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在全国开枝散叶的“广东模式”

作者：信力建 

中国改革的基本路径是深圳学香港，广东学深圳，全国学广东。在中国模式的论述语境中，广东模式是中国模式的地方样本。

中山大学肖滨教授曾如此阐述“广东模式”的历史起源：广东模式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精英主导、社会推动四种合力的产物。广东模式的历史定位是，从以前僵硬的国家吞噬市场和社会的一体化体系向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分化、良性互动格局转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是广东模式的精神内核，不断为旧体制注入新元素的制度创新是广东模式的实践品格。广东模式面临来自表层和深层的双重挑战，其未来转型取决于改革开放大业在广东和全国的深入推进。这里的“广东模式”显然不止于经济发展模式，还有政治制度、人才培养、文化理念等方面。

在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大上，新当选的七位政治局常委有三位是在广东历练过的，包括张德江、王岐山和张高丽。张德江2002—2007年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王岐山1997—2000年曾任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主管经济工作。张高丽，1984年后进入广东政坛，曾任广东省副省长兼省计委主任，深圳市委书记等职。

除此之外，在广东担任过要职，并处中央高层的，还有李长春、李鸿忠、林树森、于幼军等。李长春曾在1998－2002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鸿忠，曾任广东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现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树森，曾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市长，后调任贵州省省长，现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于幼军2000年任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现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广东省，俨然成了全国、中央部门的“黄埔军校”，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官员。

这是因为，广东长期以来是中国最具活力、经济最为开放的省份。现在日渐形成一种观点：经济自由需要更为开明的政治思想观念与之相匹配，这就是“广东模式”。

从经济发展层面来看，作为中国开放的先驱且拥有中国第一个特别经济区深圳的省份，广东是全国最大的省级经济体。2011年广东GDP为5.3万亿人民币（合8，186亿美元），与荷兰相当。广东毗邻香港和澳门，是中国制造业和贸易枢纽。处于沿海利好位置的广东，经济增长还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外资、技术、专业知识、管理和市场。广东的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8%，贸易额占GDP（2011年）的91%，外国直接投资已多年位居各省前列（2011年为218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19%），而其中55%以上进入制造业。

自1980年代中国经济开放以来，广东庞大的制造业及合资工厂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例如，生产iPhone及其他诸多IT产品的富士康在中国雇工超过1百万人，其中一半在深圳。

除制造业外，广东还是金融中心（主要在深圳），具有多层次资本市场，且重点扶持中小企业及创业型企业。广东还是诸如腾讯、中兴及华为等世界级高科技公司的发源地。随着金融危机后出口的放缓，广东的本地企业已设法扩大了内销，其内销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由2009年的67.6%上升至目前的70.2%。

除了得益于全球化，广东的私有化企业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强。国有控股企业仅占到工业总产值的15%左右，始终低于全国水平，由1998年近50%的高峰降至2010年的27%。虽然全球化和私有化对广东过去二十年来令人惊叹的13.6%的GDP增速作出了贡献（全国GDP增速为10.1%），但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维持目前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产业升级。

普遍的共识是，经济发展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理念的先进性相结合，才可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也更有持久的发展力度和空间。面对在以往不想碰不愿碰不敢碰的敏感区，广东却没有绕着走、避着行，而是正视问题，并用自己的探索实践去闯出一条新路。作为先发地区的整个广东，都先期遇到了社会深刻变革所带来的种种挑战：经济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社会矛盾增多、管理难度加大。经济改革与发展“腿长”、而社会建设与管理则“腿短”。深入进行行政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改变跛足局面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广东屡屡得到“尚方宝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试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作报告说：“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这个颠覆了几十年宣传口号的豪言壮语，为广东进一步推动改革立下决心。近年来，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改革有：

2008年9月，深圳市将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三种社会组织列入首批“直接登记”的试点。

2009年，广州市全部114个政府部门公开2010年预算，随即因为蜂拥而至的下载浏览而“瘫痪”了。这是国内城市第一次在网络上将政府“账本”完全“晒”在了阳光下。

2009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在维持顺德区目前建制不变的前提下，除党委、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系统及需要全市统一协调管理的事务外，其他所有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事务，赋予顺德区行使地级市管理权限。

广东省民政厅起草《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明确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陆丰市的乌坎村因村干部吞地贪污发生群体性事件，广东省委工作组不仅没有采取镇压措施，反而肯定了乌坎村群众上访事出有因，大部分诉求是合理的，并最终承认了村民的选举权，由村民一人一票民主选举出新的村委会，危机最终得以化解。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此前已获国务院批覆先行先试的广东省，率先于11月26 日推出《广东省「十二五」时期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试方案》，力争到2015 年成为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行政效率最高、行政成本最低、行政过程最透明的先行区。

文化传播方面，从90年代后，广东趁着改革的春风，逐渐主导着全国文化方向特别是传媒业的发展核心。虽然广东地区也必然受到威权体制与威权文化的影响，但是广东当地的市场文化、个人自主精神也同样比较突出，其“市场取向”特征比较凸显，其中广东南方系报刊却是全国思想最开放的新闻平台。

我在《改革为何选择南方》一文曾分析过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迁移，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格局的现象。这要追溯到宋朝，文化重心倾向于南方得到明显的增强。“靖康之难”宋室南渡之后，人才聚集于南方，在已有的物质和经济基础的支持下，南方逐渐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的重心，北方文化由此衰微。

随着宋代以来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迁移，文化在南方获得了普遍的洗礼，在这个氛围下，素有鄙夷意味的“南蛮”之称渐渐甩开。加上后来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发展，南方人在近代时期比北方思想上、生活上要显得开明和先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南方经济快速发展，对外来的新鲜事物和思想都有较早的接触和灌溉。无论是经济制度、商品贸易抑或西方思潮，都是从南方率先着陆，进而“问鼎中原”。影响从小到大，由微见著，小至家电、饮料，大至思维、言论，南方相对都比北方要开放得多。

在言论上，南方的文化软实力也是极具特色，对真理真相真知的追求不亚于北方甚至西方。如具有代表性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受到了普遍的良好口碑，这也得益于文化重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南方报业堪称媒体人的“黄埔军校”，十多年来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媒体人员。据统计，有约200多人分散到各地担任媒体界的重要职务，他们在新的岗位上传播着新的媒体思想和普世理念，并且成为所在单位的主流思想和领军人，影响着广泛的“后来者”。如网易副总裁杨斌，腾讯网总编辑陈菊红，新浪网副总编辑孟波，酷6网副总裁、总编辑陈峰，中国网络电视台副总经理夏晓晖，21cn网总编辑曹西弘，《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阳光杂志》总编辑程益中，《博客天下》、《财经天下》周刊、《人物》杂志发行人荣波等等。南方评论的敢言特色，也影响和震荡着老气横秋的官媒，现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评论风格也都逐渐吸取南方报业的精髓，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当然，广东目前还存在发展方式粗放、结构性矛盾突出、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环境资源承载力不足、城乡区域发展失衡、经济社会转型核心动力不足、社会民生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等矛盾，但允许改革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这些矛盾的存在都无碍于它冲破制度桎梏，作为一个中国未来改革和发展模式的样本走向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