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至，农民工讨薪又成焦点。悉尼科技大学的传媒学教授孙皖宁将目光投向了讨薪事件曝光过程中农民工与媒体之间的互动，并分析了事件背后塑造媒体逻辑的政治动因。
孙皖宁认为，在农民工讨薪过程中，媒体的介入是使单纯寻求经济公正的事件得到公众广泛关注的重要推动力。但同时，媒体的决定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体制的指导和命令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与维稳的要求是其中的关键。
在进城务工的农民中，约有30%从事建筑业，但恰恰是建筑业的农民工工资拖欠严重。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没有独立于政府的工会组织为工人提供有效保护；二是尽管政府要求建筑公司与工人签订合同，却很少有人真的这样做；三是由于资本和权力在建筑业的复杂关系，建筑业本身受到多重力量的约束。
基于对北京市郊建筑工宿舍的实地考察，研究者发现：农民工最在意的是工薪能够按约定数量按时支付，并会权衡为争取此种权利所面临的利弊风险。即便缺乏传播理论知识，他们也能意识到：将行动扩大至社会公共层面，对维权行动有重要意义。
研究者运用三个案例，分析了媒体逻辑与政治制度在农民工发表诉求、争取承认与补偿时的作用。
第一个案例是个“政治神话”。2003年10月27日，温家宝总理路过重庆龙泉村，熊德明上前向总理反映她丈夫的2300元工钱被拖欠。总理当即指示地方政府要解决好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六个小时后，她拿到了被欠的工钱。在央视对此事的报道中，重点突出的是党国对底层人民的关怀。熊德明破天荒得到了向总理求助的机会并获得了成功，这个“政治神话”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讨薪风暴”。
第二个案例以悲剧收场，但是是唯一在讨薪失败之初主动寻求法律途径的案例。2005年，甘肃建筑工人王斌余由于父亲生病急需用钱，向包工头讨薪5000元未果。王斌余向劳动部门和法院求助，而法院受理案件的整个程序长达六个月，工头始终不付工资。绝望之下，他持刀杀害了工头4人，被判死刑。新华社对此事进行了详细报道，对王斌余的处境表示同情，并呼吁社会公正、经济公平的回归。
对于农民工来说，依靠法律手段讨薪的时间、资金成本过高，远大于收益。当合法、理性的诉求渠道受到阻碍，非法的极端手段成为他们的选择。第三个案例发生在2002年底，深圳工人罗成海在施工中受工伤，无法承担高昂的医药费。他的妻子黄芝琴爬上工地塔吊，采取“跳楼秀”的方式逼迫施工方迅速赔偿。警方到场进行施救，经劝解，施工方被迫“不按程序”答应了罗成海的要求。彼时的媒体一边倒地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悲惨遭遇感到悲伤并谴责资方，同时也有一部分人批评农民工讨薪方式之极端、非理性与对法律的无知。继而，这种被媒体称为“跳楼秀”的讨薪方式被竞相模仿，不到一个月，同一家公司的另一民工也采取爬塔吊的方式“假跳楼”，却被警方处以治安拘留15天。
作者分析，在讨薪事件中，媒体帮助弱势群体在社会不公的事件中表达诉求，有利于监督企业主遵守法规，利于社会公正议程的建设。但同时，媒体的过多报道也刺激了务工人员对极端讨薪手段的模仿行为，同时也暗示政府对企业违法拖欠劳工工资这一现象的管控不力。
实际上，此类报道的时机通常与一定的政治目标相联系。胡温政府上台初期，这类悲剧事件被广泛报道；但当十六大提出“和谐社会”的目标后，媒体报道此类“社会内部矛盾”的方式有了转变。他们甘愿“退居幕后”，把事情移交治安方面处理，呼吁农民工采取更为理性的合法渠道去解决。媒体也开始反思“跳楼秀”这样的报道方式，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就批评“跳楼秀”的说法具有侮辱性，有一定的嘲笑意味。
最后，文章对农民工通过媒体表达讨薪诉求的成效进行了分析。尽管工人以死相威胁的事件发生多起，工人工资被拖欠的现象仍然未得到改善。不过，即便如此，很多工人仍然认为以自杀相逼、并通过媒体报道是最有效的解决手段。而在此传播过程中，政府的政治导向是形塑媒体逻辑的最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Wanning Sun.Desperately seeking my wages justice, media logic, and the politics of voice in urban China . Media Culture Society 2012. 34 864 DOI 10.11770163443712452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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