书四年,由此开始多有往还。在九号院的高级干部中,他是我最熟悉最了解的人。谈到九号院在中国农村改革中的兴衰过程,无法不谈王郁昭。谈王郁昭,也许则不应该只谈他在九号院的岁月。九号院是他本人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调来九号院之前,他长期在安徽工作。观照王郁昭跌宕起伏的职业轨迹,聚焦他在县里、地区、省里、九号院的从政经历,某种意义上也是管窥这个变革的时代。
  
  初进九号院
  
  1987年秋天,王郁昭来到九号院。
  九号院里的人们对于王郁昭并不陌生。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82年秋天,在年度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当时他是安徽省委常委;1983年冬天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他又来了,这时候他是安徽省长。我在会议秘书组工作。会议报到时,我负责发放出席证。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召集座谈,或者会议分组讨论,我常常负责签到和记录。作为会务人员,当然见过王郁昭,但并没有什么交流。后来,他多次谈起这两次来京开会的情况,但对我则毫无印象。
  更早进入九号院的同事,则与王郁昭有更多交往。1970年代末期,王郁昭是安徽滁县地委书记,他在万里支持下推行农业家庭承包,支持保护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那时,九号院就很关注王郁昭了。初期,九号院对于万里、王郁昭在安徽的做法持否定态度。中央高层否定家庭经营的政策意见,就是通过九号院发出;包括当时《人民日报》反对家庭承包的重要文章,也主要是九号院所出。那时候,九号院关注安徽,重点是关注安徽的滁县,王郁昭作为滁县地委书记,作为万里推进农村改革的急先锋,自然受到关注。1980年春天,万里调任北京,成为九号院农村工作机构的主要领导人。这时,高层政策意见纷争依然激烈,九号院曾数度召集内部座谈。王郁昭曾两次受邀与会,参加高层政策讨论,此外,他也曾安排地委秘书长或者县委书记来参加过会议。九号院也曾不止一次派员到他主政的滁县去实地调研。九号院的一些同事,对于王郁昭不仅有所知悉,有的还相当了解。
  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存续七年,王郁昭是从外部调来的第二个副主任。第一个是陈俊生,原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当时,我们秘书处曾为他的到来做了不少具体工作,如准备办公室等。但是,任命后他一直没有来上班。大约两三个月后,又一个任命下来,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去了。再后来,他成为国务委员,曾分管农村工作。王郁昭任命后,也是迟迟没有上班,有两个来月未见其人。这在我们工作人员看来,似乎与陈俊生一样,有些不寻常。但是,到了秋天,也就是国庆节以后,王郁昭出现了。一般来说,人事变动都有突如其来的特点,包括突然宣布任免、要求马上交接到位。但是,陈俊生和王郁昭都不是这样,任命是“突然”的,但是并非“马上到位”。陈俊生任命后不上班,旋即又有新的提升,在九号院仅一掠而过,如神龙首尾不见,其发生原因和内部过程至今不得而知。王郁昭开始也没有上班,我们当时也有些议论猜测,但对真正原由不得而知。后来,他自己多次说到其中内情。
  官员的调动,不论在京城还是在地方,历来是官场热点话题。官场中人关注议论此类事情,就如同乡下农民关注和议论田地里庄稼长势和收成一样。通常,人们议论的内容,首先是这个官员的基本情况,如何方人士,曾做过哪些职位之类;如果深入些,则会说到这个人的个性或者工作特点,有何业绩等;再深入一步,有知道更多情况者,则会议论这个人后面什么人在支持重用,甚至直接说是谁谁的人。在九号院的那些年,我常有机会随同一些部级干部出差开会,不同的人可能朋友圈子不同,但是聚会闲谈往往都有这方面内容。当时,对于王郁昭的到来,人们自然也免不了议论,但是没有人说得清楚是怎么回事。因为,官场消息的传播,往往是知情者不肯细说,肯说者又往往不知详情。也许正因为没有确切权威的消息,揣摩猜测才更加热烈。1987年夏天,王郁昭的任命对于九号院来说,显然是重要话题之一。这既是有关部门的工作议题,如准备办公室、配备车辆、安排住所等;也是工作人员茶余饭后的闲聊的话题。那时,我听到的一些议论说,其实九号院并不需要增加领导,王郁昭是上边“例外”调来的;还有的说,他是万里欣赏重用的人。
  对于王郁昭本人来说,调来九号院是一个巨大意外。二十余年前,我刚给他当秘书的时候,他就多次说起过这次调动;现在,在他八十几岁的时候,仍然有时候会谈到当年调动的情况,若干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1987年6月,他率安徽省政府代表团赴欧洲考察,回国后在北京刚下飞机,省里来接的人就告诉他,中央组织部领导请他去谈话。第二天,他去见了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这位领导说:中央决定,他担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不再担任安徽省长。这位领导还说:“你对农村改革有贡献,熟悉农村工作,到北京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王郁昭表态:服从中央决定。同时,他对这种调动明显不解。在接下来的交谈中,他表示,现在更能理解鲁迅文章中关于“横站”的说法,因为需要随时准备转身应付来自背后的袭击。王郁昭借用鲁迅的话,表达了对调动的不满,意指有人中伤排挤。中组部部长显然无意与他讨论,更不回应他从鲁迅文章中引申的问题,而是说:“工作需要嘛”。晚年谈到这次与中组部长的谈话,王郁昭几次都提到了鲁迅“横站”的说法。后来,我在《鲁迅全集》中找到了原话。这段话出自鲁迅给杨霁云的信:“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3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王郁昭回到省里几天后,任免文件通知就到了,他马上与代理省长交待工作,并向中组部领导表示,在安徽工作四十年,对安徽有很深的感情,不想马上到北京上班,而是要在安徽再走走,去一些地方看看。大约三个月后,到了国庆节前夕,他到北京报到。中组部一位副部长和九号院一位副主任到机场迎接他。他到单位报到,并没有到九号院,而是去杜润生家里礼节性见面,算是上任。然后,他又回到安徽,过节后来到九号院上班。
  王郁昭到九号院上班以后,开始几个月没有分工,如他在一本书中所说:“实际上是坐冷板凳”。这几月,他没有具体责任和实际职权,上班主要是看看文件材料,常规性地参加一些会议。当时,在九号院里没有分工的还有一个领导,是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职务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在九号院将近两年,一直没有工作分工,直至再度调走。大约是在1988年新年开始的时候,九号院的领导班子开会,让王郁昭分管九号院下属单位,主要是报社、出版社等。这些工作显然不是九号院的工作主流。不论分工前还是分工后的的情况都显现出,九号院对于他的到来,并没有需要,也没有准备。再联想到,他卸任省长并不马上到位,调令下来几个月后才进京报到。可见,中组部领导所谓农村政策研究的“工作需要”,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调动原因。或者说,让他到九号院,说是更好地发挥他在农村改革中作用,只是一种“说辞”而已。调动背后的真正原因殊为高深。
  
  出任省长
  
  如果说,王郁昭离任省长进入九号院是一个巨大意外,那么,把历史的镜头向后推拉得更长,王郁昭当初出任省长也是一种巨大意外。如果说得更远些,他的从政生涯本身就是一场意外。晚年,王郁昭谈起自己的经历,经常说自己本来是个教师,属于意外从政。
  王郁昭是山东文登人,1941年,他15岁,在威海的一所教会学校读初中一年级。这年冬天,学校被日本军队占领,他辍学。家乡是抗日根据地,他回到家乡担任小学教师,后任校长。抗战胜利,他到威海市担任文教助理。内战爆发,威海解放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他参军。1947年冬天,随大军南下,进入安徽芜湖。渡江战役前,他被留下来,参加接管安徽大学,担任安徽大学军代表兼办公室主任。1954年,他就读中央马列学院,1956年毕业回到大学,先后担任政治教育系主任、教务长、副校长。“文革”中,大学停办,他被下放农村。1970年春,王郁昭被派担任县的领导,又五年,担任地区领导。农村改革破土之际,发生在安徽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在改革历史研究中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在这个过程中,万里作为省委主要领导,王郁昭作为地委主要领导,上下呼应,鼎力配合,推进了家庭承包的艰难突破。万里调离安徽以后,省委政策急剧逆转,一些地、县纷纷退缩。诸多地委书记中,唯独王郁昭不改初衷,艰难挺进。关于万里与王郁昭在安徽农村改革中的故事,本人在《农民的政治》一书中有专门介绍。
  现在看来,1982年10月间胡耀邦视察安徽,也许对于王郁昭不久后出任省长有重要影响,但过程则难述其详。胡耀邦此行的重要目的,是考察安徽领导班子,因为来年春天,省委省政府将要换届。胡耀邦在合肥,先是与安徽省班子成员座谈了两天整,然后去滁县等地考察。在座谈会上,王郁昭第一次见到胡耀邦。会前,全体省委常委在会议室门口排好队,胡耀邦进来时一一握手见面,每个人自报姓名职务。当走到王郁昭面前时,未等他自我介绍,胡耀邦握住他的手说:“你就是王郁昭同志吧,你们推行联产承包是有功的。”王郁昭猜想,可能是有领导事先向胡耀邦介绍过他。王郁昭身材高大,在人群中易于辨认。座谈会后,胡耀邦视察滁县地区,王郁昭全程陪同并代表地委汇报工作。
  在与省委班子谈话时,胡耀邦总书记提出了新班子的筹备原则。胡耀邦说:“第一条,能不能达成这么个协议,外面不进人来,你们退下去的也不调走。省委书记、省长外面不来人,要退下来的一个不调走,就在本省安排,可不可以办得通?第二条,怎么安排法?你们常委讨论酝酿成熟,然后走群众路线,中央审查决定。不是中央帮你们定,你们自己商量确定,上面派人帮助,你们自己定。文件讲了,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报中央批准”。(《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P286)。胡耀邦的这次谈话为安徽新班子奠定了基本格局,成为省委考虑换届的基础。可以设想,如果中央有意见从外边调进书记、省长,则省里的考虑就很不同了。关于工作程序,胡耀邦也讲得很清楚,就是省里自己商定,形成一致意见后报中央批准。有了总书记的这个谈话,省的领导班子筹备才正式展开。
  胡耀邦从安徽走后,省里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工作班子来筹备换届工作。这是一个单独而特别的工作班子,由省委第一书记负责,封闭运行,直接与中央沟通。这个班子与省委常委会分立,讨论的事情不经过省委常委会。王郁昭本人是省委常委,但并不参与这个工作班子的筹备工作,也不知道新班子的筹备进展。后来,王郁昭是从非正式渠道得知,在关于新班子的方案中,他是常务副省长。在省内,关于新班子的传言猜测很多,新班子的构成很快就成为公开的秘密,人们基本上都知道在新一届班子中谁将是书记,谁将是省长,有人甚至传说新的书记、省长已经开始了工作。
  1983年3月初,中央通知安徽省委常委全体到京,住进京西宾馆,等待中央领导集体谈话。王郁昭后来回忆说,刚到北京时,以为三两天之内就会公布班子并谈话。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在京西宾馆住了二十来天。期间别无它事,仅仅是等待。王郁昭在宾馆看看书,有时候出去看看朋友,或者逛逛书店。他们也猜想到似乎出现了新情况。3月26日,全体省委常委被接到中南海,参加中央领导的集体谈话。出席谈话的中央领导有万里、习仲勋、胡启立、宋任穷等,他们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其中宋任穷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万里主持了这次谈话。首先,宋任穷宣布新的安徽省班子。原方案发生颠覆性改变,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是新的人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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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5日, 2:30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