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時務 | 夏明 弱主惡政與民主轉型

中共十八大終於落下帷幕,習近平、李克强開始全面接班。海內外期盼政改又開始升溫。新人入閣,給一點「蜜月期」並不為過。再說,即便習、李還未有實質性的言論和作為可以激活我們的樂觀想像,「疑點利益」的原則也該適用於他們。但剛經歷過「高期盼、大失望」的胡、溫十年,從「胡溫新政」落得個「弱主惡政」,大家有點提防和心理準備也可避免被再次忽悠。所以我們有必要問:習、李之下,中國人能否過上不僅有飯吃、有衣穿,還要有精神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好日子?

胡、溫「弱主惡政」的局面與鄧小平强人政治下的「開明專制」(所謂「硬國家、軟經濟」)形成一對矛盾。其實,運用理性選擇的理論,我們很容易解釋這一矛盾,同時還能證明,未來習、李任期,並不能排除出現反民主的專制傾向。而在完全的理性原則支配下,要指望專制者主動進行民主轉型也幾乎是與虎謀皮。

民主轉型的博弈大致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可能發生在强人專制政權下。以鄧小平時期為例,博弈雙方是「强人政權」和「弱勢反對勢力」。從一個有自信的政治强人視角來看,為了持續統治下去,適度的自由化並不會導致翻船,適當給人民鬆綁會一舉兩得。「寬鬆的專制」局面就會隨之出現。對鄧小平來說,選項的優先秩序是「寬鬆的專制」(改革的 80年代和「南巡」後的中國)優於「維持現狀」(十一届三中全會前的中國),優於「收緊的專制」(八九鎮壓後到 1992年「南巡」的中國),優於「民主轉型」。四項選擇分別可以用4>3>2>1來表示利益優化的多寡。不難理解,我們看到鄧小平治理的目標定位是「寬鬆的專制」,他的「改革開放」和「南巡」都服務於這樣的目標。

從「弱勢反對勢力」的角度來看,選項的優先秩序應該是: 「民主轉型」優於「寬鬆的專制」,優於「維持現狀」,優於「收緊的專制」。也可以用數字來表示:4>3>2>1。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選項圖表1(注:每項選擇後面的第一個數字是政權的選擇,第二個是反對勢力的選擇)。其中「寬鬆的專制」是雙方都願接受的主導型策略。

 

從專制强人的角度來看,如果政權本身有足够的自信認定反對力量沒有能力借機推動民主轉型,它就會推行有限的自由化,所以會出現朝野雙方共贏的「寬鬆的專制」局面。例如,儘管 1979年前後有「民主牆」運動,以後在 80年代不斷出現學潮,鄧小平都還能支持胡(耀邦)、趙(紫陽)改革。直至發展到「八九民運」,鄧小平才最終下定决心用「鐵血」政策來彈壓反對派,回歸到「收緊的專制」,並為此付出代價,在國內外喪失聲望。

江澤民即位後享受了「殺掉 20萬,穩定 20年」的好處,可以逐漸把中國從「收緊的專制」向「寬鬆的專制」調試。但「法輪功」趁此時機,試圖碰撞底線,把政權往更寬鬆的方向推一步,結果引起江澤民收網緊綱。過去三十年間,中國民間力量始終處於微弱狀態,未能滋養出强勁的反對勢力,所以,中國的專制主義面對民間抵抗和沉寂,可以在「放」和「收」之間運作自如,中國社會也在「亂」和「死」之間徘徊。

隨着「强人政治」進入到「弱主政治」(比如說從鄧小平演進到胡錦濤),由於反對力量的强弱不同,弱主的博弈戰略可能分兩套:第一,在反對勢力弱小的情况下,弱主的選項優先秩序以及弱勢反對派的選擇同上述「强人專制」下的博弈基本相似。(見圖表 2弱主可能進行部分的自由化,但反對勢力可能想往前走得更遠,弱主擔心失控,可能反而會放棄部分自由化,龜縮到「收緊的專制」選項上去,以避免喪失政權。這解釋了為什麽胡溫起初擺出了「新政」的架勢,但很快擔心失控翻船(尤其是《零八憲章》後),走到「維穩為上」,反而强化了專制政治。

第二,如果反對勢力强大,則可能出現另外一種局面,那就是强大的反對派可以抵制回復到收緊的專制方向,組織抵抗和民主革命,提升「收緊的專制」必須付出的高昂代價(例如,喪失聲望和生命)。民主轉型順利,可以避免暴動起義、朝野雙方網破魚死的破壞性結局。在這樣的前提下,弱主的選項秩序是:「寬鬆的專制」(5>「維持現狀」(4

>「收緊的專制」(3>「民主轉型」(2>「暴動起義」(1)。而反對派的選項優先秩序則為:「民主轉型」(5>「寬鬆的專制」(4) >「維持現狀」(3)> 「暴動起義」(2> 「收緊的專制」(1)。(見圖表3)其中「民主轉型」成為朝野雙方都願意接受的方案,以避免「暴動起義」帶來的玉石俱焚的局面。

 

在圖表3 中,弱主清楚地知道,面對强大反對勢力,任何自由化的讓步都可能出現不可收拾的失控局面,最後走向民主轉型。作為理性决策,弱主不可能推行自由化,而最可能的主導策略是維持現狀。這也就是中國在胡、溫主政期間的不作為局面。對於新接班的習近平來說,他可以得過且過,繼續「抱着定時炸彈玩擊鼓傳花」的遊戲。他也可以加大維穩力度,增加社會鎮壓,走回「收緊的專制」。對於這種可能,已有有識之士警告國人提防「法西斯主義」傾向。

如果習近平不作為,並不能因此减少民變的發生,他極有可能最終淪為「蘇哈托第二」、「薩達姆第二」或「穆巴拉克第二」。如果他尋求反動,刺激矛盾,激發革命,他可能落得「齊奧塞斯庫第二」或「卡扎菲第二」的結局。但歷史也給了習近平一個成為偉人機會:如果他有勇氣、遠見、責任和智慧,順應民主潮流,避免塗炭生靈,成全中國民主化轉型,他就一定能超越蔣經國,成為 21世紀第一偉人,甚至兩千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偉人。

如何破局開啓政治改革的進程?這是當下中國思想界論辯的大問題。歷史學家吳思先生提出了「特赦交易」觀點,試圖通過大赦、特赦貪官來獲得他們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的中立,從而减少改革阻力,最終實現民主轉型。正如我所論述的三種情况所示,這一建議過於依賴理性。如果有理性的專制者看到最終結局是專制崩潰,由他親手加上最後一根稻草的可能性小於「一條黑路走到底」。首先,我們必須明白,大赦的實行主體是誰。如果是由現存掌權者(既得利益集團)來考慮和實施大赦,那麽,對貪官來說,繼續維護現政權的穩固就是永久的大赦。所以,政改不可能出現。如果要由反對派單獨或與既得利益集團交易來實施大赦,那麽,大赦就只能是政治變革的內容和結果,而不會成為它的前提。

那麽,最終啓動政治改革的前提條件是什麽呢?其實是不斷成長的强大反對勢力。中國有沒有反對勢力?反對勢力的力量有多大?李凡在《當代中國的自由民權運動》(台灣巨流出版社,2011年)一書中計算,中國已有三億(20%)「積極的公民社會人口」。仔細分析,維權運動、地下教會、法輪功、訪民團體等都游離出了共產專制體系。《零八憲章》運動、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和組織、維權律師等都明確提出了要推動共產黨政權解體、國家民主轉型。西藏、新疆、台灣和香港也是反對力量的大本營。又據李凡的估算,在未來十年間,中國逃離國家控制和依附地位的公民社會人口可達到總人口40%。可以說,靜悄悄的公民革命正在把中國推向巨變臨界點。而臨界點的突破,民主轉型的發生往往會以各種意外事件為導火線的。

非理性因素引發民主化,這樣例子比比皆是。在清朝末年,國人很難預料到四川「保路運動」和武昌士兵嘩變會牽發清朝垮台和促成民國建立。198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也是由胡耀邦突然去世和北大學生絕食掀起的。波蘭團結工會之所以通過大選獲得政權,是因為執政的統一工人黨高估自己的實力,以為可以掌控選舉,結果在 100席參議院選舉中只獲得一席,團結工會獲得 99席,而且還贏得開放選舉的 35%眾議院議席的全部席位。近來中東「茉莉花革命」更是以突尼斯一小販自焚和「維基解密」的一條突尼斯總統海外存款的消息引起的。

今天中國,鄧玉嬌事件、烏坎事件、啓東和什邡等事件,王立軍出逃、薄熙來受審,香港遊行,釣魚島衝突,接班問題上的中共內訌,藏人的頻繁自焚,新疆維族人反抗,都可能引發中國社會巨變。每年以十幾萬次頻率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也在向朝野雙方提醒,暴動起義可能成為中國不可避免的未來選項。毛澤東在論述革命時說過一句有點道理的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民主革命也不是訂餐吃飯,沒法計劃安排周全。世界民主史既顯示出民主化的全球趨勢,又顯示出民主路徑的多樣化。中國民主化的動力和突破口恐怕也只會來源於社會結構性張力壓力不均、社會矛盾衝突失控、經濟危機加劇以及權勢集團內鬥或决策失誤等非理性因素。

民主化過程和道路很難用理性原則來預設和執行。但理性準備並非毫無價值。其實,加强反對派精英的溝通和對話,培育反對運動人員中的互信和社會資本,增進反對派精英的團結和整合,建立起有效的反對黨,恐怕是中國民主轉型能够在理性的指引下推進的最重要保障。也只有建立起一個有效的和有合法性的反對黨,反對派才有資格代表民眾决定是否、如何與執政集團談判「大赦交易」。

期盼「青天明君」橫空出世,給我們帶來有自由、有尊嚴的生活,恐怕最終又會落得竹籃打水一場空。相反,如果中國人民繼續推動公民社會的成長,拋棄恐懼,排除私心,雲集聚合成為反對黨,就可以掌握歷史的主動權,有能力抵制中共繼續走專制老路,提防它走新法西斯主義的邪路,强迫它走上自由民主的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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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7日, 1:45 下午
分类: 网事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